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五四”运动后，甘肃秦腔戏在陕西“易俗社”的影响下，也或迟或早地起了变化，新生力量逐渐露了苗头，社会生活题材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剧作逐渐出现。其组织演出和剧团制度方面， 亦渐出现设棚挂戏，组织班社，并招收学生开科训练的新形式。 这都是这一阶段的特点。而在农村，很长一个时期仍是保持着南路戏的风味，豪放高亢。而唱做并重与工架为主的一派，因其对象仍在农村而变化较慢。在兰州，则有平凉一路陕西新秦腔戏的潮流首先波及。因而在兰州首先出现了学社制的剧团组织，戏剧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有了改变。其趋向是以市民为对象，不再是庙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兹分以下儿个方面加以叙述：(一）在剧团组织形式方面，旧戏班逐渐被摧毁，代之而兴起的是学社制。其特徵是有资方，有演员，突破了江湖分账制度，演员有定额包银或工资，艺人生活比较有了保障。这种经营是资本主义方式，资方有很大的利润剥削。于是不少人，有的是戏剧艺人，有的是以发财为目的的企业经营者，看到这种新行业有利可图，便起而插手办学社。学社制，不仅剥削艺人，而且以招学生训练新生力量为名，对青年幼童进行剥削。这在外表上是推翻了旧的师徒制度，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其剥削之残酷， 并不亚于师徒制。
  一九一三年前后，陕西秦腔艺人朱怡堂（紫娃）来兰组织 “化俗社”。这是兰州秦腔戏班由江湖形式赶庙会演出转入开设剧团售票营业的开端。地点在旧县门街（今武都路）三圣庙内。 其基本演员郗德育（麻子红）、唐玉麟、杨三保等比较有名，都是由陕西议定包银邀约来的。开业以来，兰州市民非常欢迎。由于营业旺盛，该社又先后从西安“三义社”、“易俗社”约来了王文鹏、安鸿印、王得孝、萧彩方、方秃子、田养民、施学易、 朱训俗、路学易、常春燕等来兰演出。为了减轻学社接角花费负担，该社又仿“易俗社”的办法，招收学生，以老演员作教练。 第一期招收二十名学生，经过半年后，就能登台献艺，其中优秀者有周正俗、郗化民、任易俗、李育俗、李化仁、谭化美等。
  在此之后，于一九二七年由王得孝、安鸿印合资组织了“维新社”，从西安邀约了陈景民、田德年、刘金荣、雷振民、唐发荣、张朝建、周登科等，又在兰州凑集了些演员，在侯府宅子大金台挂戏。未及一年，由于戏箱太旧，阵营不强，内部合作不好，即告停顿。而其主要原因，则是有些劣绅地头蛇之类，想捧另外一些人组社，“维新社”自然要失败的。此后不久，由万顺堂药店经理出资，由陈景民出头另组“新兴社”，以原来“化俗社”和“维新社”的演员作班底，有郗德育、岳钟华、党玉亭等参加，仍在旧县门街挂戏，后移双城门。一九三一年后，兰州地方日渐繁荣，陕军来兰加以捧场，营业特别好。陈景民又派人去西安约角，先后接来了毛金荣、王兴博、何振中、刘易平、姜瑶钟、沈和中、何家彦、程镜生、穆九苓、李世英、赵连壁等。陈鉴于接角花销太大，营业虽好，演员包银开支也不少，不如训练学生最便宜。于是，他派其弟从陕西招收来三十余名青年学生， 在兰培养，一年以后，基本上都能单独演出，且在培训期间。也担任了各种杂角，省掉一些班底配角。演出后，待遇微薄，票价并不减低，学社利市百倍，因此挤掉了马坊门街“老班子”营业。不过因当时兰州庙会仍极普遍，市上青货瓜果行业成员仍与老班子有多年的关系，群众基础不错，生活仍不发生什么问题。
