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甘肃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我党地下组织和活动暂时停顿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际，兰州省会发生了“雷马事变”，北洋军阀吴佩孚乘机由四川进入甘肃，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注意，乃电令驻陕绥靖主任杨虎城派兵入甘。当时甘肃经过一九二八、二九两年的荒歉，又遭受了国民军冯玉祥部攻打河州 (今临夏）的所谓“回乱”，从而发生了波及全省的大动荡。杨虎城早想进入甘肃，囊括西北，奉令之后即派其所属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率部向甘肃推进。时甘肃驻军以冯部暂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首，在静宁、会宁一线抵御陕军，经过定西一战，雷部溃不成军，雷只身败走四川，孙蔚如遂进入兰州。
  “雷马事变”之另一主角马文车拥吴佩孚北走宁夏，转往北平； 雷部留甘残余接受陕军改编。其中有驻靖远被孙部改编之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原系苏雨生所部投雷后来甘肃的。王系陕北靖边县人，其所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如副旅长张东皎、团长牛化东、 教导队长苏醒民、营长吕振善、营长兼军法主任王儒林、副官长李罕言、营长沈毅民、连长杨林（原名杨培宇）、杜洪范、张国威、李子彬、排长张秀山、贺晋年、石子健等。
  一、水泉兵暴与靖远游击队王部接受改编后，我党在十七师的负责同志，为了贯彻陕西省委指示，相机发动兵变，建立苏区，计划以王旅为目标，发动兵变，建立党在甘肃的抗日根据地。为完成这一计划，一面由谢子长同志带杜润芝到了靖远，与张东皎会晤，商议起事问题，一面又派在十七师工作的孙作宾以点验王部为名，参与其事。孙抵靖后，即祓任为王部参谋主任，此时邓宝珊的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亦宣布成立，该署亦有不少我们的同志，如其参谋周一山、 邓鸿宾，副官杨嘉瑞、杨子实，学兵队区队长陈云樵等，即邓的高级幕友葛霁云亦为中共党员。因此上下一气，策动王旅兵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为了能使王部整旅起义，派张东皎同王子元直接谈判，而王子元态度暧昧，最后还翻脸将张东皎扣押。在扣押张后第二天，把王儒.林也扣押起来，并将王儒林全营的枪收缴了。经过党的活动和利用王子元、张东皎的私人交情，最后由张东皎向王请求，准张离开部队，王亦作了顺水人情，将张释放。此时亦有同志将王儒林从扣押的一个店内释放送出城门。 张、王被扣后，吕振华率全营出走，在狼山台子被王子元派兵追击畋走。他们先后到了兰州，谢子长同志亦同时到兰，适此时王子元派杜洪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有步枪一百枝，子弹两万发，军衣两千七百套。用皮筏由兰州顺黄河起运，谢子长同志等均混入运军装的队伍中。经过皋兰北山时，乘黑夜将一部分军械强制卸下，藏在来家窑的一个窑洞内封固；将—部分军械绕开靖远县城，由黄沙渡运到离靖远城东北九十华里的水泉堡，并派人进城联络王部的各同志，从速到水泉共同起事。孙作宾暂留王部监视王旅，并随时将王旅情况向我军报告。同年五月廿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在水泉堡竖起了预先制好的有镰刀斧头的“陕甘工农游击队”的旗子，在谢子长同志领导下，宣葙杜洪范同志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东皎同志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王儒林同志为第三支队支队长，谢子长同志为政委，杜润芝为参谋长，邬逸民为秘书长，姜耀为大队长。虽然王部来参加的人不多，而当地群众却纷纷报名参加，数日间即达二三百人。其中回、汉、满、藏各族劳苦群众都有。暴动之初，枪支虽只有长枪九十余支，手枪六支，而刀矛戈斧，每人总有一件，一时声势浩大，特别对当地及附近群众以极大的鼓励积影响。工农红军游击队一起事就提出了“打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 夺来土豪劣绅的粮食，除留一部作军粮外，其余都分E给贫苦群众，从而取得了广大贫雇农的拥护，扩大和提高了游击队的声威。
