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冬，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甘宁青特委正式成立，特委书记为吴鸿宾同志，孙作宾、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四同志为委员，并以孙作宾同志为军委书记，李慕愚同志负责宣传，马豫章同志负责组织。当时甘肃政局亦经改组，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撤销宣慰使署，孙蔚如三十八军陆续调出甘肃。 此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热河出兵，国民党反动派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在江西发动“围剿”我中央苏区红军，对日军则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热河主席汤玉麟败逃北平，日军步步进逼，在长城各口的国民党守军纷纷后撤，日军立即跟踪追击，平津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各国民党中央单位已纷纷南逃，当时特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西北并非长治久安之地。中国共产党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立即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挽救祖国危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全民，共同抗日。 因此特委决定：在靖远游击队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兵变，建立一支抗日革命武装，并且认为靖远靠近景泰、海原，为多民族地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条件较好，于是派王儒林同志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李慕愚同志为政委，便于联系潜伏在水泉一带的旧部。为了便于掩护工作，在邓宝珊的行署中为王儒林同志安排了一个“招募专员”的名义，以公开身份到靖远策划起事。并决定愿随王儒林到靖远工作的同志和以前在游击队工作过的同志部到靖远去，留兰的同志分别在邓宝珊部学兵营、三十八军教导队及有条件的各个部队，伺机策动兵变，由王立元等同志和孙作宾、 李慕愚联络进行。后因种种关系，原计划的兵变没有发动起来， 仅将那部在兰州水北门的守卫部队一描人，经崔仰亭/贺晋年二同志的策动，于一九三三年元月暴动。他们打响了暴动枪声后， 即下城楼过黄河铁桥，正碰上一批大车，顺手将曳大车的骡马牵来骑上，一哄跑出兰州，奔往靖远。这个兵变，虽起义人数不多，却震动了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枪声四起，各城门都紧闭起来，整整闹了一个通夜。
  红旗又在靖远上空飘扬起来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今部正式组成，王儒林为司令，张子明为参谋长，郝新亚、刘宝元、石子健、马子杰为参谋，雒瑞成（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为副官长，史梧亭、乔侠波为副官，成立了两个大队，骑兵大队长杨拴子（藏民），中队长宋某、贾某某、常某某；步兵大队长吕振善、中队长孙绍棠、常焕章、吕明成。另有一个侦查小分队，队长武振善。杨培成、李志彬、郝新亚三人由司令部直接分配在外联络活动枪械与兵源。立时各地原来参加过游击队的同志、朋友和农民们都争相走告，互相串连，从各方面投奔而来，李慕愚又通过邓部学兵营的常子荣同志，从学兵营搞来了一部分枪支，半月之内，又发展成为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仍和以前的游击队一样，回、汉、蒙、藏各族人都有。像大队长杨拴子（藏族）坚强勇敢，每事当先，真正做到了动员团结各民族的抗日统一阵线。义勇军在靖远西原一带和北湾、皋兰北山各地活动。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号召，特委决定正式打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甘肃人民也和全国同样，恨透了日本鬼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退让政策，也激起了极大的义愤， 抗日情绪在各族人民中日益高涨，义勇军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宣传组织群众。
