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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反应很多，其主要者为：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作出决议，发表告民众书并电本省各军事领袖及青海、宁夏两省，告知“此次事变系局部问题，望各保境安民，维持秩序，切勿发生误会，引起纠纷。” 甘肃地方主要实力派，表面上是倾向临时省政府的，如鲁大昌复电表示愿就委员职，并说：“大憝既除，人天共快。而马廷贤屠杀陇南，罪恶昭彰，此间已准备一切，待命出发。”陈珪璋在复马文车电文中说： “元恶既除，庶政待理，我兄统筹一切，力任艰巨，弟当竭力拥护，始终不渝。” 青海主席马麟和师长马步芳在八月三十日复电中表示： “甘肃地方重要，马鸿宾既奉令管押查办，军事政事又得兰波（雷中田号）总司令、心竹（马文车号）既各委员协力维持，此诚甘民之幸福。惟省城秩序虽已如常，导河（临夏旧称）一带骤闻兰城局面变更，人心不无浮动，拟派第九师马继融旅（当时驻在兰州）开赴导河，以资弹压而维秩序，想亦诸公所赞许也。至马鸿宾既经看管，仍请优予待遇，听候中央处分，勿以政局牵及种族问题。” 当时甘肃省内外的部分群众，对于马福祥父子叔侄在甘、宁各省的扩张主义很有反感，其中也包含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汉回仇视成分。如甘宁青旅平同乡会在通电中说：“马福祥以昏庸老朽之官僚，侧身中枢，自以为精通西北政情，俨然西北霸主，主席出自朕手，舍吾侄其谁哉！而不知甘肃祸变实种因于此。马鸿宾德不足以服众，力不足以制人，莅甘一年，变乱迭兴，挑拨离间，无恶不作，陇东陈、黄之战，陇南韩、马之争，均由该氏从中作祟，冀取渔利。”最后“吁请政府另简熟悉西北政情之大员，从速赴甘，解决甘肃大局，救甘民于水火。”又如以“旅京沪甘肃公民”名义发出的传单，着重驳斥当时马福祥在南京发表的声明中为马鸿宾辩护的各点。
   兰州教育界人士高文蔚曾上书马文车，指责马鸿宾庇匪殃民的事实，说： “当马鸿宾主政宁夏时，祸甘匪首马廷贤、马仲英败窜宁夏，受其庇护。及冯部东下，甘肃空虚，先纵马廷贤长驱入甘，屠杀陇南；继纵马仲英树旗中卫，劫掠甘凉。至主甘政后，将屠城礼县之韩进禄，焚杀洮西之张彦明等引入省垣，位之高官、从此匪患益深，而民众不敢言匪矣！”同时歌颂马文车的所为是“革命措施。” 临夏回教“胡门”教主马国栋在九月二日也发表“劝告临夏父老书”，对这次事变，解释为“毅然改革政治，兼为局部冲突与大局不生问题。甘肃新政府成立，各界欢欣，马前主席奉令看管，特别优待；对于陇上五族民众一视同仁，决无彼此之分，慎勿疑惧”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