  水泉兵变之后，王子元惊惶失措，立即整顿部队，派其营长周维邦为总指挥，于六月二日率部向游击队反扑，第一仗即将周维邦打死，但张东皎同志挂彩后被俘，敌人威胁东皎同志把原部队叫回去，被其严辞拒绝，遂遭杀害，由群众张守联，李应琪二人掩埋。游击队即作有计划的撤退，经过裴家堡到雪山寺，因兴仁堡民团欢迎，乃又到兴仁堡，整休二日后，原计划到海原县城，并曾由谢子长同志派人送信给城内的同志，嘱其作内应，城内同志带出口信说可以主动出城会合，谁知又因消息泄露，被王子元将沈毅民、张秀山两部的枪支全部收缴。所以游击队又决定折回水泉。此时谢子长因离开陝北日久，即欲回去；杜洪范负伤要去平凉疗养；邬逸民同志要去兰州，于是分头派人送他们上路。于此乃将第一、二两支队并入三支队，以王儒林同志为支队长，杜润芝为政委。经过调整之后，将部队由宋家河畔转到平滩堡，过了黄河回到水泉驻扎。
  王旅经过此次战役后，惟恐其部下散乱，不敢随便派人出击，不得不向宣慰使孙蔚如求援，孙即令将王旅调防海原，以师部特务营王云山部开赴靖远接防。王旅开海原时，孙作宾同志即辞去参谋主任职务，到水泉与游击队会合。游击队回到水泉后， 许多群众主动要求参加，因此又作了调整，改建为第三、第四两个支队，以王儒林为三支队的支队长，下属三个大队，以姜耀为第一大队长，杨培成为第二大认长，郭映珠为第三大队长，以孙作宾为第四支队的支队长，下属也有三个大队，以李子和为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孙绍棠为第二大队长，杨汝霖为第三大队长。此时全队约有八、九百人。
  水泉堡原是一座残破的堡子，人烟稀少，比较荒凉，但却是通往中卫、宁夏的要道，自从游击队在该处起事后，由于各地群众纷纷往来，带着土产和各种货物，在水泉买卖，一时水泉就热闹起来了。同年七月下旬，敌驻靖远的特务营长王云山，倾全营四个连约兵力向水泉扑来，当有水手詹麻子向我们报讯，游击队立即作了迎击准备。敌一个连先从水泉后山墩墩梁猛扑，经击退后又扑上来，最后把堡子四面包围，以密集的机关枪向游击队射击，后面又用迫击炮连续发射，战士无法抬头，但游击队并不示弱，从拂晓一直战斗到天黑，当晚夜色漆黑，敌摸索到堡墙底下，游击队战士把事先准备的石头滚下去，敌人被砸的乱喊乱叫。敌人最后又以迫击炮、机关枪掩护发起攻势，正在危急之际，忽然阴云密布，接着倾盆大雨，立时山洪暴发，敌人攻势受到挫折，撤围退去。游击队乘此时机，从堡子北面转移，平安退到陈沟，已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后，经过咕辘梁到达石门川， 石门川群众给游击队烧水煮饭极为热情。在石门川整休二日后， 王儒林同志因此地旧部较多，暂留住此地活动，孙作宾和杜润芝同志率队再到水泉折回黄沙湾渡过黄河到北山与原在北山的薛宝山骑兵相会合。游击队到了北山即与宁夏骑兵冶成章部遭遇，作了激烈残酷的战斗，损失极大，大队长郭映珠、苏秀山、杨培成、王金牙（五佛寺人)等数人被俘，被敌杀害于一条山。党组织及时作了研究，认为如长此对峙下去，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有后援，而我则给养困难，尤其是弹药没有来路，决定暂时分散，化整为零，由王儒林同志暂时统率，因他是本地人，在群众中有威信，其他杜润芝、石子健等十几位同志和孙作宾先后潜回兰州，俟机重来。 这次暴动后，转战靖远东北以及皋兰北山一带，前后将近三个月，打过两次大仗，牺牲了许多同志，最后主动分散。王儒林同志于此后不久，因形势不利，布置了地下活动之后，与郝新亚同志一道， 由中卫到了宁夏，后郝新亚又回到兰州。此时甘宁青特委在兰成立，孙作宾电告王儒林同志速回兰州。王即与史梧亭、吕明成、康秀峰四人同到兰州。于是在甘宁青特委的领导下，又揭开了新的战斗篇章。孙作宾等同志回到兰州后不久，杜润芝等也陆续回到兰州。 这些同志回到兰州后，一时找不到掩护的工作，生活成了问题， 幸而孙作宾同志在三十八军（孙蔚如的十七师已扩编为三十八军）熟人尚多，东挪西借，藉以维持，孙部旅长段象武（当时兼兰州警备司令）都曾给孙作宾同志接济过。当时兰州有些陕西帮商人如新文化石印馆的刘玉润，苏益如，菜根香酱园的掌柜康雨农，印侬照像馆的李海潮（地下党员）以及邓宝珊部的我地下党同志，都给回到兰州的同志以积极热情的支援和帮助,使他们能安心地从事革命活动。