  正当义勇军在靖远活动的时候，孙蔚如部奉令东调，孙有一幕友宋树藩，咸阳人，在孙蔚如任宣慰使时期，曾作过一任高台县长，他还想继续借孙蔚如的关系，再弄个官做，因而衷心希望孙部仍留在甘肃。他听到义勇军在靖远又闹起来了，希望闹的更大一些，就可以把孙部留下来，所以他写信给靖远县长王干侯，叫给义勇军以方便，并说明了他的这一“用心”。王干侯也是靠陕军作官的，因此接信后心领神会。当时靖远虽然组织了民团，但由于上面放松，下面就更乐得不管了。何况游击队和民团多半是本地人，自然就互通声气，各不相犯了。
  同年三月，李慕愚同志回兰汇拫义勇军建立情况。特委决定叫孙作宾同志和李慕愚一道前往靖远视察整顿部队。他们到靖远时，因义勇军尚无固定驻地，所以先到北湾，糜滩一带去找。原来王儒林在靖远起事时，对地方驻军、民团均极力拉拢，况有上述王县长的默契，表面上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特别是民团方面，自己力量既不如国民党驻靖远部队，也不如义勇军，因而在中间互相利用，争取存在，此时驻北湾的民团李团长，早先孙作宾同志在王子元旅任职时，即和他认识，所以他们到北湾后， 即径直去找李团长，碰巧驻靖远的国民党部队李贵清旅的催粮人员正在该地，民团明知孙、李二人是找义勇军的，在军队面前， 不敢公开认账，还假作威风，装腔做势，把孙、李二同志当作义勇军人员，捆绑起来，做出要推出枪毙的样子。不多时催粮军官离去，民团人员又怕得罪义勇军，将孙作宾、李慕愚放开，表示愿和义勇军交朋友。当时义勇军曾抓去几名地方绅士，令其家属以财物和粮食赎领。民团方面即借此派人与义勇军商谈，提出以绅士交换孙、李二人过河。义勇军方面为了营救同志，答应了这个条件，使孙作宾、李慕愚二同志平安到达西原，与义勇军会合。在此以前，义勇军在靖远西原找到一个大恶霸地主展迎福， 打开了他的粮仓，不仅解决了义勇军的口粮，还解决了附近群众的饥荒和春耕的种子。他们放粮之后离开西原过河，到皋兰北山与兰州水北门兵变的崔仰亭、贺晋年两同志所部在红砂砚会合， 当即召集同志共同研究部队整编和今后动向。
  义勇军插起红旗后，风声所至，影响很大。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即将这种情况向蒋介石电报，蒋介石惟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下组织起来，因为他当时正派何应钦、黄郛等到北平和日本商谈投降的卖国阴谋。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在察绥一带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所以他对甘肃崛起的这支西北抗日义勇军，十分担心，立即命令西北诸马，各抽派劲旅“围剿”，并限期“剿灭”具报。
  正当西北义勇军的领导和干部在靖远北原开会期间，敌人调动了宁夏马鸿宾部的冶成章旅、青海骑兵第一师马麟的马虎臣团、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团，还有驻靖远的新十一旅乔维三营从四面八方，向靖远北湾、红砂砚扑来。会议还未结束， 发现敌人来攻。一时枪声密集。本来义勇军宿营四周派有步哨， 因当时天气尚冷，哨兵只顾烤火没有发现敌人，结果被敌包围， 从拂晓开始接融，战斗到当日下午，义勇军拼命抵御，终因敌众我寡，被敌骑兵冲击溃散，有些同志战场牺牲，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等同志三十六人被袁福昌团俘虏贺晋年同志被宁夏军俘去，战场牺牲约在三百人以上。 王儒林等同志被俘后，于当晚连夜押解至后长川，第二天麻麻亮时，敌人查究王儒林，大家即齐声说：“他已骑马逃走了。”王儒林同志自度如解到兰州必无生路，决计逃走。他们住的是一家农民的大店院，在院内吃饭的时候，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暗中对大家说：“我们到兰州该死就死，不死还有奋斗的机会，但是我们的总指挥却不能被押到兰州，大家要想办法让他逃走。”第二天拂晓吃早饭时，王儒林同志机警地挤进一间养猪的小屋里，里面早已隐藏下一位难友武继光，两人同伏在一个空炕仓的破席子下面。饭后哨子一吹，报数起解，敌人发现少了两人，便喊问大家：“那里去了？不交出来，全部杀头。”说着抡起手枪，做出要开枪的姿势吓唬，大家无人吱声，一阵又拿出来一把银元，手里抖着银元作响地说：“谁说出来有赏。”又走到一位小同志面前说：“你说实话，两个人走那里去了？ ”小同志说：“昨晚上你们叫出去抬伤兵的不是人吗？ ”于是敌人四出搜查，到了猪房一脚踢的门扇作响，猪声乱叫，敌人再未细看，即退了出来，王儒林同志就这样脱险了。
