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清末民初，甘肃各地秦腔的演出完全为的替地主和资本家在神佛前讨喜欢，请神佛保祐他们利市百倍。所以当时把演戏不叫戏，而叫“献戏”。常见各地会戏演出时，特地在舞台前柱子上高悬一块标明演出剧目和日期的牌子，上边抬头大书“某月日午（或早）献某某戏一本”（有的用黄表或红纸写）。这就明显地说明戏是献给神佛的。会戏在头一天演个午场，叫“踩台戏”，第二天才是正戏。演正式戏的日子一般是这个庙上所敬神佛的什么纪念日。这天一早天麻麻亮，戏班里携带小锣小鼓和简单道具，到神佛廊檐台阶上演出三小折神戏，剧目大都是“赐福”、“洒钱”、“还愿”一类的，只抽一个小场，说几句吉祥话，一般是不唱只说。这时候，会长们便忙着上供焚香点烛。戏班还得扮个天官，戴着白胖的长着三绺长须的面具，手执笏板和 “天官赐福”的小红条幅，摆来摆去，每向大众亮相捧起小条幅时，前场喊声“某某会长加官”，这叫“跳加官”。一阵加官跳罢，会长便要放赏，戏班里还得扮个道袍相公巾的小生，向会长们谢赏。记得很早就是站着点头，可没有跪拜，前场仍喊：“谢某某会长的赏”，小生一点头，前场举起所赏的妙票或银币，让大家瞧瞧。清早神戏演毕，加官跳罢，接着就在舞台上演出三小折戏，叫“早三折”，不问台下有没有观众，这是完全演给神佛看的。当然会长们早已敬神散福，酒喝得脸上通红，坐在大椅上笑逐颜开地欣赏了。正会三天，每天早午两场，大会还演个夜场， 便是三大本。剧目都是会长在上演前约一小时才指定，叫“点戏”。一般是点啥演啥，要改演，须请求会长同意，否则便罚包银。清末民初各庙会总演神戏，而演神戏是绝对不通融的。解放后，我参加过临洮县民乐剧团，于一九五三年在临洮、会川等地参加庙会演出。有两次，一些地富乡绅，把持庙会戏的演出，强迫剧团演神戏，一次是在会川地方的索爷庙，一次是在临洮县城西街安基寺。在会川，被剧团坚决拒绝了；在安基寺，演员们一清早偷偷地去演神戏，得了几元赏钱，瞒着剧团的负责人。土改刚完，乡村庙会演戏仍很普遍，“点戏”还是会长们的特权，演出还是为酬神还原，演神戏的要求仍很强烈。这就可以看出，在早期甘肃各地的秦腔由地主、乡绅和资本家们所控制，庙会是演出的主要形式，演神戏又是庙会演出的主要节目。
  设棚挂戏，即在甘肃省会兰州也是较晚的事。早年兰州的 “得胜班”，后来的“万顺班”，一九二〇年前后在马坊门街(现永昌路)挂戏的“老班子”，它们的演出活动主要也是庙会。兰州的庙会几乎经年不断，其组织戏剧演出者，除行业会众外，随戏班经营小摊小贩的市民，也是一个主要支柱。一般情况庙会戏都是三天，由于赶会摊贩集资倡议续戏，往往有演至五天的，这样小摊贩多做两天买卖，戏班乐得多有两天收入，会众也乐得白看几天不出钱的戏。因为戏班和小摊贩们结成了朋友，演员们日久天长也和摊贩们厮混熟了，赊货借债，经济上也有了联系，庙会在兰州有了经济意义。