  一九二八年，兰州有个受当时政府支持（每月补助二百元） 的话剧团“进化剧社”结束后，全部财产和津贴由甘肃省社会教育推广处接收。为了发展所谓社教，该处改易组织，招收了一批学生，仿效陕西“易俗社”办法，采取秦腔、京剧同时并举的形式，边训练边演出，以社养社。当时的学生有黄致中、梁培华、郜守中、彭安民、李益华、王执中、宋振国等，请麻子红、甘治民、 李生财及京剧演员魏胜奎、陈福禄任教练。因衣箱破烂，拉拢些地方人士出来支持，以魏绍武、水梓、宋复等协助办理，定名为 “兰州觉民学社”，以魏绍武任社长，因为魏有一副戏箱；水梓、宋复喜爱秦腔戏，票戏编剧，算一部分社会力量。不久，魏由冯玉祥调任宁夏省建设厅长，携带戏箱赴任，觉民学社停办， 改名“剧艺训练班”，由甘肃教育厅接办，只训练了一班，也就停办了。这是秦腔戏在甘肃演变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原想步陕西易俗社的后尘，但只排练了几折易俗社的现成小剧目，如《杨氏婢》、《三回头》等，对甘肃秦腔戏并没有什么推动作用。不过从此戏剧事业逐渐为政府所重视，由政府官办秦腔戏，这算开了个头。
  抗战期间，国民党八战区在兰州也组织剧团，各地驻军也有买戏箱办剧团的。例如高桂滋部的军官窦子章，自己就有两副戏箱，后来在兰州组织了两个剧团，独霸了市场。
  甘肃外县秦腔戏的组织形式，如天水、平凉、张掖、武威等县，都由江湖班改组成老板、财东的私人企业班社。这些县地方剧社的老板，还多经营副业，主要是贩卖鸦片，毒化艺人。例如临洮县办戏社的张海清，就是以办剧团作掩护，专干贩卖毒品勾当的典型，解放后受到人民政府的处理。
  在这时期，西北五省之一的宁夏地方秦腔戏，也有了发展， 这就是银川市的“觉民学社”。这个社，本来和魏绍武在兰州办剧团多少有一点渊源，所以也叫“觉民学社”，因为起初这个社的衣箱就是兰州“觉民学社”用的魏私人所有的那一副。马鸿逵于一九三七年接办后，陆续又添了三副，前后又招收陕西学生八十名，宁夏学生一百名，采取以老教新、以老养新的办法，用权势控制演员，控制经费，压制学生，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这个社以康正中等陕西“正俗社”的部分演员作班底，以陕西 “易俗社”的王安民为导演，十年天气，训练了三班学生百余人。马鸿逵曾前后派他的厅局长李翰园、杨作荣负责，及至营业好转后，直接由十七集团军军需处长赵文府一手独揽。每天收入，马鸿逵亲自批办，严然是他的政府组成机构的一个部分。银川市原来有个新华舞台，代表甘肃秦腔戏老派，由一个开妓院的老板王云君领导。“觉民学社”成立后，新华舞台很快便解体了。另外，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也组织了剧团，叫“庚辰俱乐部”，经常和他老子对抗。马氏父子的作风，完全是军阀办戏， 一切是压迫手段，演员学生若敢逃跑，按他们军法处置，动辄是皮鞭抽打背花，一押就是半年。起初有些老艺人，如牛百顺、王文鹏、王正端、王庚寅、何振中、沈和中、崔晓钟、刘毓中以及 “易俗社”全班人马（甲班），由范紫东先生率领，也去过宁夏，大都贪图宁夏的“票板烟土”。马鸿逵专以大烟引诱老艺人。 那一年（约一九三九年），连“易俗社”的甲班学生王天民等去宁夏时，马鸿逵也给每人送了几两烟土。沈和中、崔晓钟被马鸿逵压迫摧残，拘押了一年多。何辑中儿乎跑不出来，后来假充马权卿的副官，暗藏在汽车上才跑回兰州。凡是去过宁夏的老艺人， 大都吃了马鸿逵的亏。