  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与战斗经过一九三二年冬，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甘宁青特委正式成立，特委书记为吴鸿宾同志，孙作宾、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四同志为委员，并以孙作宾同志为军委书记，李慕愚同志负责宣传，马豫章同志负责组织。当时甘肃政局亦经改组，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撤销宣慰使署，孙蔚如三十八军陆续调出甘肃。 此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热河出兵，国民党反动派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在江西发动“围剿”我中央苏区红军，对日军则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热河主席汤玉麟败逃北平，日军步步进逼，在长城各口的国民党守军纷纷后撤，日军立即跟踪追击，平津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各国民党中央单位已纷纷南逃，当时特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西北并非长治久安之地。中国共产党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立即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挽救祖国危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全民，共同抗日。 因此特委决定：在靖远游击队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兵变，建立一支抗日革命武装，并且认为靖远靠近景泰、海原，为多民族地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条件较好，于是派王儒林同志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李慕愚同志为政委，便于联系潜伏在水泉一带的旧部。为了便于掩护工作，在邓宝珊的行署中为王儒林同志安排了一个“招募专员”的名义，以公开身份到靖远策划起事。并决定愿随王儒林到靖远工作的同志和以前在游击队工作过的同志部到靖远去，留兰的同志分别在邓宝珊部学兵营、三十八军教导队及有条件的各个部队，伺机策动兵变，由王立元等同志和孙作宾、 李慕愚联络进行。后因种种关系，原计划的兵变没有发动起来， 仅将那部在兰州水北门的守卫部队一描人，经崔仰亭/贺晋年二同志的策动，于一九三三年元月暴动。他们打响了暴动枪声后， 即下城楼过黄河铁桥，正碰上一批大车，顺手将曳大车的骡马牵来骑上，一哄跑出兰州，奔往靖远。这个兵变，虽起义人数不多，却震动了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枪声四起，各城门都紧闭起来，整整闹了一个通夜。
  红旗又在靖远上空飘扬起来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今部正式组成，王儒林为司令，张子明为参谋长，郝新亚、刘宝元、石子健、马子杰为参谋，雒瑞成（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为副官长，史梧亭、乔侠波为副官，成立了两个大队，骑兵大队长杨拴子（藏民），中队长宋某、贾某某、常某某；步兵大队长吕振善、中队长孙绍棠、常焕章、吕明成。另有一个侦查小分队，队长武振善。杨培成、李志彬、郝新亚三人由司令部直接分配在外联络活动枪械与兵源。立时各地原来参加过游击队的同志、朋友和农民们都争相走告，互相串连，从各方面投奔而来，李慕愚又通过邓部学兵营的常子荣同志，从学兵营搞来了一部分枪支，半月之内，又发展成为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仍和以前的游击队一样，回、汉、蒙、藏各族人都有。像大队长杨拴子（藏族）坚强勇敢，每事当先，真正做到了动员团结各民族的抗日统一阵线。义勇军在靖远西原一带和北湾、皋兰北山各地活动。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号召，特委决定正式打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甘肃人民也和全国同样，恨透了日本鬼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退让政策，也激起了极大的义愤， 抗日情绪在各族人民中日益高涨，义勇军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宣传组织群众。