  孙作宾、李慕愚同志原是以后从兰州到靖远的，离兰州前原想向禁烟局长仲兴哉要个介绍信，但未来及。此时被俘，即想在敌人讯问时，以此为掩护，因为仲是孙蔚如带到甘肃的，和作宾同志也很熟识。所以作宾同志便想定了这个主意，以便到时开脱自己和李慕愚同志。当这三十多名“俘虏”被押解到兰州时，敌人如临大敌，开出将近一营多队伍，吹号打鼓，庆祝靖远“剿匪凯旋”。大街上人山人海，争看热闹。到兰后将这些同志押至南门瓮城内的一座煤场里，派了监视人员，另派士兵接替了原押解的那些兵丁。第二天邓宝珊行署的参谋长续范亭亲到煤场来视察。随后又移入行署军法处管押。在移入军法处时，把孙作宾和李慕愚两同志另关在一间屋子里。因为在煤场时孙作宾乘他们还在混乱之际，就给仲兴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派我们到靖远善后分局去工作，正碰上王儒林的义勇军，因为我们和王儒林以前就认识，硬把我们留在他那里作客，适逢打仗，竟把我们误会受到牵连……。”这封信通过在三十八军工作过的温益哉转交给仲，由仲的夫人向邓宝珊夫人说通了话。同时军法处还有一位叫田友勤的，是共产党员，他对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也竭力设法照顾，所以才另行管押。
  靖远抗日义勇军将士被俘，在当时兰州确是一件惊人的大事，特委领导同志吴鸿宾与邓宝珊是同乡，邓的行署中秘书长王新令、秘书岳跻山、王教五、副官长杜汉三、副官杨子实、杨嘉瑞、崔镇山，参谋处的周一山、刘风学、邓鸿宾等，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个别不是党员的，也很同情革命。另外在当时行政方面，特委委员常黎夫还继续在省政府当秘书，省测量局长石干峰、善后局长仲兴哉，又都是陕军留在兰州的人，和孙作宾、李慕愚同志既是同乡，又是同事。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刘风学，他和邓的军法处长刘志远同是留苏学生，刘风学的父亲刘守中，和邓是老朋友，刘风学上下活动，发生了很大效力。但王儒林同志原是借邓的招募专员而起事的，并且一次造反未成，又来二次，所以邓部也有人必欲把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查明王儒林同志是否被俘，曾找到几名靖远的乡绅到军法处去查认， 但并未发现有王儒林的踪迹。这几名乡绅中也有认识孙作宾同志的，但他在另一室管押，领认的人根本未去，因此孙作宾同志就脱险了。
  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关押不久，终以证明是误会而获释。其他人也先后分别作了处理。这一战牺牲了几位很好的同志，有郝新亚、吕镇善、史梧亭、李培青、崔仰亭（原为孙蔚如部教导团地下党支部书记）等同志。
  靖远两次武装暴动，都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先后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和阶级弟兄，但也给予敌人以极大的震动，由于兵变从四面八方发生，除靖远外，其他如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领导的两当兵变；李华峰、周凯等同志领导的蓠店兵变；杨林、高鹏飞等同志领导的西华池兵变以及本文前述的兰州水北门兵变等， 此起彼伏的事变，使敌人坐卧不安，造成错觉，甚至互相猜疑， 一九三三年在兰州就发生了甘军与陕军、陕军与陕军的内哄，互相持枪攻击，对垒终日的事件。
  孙作宾同志和李慕愚同志被释放后，李即返回西安。作宾同志也想离开兰州，由于工作关系，组织当时不让孙走。但后来风声又紧张起来，兰州有人说孙作宾是真正的共产党，不能令其漏网。这个消息传出后，作宾同志在兰州已无法工作，且有随时发生意外的危险，乃于是年秋，由杨子实同志持枪护送出兰州城门，在郊区搭车回陕。王儒林同志也被迫离开甘肃，到了宁夏、 青海，后一直在新疆作地下工作，解放后才回到兰州。
  (甄载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