  (二）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就整个西北各省区秦腔来说，因受全国各地其他剧种改革潮流的影响，首先是西安“易俗社”带头，对秦腔戏进行了改革。从唱腔音乐舞蹈各方面，进行创作，特别是创作剧本，倡导反对封建制度，破除迷信。这种戏剧改革在一九一三年朱怡堂等来兰州创办“化俗社”时就传入甘肃，首先是兰州，以后逐渐波及农村，但新旧两派斗争，在各方面都很尖锐。
  (1)剧作方面：明代传奇体裁的大型剧本，由“易俗社”集中人力改编，大量在秦腔界出现了；有些是改编传统各剧，如《燕子笺》等；有的是移植其他剧种。总之，在秦腔戏中有了大量新创作剧本，陕西“易俗社”上演后，获得了市民的喜爱。创作的一些短小精悍的独幕剧，如《柜中缘》、《三回头》、《杨氏婢》等，亦颇受观众欢迎。这些戏，都于一九一三年以后，由陕西艺人陆续带到了甘肃各地。例如“化俗社”创办后演出的剧目有:《三回头》、《柜中缘》、《黛玉葬花》、《春闺考试》、 《杨氏婢》等，大本戏有：《夺锦楼》、《软玉屏》、《人月圆》、《白玉楼》、《白玉瑱》、《鱼水缘》、《重圆镜》、《颐和园》等。陈景民开办“新兴社”，还专门聘请甘肃青城人李干丞先生来兰编剧，创作了《啼笑姻缘》、《桃花泪》等剧本。此后，兰州及全省各县亦有搜集“易俗社”脚本，排练这一类大型本戏者，但往往因剧团条件限制，农村演出观众喜爱不同，发展颇多窒碍。有些军队和政府支持的演员阵容较强的地方剧团，如在平凉、天水、河西及宁夏银川等地，亦爱新剧。而农村庙会及一些小型剧社，对于上演这些新创作的大型剧，仍持拒绝态度。因为第一农民不欢迎，第二剧团啃不动。双生双旦，一场子十几个角，乱哄哄的，农村剧团“七紧八松”，谁能演出？而且长词连篇，重在说教，情节表演和人物刻划不尚形象而只重唱白，这只宜于听而不宜于看，农村野台，人山人海，《三回头》之类的小动作戏，观众老远是分不清什么“回头”动作的。 这虽属于演技方面，而剧本情节亦大大局限了演员动作。一九三九年，“易俗社”在宁夏演出时，范紫东先生改编旧戏《风仪亭》为《紫金冠》。有人说是在隐射马鸿逵。戏编得是不错，就是主题思想仍未脱离《凤仪亭》窠臼。此后，杨作荣也在宁夏编了一本《东窗记》，是以传统剧《疯僧扫秦》为蓝本写的，又写过《香妃传》等剧，大都极为平凡，主题思想模糊，说不清是批判谁，拥护谁。
  (2) 思想内容：这一时期出现的剧本，以“易俗社”而言，表面上剔除了些迷信色彩，口头上戏剧人物也说一些平等自由的话头，但对封建道德的“忠”和“孝”则本本宣扬。“易俗社”以《杨氏婢》一剧为代表，大力宣扬“贞节”思想，流毒更大。
  (3) 艺术形式方面：这一时期趋向纤细文静、冗词长句。以 《软玉屏》为例，胼文对偶，文深句工，农村观众不大欢迎。在艺术方面的改革，是音乐幽雅，鼓板清脆而柔和。
  总之，这一阶段，甘肃秦腔戏在城市上出现了学社式的剧团，采用企业方式经营买卖；在艺术形式上，创作了些传奇体裁，扬封建道德的剧本，再多添了一些布景。而在农村集镇，仍多庙会演出，封建迷信仍占据舞台。秦腔戏为谁服务，戏剧艺人直到解放后才逐渐清楚了。
  (根据杨作荦稿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