  (二） 戏既然是为“敬神”而演，演出剧目的内容必然要适合地主资产阶级的口味，以宣扬封建道德和神佛灵应、因果报应为题材，大都是替反动统治阶级说教。我记得早期临洮等县常演的剧目是《回龙阁》、《十万金》、《五岳图》、《九莲灯》、 《富贵图》、《大雪山》、《回荆州》、《游西湖》等，内容方面特别突出迷信色彩。例如演《十万金》时，表演游地狱、大上吊、替死鬼和判官等。《回龙阁》中，薛平贵落马后，一定要演个真龙显形，摆尾摇头。《游西湖》更是阴风飒飒，鬼哭神叫。 若果将这些内容稍加改变，会长绝不答应，一定要扣戏钱。而孙武子雷炮行兵这个剧目的“三雷碗”的破片，有些人还要捡回去，搁在大门顶上，说是能驱妖避邪。还有糊里糊涂弄个大团圆，如《蝴蝶杯》、《白玉楼》等更是不待说的。
  这种封建迷信色彩的秦腔戏，过去在甘肃各地一直演出，直到解放初期，有些农村有人还坚持要演这类剧目。我当时在临洮县 “民乐剧团”担任导演，几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临洮剧团” 当时虽有文化馆领导，但在生活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为了不演含有迷信思想和循环报应的封建剧目，剧团领导和旧艺人之间，剧团和庙会主持人之间，是有矛盾和斗争的。
  (三） 秦腔戏在各地有广大的市场，而在广大的乡村中，演出的场次还较城市为多。农村演戏的舞台完全是露天场子，有些在庙院内，有些在庙外广场，有些是临时搭起的台子。在这样二种场合演戏，观众又是以农民和妇女为主，要考虑效果，就不得不在演技和艺术形式上有所适应，否则观众就不满意，会影响剧班的生意。因此，早期的甘肃秦腔戏在艺术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1) 唱腔一般更为高亢，多配合舞蹈动作，边唱边舞的大代板，很少用流水板，最不欢迎文绉绉地光背唱词而没有夸张的动作。在露天剧场上，观众成千上万，场子里叫卖声、吵闹声本极剧烈，若果舞台上只是文静幽雅地演一些道白多而唱词少，唱词多而动作少，动作细小而不手舞足蹈的戏，观众便会说“太死”、“不知道在干啥”，看了早场就不来看午场。会长们坐在距离舞台较远的佛殿台檐下或专门搭盖的彩棚里，看不见动作，听不见唱词，也就不高兴了。因此秦腔戏在甘肃，尤其在临洮、渭源、 陇西、通渭、武山、甘谷、天水等县，腔调板路形成了特殊风格，戏的气氛一般都很紧张，腔调都激昂高亢。例如《周仁回府》这个戏，“回路” 一场全用代板，二次回到太宁驿时周仁唱的“昨日个去严府曾把贼见……”，四句，也用大代板，而陕西 “易俗社”是用二六板唱的。甘肃南路戏还有许多唱腔方面不同于陕西秦腔。
  (2) 舞蹈动作，甘肃秦腔戏较陕西的“三易社”更为夸张。 这在一般市民看起来嫌它粗野。旦角登场，身段扭扭捏捏得很厉害；净角戏如《搜杯》、《搜车》、《搜府》，须生戏如《盘门》、 《杀驿》、《上关》，舞蹈身段特别多。兰州早年有名的“十二红”，后来的耿忠义，南路戏的保同等，在这方面都有突出的造诣。耿忠义在兰州，初因嗓音不够，就特别以工架补其缺陷，他的工架戏独成风格。南路某艺人欲学其艺，苦无门径，偷偷地看了三夭隍庙会戏，被耿发觉，闹了个不欢而散。因为旧社会艺人非常保守，行里人偷偷学艺是不允许的。后来耿家一派和南路戏有些方面还是揉合在一起了。解放后，在临夏、临洮各地演出的老艺人赵福海，就是一个耿派在甘肃南路教徒弟、演戏多年的著名演员。