  正当义勇军在靖远活动的时候，孙蔚如部奉令东调，孙有一幕友宋树藩，咸阳人，在孙蔚如任宣慰使时期，曾作过一任高台县长，他还想继续借孙蔚如的关系，再弄个官做，因而衷心希望孙部仍留在甘肃。他听到义勇军在靖远又闹起来了，希望闹的更大一些，就可以把孙部留下来，所以他写信给靖远县长王干侯，叫给义勇军以方便，并说明了他的这一“用心”。王干侯也是靠陕军作官的，因此接信后心领神会。当时靖远虽然组织了民团，但由于上面放松，下面就更乐得不管了。何况游击队和民团多半是本地人，自然就互通声气，各不相犯了。
  同年三月，李慕愚同志回兰汇拫义勇军建立情况。特委决定叫孙作宾同志和李慕愚一道前往靖远视察整顿部队。他们到靖远时，因义勇军尚无固定驻地，所以先到北湾，糜滩一带去找。原来王儒林在靖远起事时，对地方驻军、民团均极力拉拢，况有上述王县长的默契，表面上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特别是民团方面，自己力量既不如国民党驻靖远部队，也不如义勇军，因而在中间互相利用，争取存在，此时驻北湾的民团李团长，早先孙作宾同志在王子元旅任职时，即和他认识，所以他们到北湾后， 即径直去找李团长，碰巧驻靖远的国民党部队李贵清旅的催粮人员正在该地，民团明知孙、李二人是找义勇军的，在军队面前， 不敢公开认账，还假作威风，装腔做势，把孙、李二同志当作义勇军人员，捆绑起来，做出要推出枪毙的样子。不多时催粮军官离去，民团人员又怕得罪义勇军，将孙作宾、李慕愚放开，表示愿和义勇军交朋友。当时义勇军曾抓去几名地方绅士，令其家属以财物和粮食赎领。民团方面即借此派人与义勇军商谈，提出以绅士交换孙、李二人过河。义勇军方面为了营救同志，答应了这个条件，使孙作宾、李慕愚二同志平安到达西原，与义勇军会合。在此以前，义勇军在靖远西原找到一个大恶霸地主展迎福， 打开了他的粮仓，不仅解决了义勇军的口粮，还解决了附近群众的饥荒和春耕的种子。他们放粮之后离开西原过河，到皋兰北山与兰州水北门兵变的崔仰亭、贺晋年两同志所部在红砂砚会合， 当即召集同志共同研究部队整编和今后动向。
  义勇军插起红旗后，风声所至，影响很大。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即将这种情况向蒋介石电报，蒋介石惟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下组织起来，因为他当时正派何应钦、黄郛等到北平和日本商谈投降的卖国阴谋。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在察绥一带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所以他对甘肃崛起的这支西北抗日义勇军，十分担心，立即命令西北诸马，各抽派劲旅“围剿”，并限期“剿灭”具报。
  正当西北义勇军的领导和干部在靖远北原开会期间，敌人调动了宁夏马鸿宾部的冶成章旅、青海骑兵第一师马麟的马虎臣团、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团，还有驻靖远的新十一旅乔维三营从四面八方，向靖远北湾、红砂砚扑来。会议还未结束， 发现敌人来攻。一时枪声密集。本来义勇军宿营四周派有步哨， 因当时天气尚冷，哨兵只顾烤火没有发现敌人，结果被敌包围， 从拂晓开始接融，战斗到当日下午，义勇军拼命抵御，终因敌众我寡，被敌骑兵冲击溃散，有些同志战场牺牲，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等同志三十六人被袁福昌团俘虏贺晋年同志被宁夏军俘去，战场牺牲约在三百人以上。 王儒林等同志被俘后，于当晚连夜押解至后长川，第二天麻麻亮时，敌人查究王儒林，大家即齐声说：“他已骑马逃走了。”王儒林同志自度如解到兰州必无生路，决计逃走。他们住的是一家农民的大店院，在院内吃饭的时候，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暗中对大家说：“我们到兰州该死就死，不死还有奋斗的机会，但是我们的总指挥却不能被押到兰州，大家要想办法让他逃走。”第二天拂晓吃早饭时，王儒林同志机警地挤进一间养猪的小屋里，里面早已隐藏下一位难友武继光，两人同伏在一个空炕仓的破席子下面。饭后哨子一吹，报数起解，敌人发现少了两人，便喊问大家：“那里去了？不交出来，全部杀头。”说着抡起手枪，做出要开枪的姿势吓唬，大家无人吱声，一阵又拿出来一把银元，手里抖着银元作响地说：“谁说出来有赏。”又走到一位小同志面前说：“你说实话，两个人走那里去了？ ”小同志说：“昨晚上你们叫出去抬伤兵的不是人吗？ ”于是敌人四出搜查，到了猪房一脚踢的门扇作响，猪声乱叫，敌人再未细看，即退了出来，王儒林同志就这样脱险了。