  (3) 秦腔戏传统剧目，戏词一般精筒凝炼，忌冗长空泛。甘肃秦腔戏在早期一直保持着这个特点。每段唱词，多则十句，少即两句，重在板路腔词。例如八句慢提板要求每句没有重腔，撩碰闪霍，各须和剧情密切配合。最著名的《玉虎坠》“探监”一场，冯彦在监中唱八句慢提板，都是仄声韵，唱起来悲怆动人。 又如《程婴挂画》中的两句：“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可怜把众烈士命赴黄梁”，就需气力充沛，一句一字动人心弦。甘肃南路秦腔戏特别发扬这种特点的另一原因是，庙会野台子的观众没有工夫欣赏空泛而冗长的说教文章，只要求从工架、唱腔、脸谱等方面艺术综合表现上满足他们的看戏要求，所以一般叫“看戏”，不叫“听戏”。当然戏是唱的，他们希望适可而止，不必唱得太多，这是符合广大农村群众的要求的。
  (4) 音乐方面，甘肃南路秦腔，不仅打击乐器中喜用大锣、 大鼓、大钗，即弦索乐器，如秦腔独有的皮弦二胡、喇叭等，一直坚持使用。皮弦二胡的音色特别强烈，.和秦腔的激昂情调有其不可分割的关系。据传说，秦腔戏最早就是用这种皮弦二胡伴奏演唱的，后来才逐渐采用了丝弦琴。当然，丝弦二胡比较好多了，在旷野荒郊，当夜场秦腔皮弦二胡拉起慢板前奏旋律时，确实有一种悲壮激昂的音响效果，令人振奋不已。但这在城市戏园的天栩四合池子里，便令人刺耳欲聋，故不受市民的欢迎。
  (5) 不尚武打，战斗场面只是耍工架而已。如《芦花荡》中张飞与周瑜之战，《破宁国》中常遇春与朱亮祖、沐英与朱小姐之战，是最典型的。天水“鸿盛班”，据说创始于清光绪二年，班主李某办戏数十年，当京、津、沪、汉剧场竞向全武行大开打时，他说过：“我办的是剧团，不是马戏团，我不要摆把势场的。”这也代表了甘肃南路戏不尚武打的缘由。
  (四）早期甘肃秦腔戏班的组织形式，有以下几个特点：(1)班的组织大都是江湖形式，聚散颇自由散漫，演员稍有演技，即可四出串班演戏。每到一处，先献三天炮戏，即可向班主提出秦加请求；班里公议股份，即可算作演员》如不同意，也须酌送路费，让他好往别处。这种走江湖的风气，戏班艺人特别浓厚。戏班领班大都不在帮便在会，没有帮会支持，戏班就没法活动。（2 ）戏班都有名号，如天水“鸿盛班”，临洮“福胜班”， 兰州“得胜班”、“万顺班”等。各县大都有个或大或小的戏班。地方上要办戏，先物色一个比较有江湖地位而能领导戏班演员的人出来，搭几个艺人作班底，然后再四出勾串，这就会攒起一个戏班来。在旧社会，戏班大都是衙门礼房里掌管的。（3） 戏班收入，一般是公议账份，按场分钱。一台会戏写好合同，班里提几份公账外，演完戏就分账，不等什么年和月。（4）戏班道具，大都是当地有些较大庙会的财物。戏班领用，须交纳租金，这也是剥削艺人之一道。（5 ）戏班盛行师徒制度。拜师礼节，相当隆重，一经拜师，终身尊敬，所谓“天地君亲师”五伦关系，师傅一行，戏班特重侍养，超过其他行业。旧艺人多染鸦片嗜好，走社串班，生活极不安定，徒弟经常跟师傅奔波流浪，衣食都成问题。而教戏又毫无定规，每夜十一、二点钟，大烟瘾过足，兴趣来了，说上两句，不高兴还是白熬半夜，打茶提水，装水烟，倒尿壶。稍能演戏顶账，收入先敬给师傅。徒弟出师演戏， 十年八年，在舞台上仍要靠自己辛苦锻炼，师傅仅仅作个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