  孙作宾、李慕愚同志原是以后从兰州到靖远的，离兰州前原想向禁烟局长仲兴哉要个介绍信，但未来及。此时被俘，即想在敌人讯问时，以此为掩护，因为仲是孙蔚如带到甘肃的，和作宾同志也很熟识。所以作宾同志便想定了这个主意，以便到时开脱自己和李慕愚同志。当这三十多名“俘虏”被押解到兰州时，敌人如临大敌，开出将近一营多队伍，吹号打鼓，庆祝靖远“剿匪凯旋”。大街上人山人海，争看热闹。到兰后将这些同志押至南门瓮城内的一座煤场里，派了监视人员，另派士兵接替了原押解的那些兵丁。第二天邓宝珊行署的参谋长续范亭亲到煤场来视察。随后又移入行署军法处管押。在移入军法处时，把孙作宾和李慕愚两同志另关在一间屋子里。因为在煤场时孙作宾乘他们还在混乱之际，就给仲兴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派我们到靖远善后分局去工作，正碰上王儒林的义勇军，因为我们和王儒林以前就认识，硬把我们留在他那里作客，适逢打仗，竟把我们误会受到牵连……。”这封信通过在三十八军工作过的温益哉转交给仲，由仲的夫人向邓宝珊夫人说通了话。同时军法处还有一位叫田友勤的，是共产党员，他对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也竭力设法照顾，所以才另行管押。
  靖远抗日义勇军将士被俘，在当时兰州确是一件惊人的大事，特委领导同志吴鸿宾与邓宝珊是同乡，邓的行署中秘书长王新令、秘书岳跻山、王教五、副官长杜汉三、副官杨子实、杨嘉瑞、崔镇山，参谋处的周一山、刘风学、邓鸿宾等，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个别不是党员的，也很同情革命。另外在当时行政方面，特委委员常黎夫还继续在省政府当秘书，省测量局长石干峰、善后局长仲兴哉，又都是陕军留在兰州的人，和孙作宾、李慕愚同志既是同乡，又是同事。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刘风学，他和邓的军法处长刘志远同是留苏学生，刘风学的父亲刘守中，和邓是老朋友，刘风学上下活动，发生了很大效力。但王儒林同志原是借邓的招募专员而起事的，并且一次造反未成，又来二次，所以邓部也有人必欲把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查明王儒林同志是否被俘，曾找到几名靖远的乡绅到军法处去查认， 但并未发现有王儒林的踪迹。这几名乡绅中也有认识孙作宾同志的，但他在另一室管押，领认的人根本未去，因此孙作宾同志就脱险了。
  孙作宾和李慕愚同志关押不久，终以证明是误会而获释。其他人也先后分别作了处理。这一战牺牲了几位很好的同志，有郝新亚、吕镇善、史梧亭、李培青、崔仰亭（原为孙蔚如部教导团地下党支部书记）等同志。
  靖远两次武装暴动，都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先后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和阶级弟兄，但也给予敌人以极大的震动，由于兵变从四面八方发生，除靖远外，其他如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领导的两当兵变；李华峰、周凯等同志领导的蓠店兵变；杨林、高鹏飞等同志领导的西华池兵变以及本文前述的兰州水北门兵变等， 此起彼伏的事变，使敌人坐卧不安，造成错觉，甚至互相猜疑， 一九三三年在兰州就发生了甘军与陕军、陕军与陕军的内哄，互相持枪攻击，对垒终日的事件。
  孙作宾同志和李慕愚同志被释放后，李即返回西安。作宾同志也想离开兰州，由于工作关系，组织当时不让孙走。但后来风声又紧张起来，兰州有人说孙作宾是真正的共产党，不能令其漏网。这个消息传出后，作宾同志在兰州已无法工作，且有随时发生意外的危险，乃于是年秋，由杨子实同志持枪护送出兰州城门，在郊区搭车回陕。王儒林同志也被迫离开甘肃，到了宁夏、 青海，后一直在新疆作地下工作，解放后才回到兰州。
  (甄载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