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我们利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时，已经和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而改组回教促进会的工作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人选名单，经地下党领导我们小组拟定，有吴鸿宾、杨静仁、鲜维俊、马明德、吴鸿业等。召开十四坊回民群众会议后，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候选人，选举产生了十三名委员，马慎德和郭南浦、喇世俊都落选了，我们把“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肓促进会，”同国民党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和回民的反动政策相对抗。改选后，马慎德说我们改组不合法，拒不办理移交，国民党省党部也不承认我们改组， 说我们选出的尽是“卖葱卖蒜”的，能办什么教育！我们和马慎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在此时，国民党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下了一条手令，命令回族军阀杨德亮主持另行改选，杨德亮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出示了朱绍良的手令，上面写着：“著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协和各方改选甘肃回教促进” 我们坚决不同意。地下党组织认为：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可以同意参加选举，积极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多选自己的人和接近我们的人进去。改选的结果，我和鲜维俊、马明德、吴鸿业等人都再次当选为委员，马慎德等仍然落选。常务委员中有杨德亮，吴鸿此和我，我同时被选任委员会书记（相当秘书长），我们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起初是党的同情小组，后改为回民特别支部。杨德亮虽然当选为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常委，但他和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有矛盾，和白崇禧也有矛盾，同时他是云南回民，在甘肃没有群众基础，他虽然很反动，但处在上述几种矛盾之中，我们得以利用这些矛盾同他进行斗争，极力限制他在回民教育促进会的作用。
  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十分活跃，我们这些青年人满腔热诚，忘我工作，连车马费也捐做工作经费。我们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设了七所回民小学，在兰州北塔山办了一所中学补习班，后改为“知行中学”，设初中两班，高中一班， 共有一百多名学生，吴鸿宾、吴鸿业、鲜维俊和我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在榆中县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由张杰、金少伯同志负责，并逐步在二十多个县成立了分会。我们经常办壁报，举办座谈会，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作报告，曾请顾颉刚先生作过学术报告，请张仲实同志在小范围内讲民族问题。一九三八年初，进步作家茅盾路经兰州，我们曾请茅盾同志为兰州文艺界作.题为《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讲话全文曾刊登在我们出版的《回声》第一期。
  一九三八年，省工委决定派鲜维俊同志去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然后和另一党员去武汉，向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做好民族工作，并学习抗日救亡进步团体的经验。鲜维俊同志从延安回到西安后，原定另一党员和他一同去武汉，但该同志惧怕日本飞机轰炸，不愿去。地下党组织决定改出我和鲜维俊一同去武汉。到武汉后，董老（董必武同志）和博古同志（秦邦宪）接见我们，在谈话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并介绍我们会觅当时在武汉的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如沈钧懦、史良、 柳湜、张仲实等同志，向他们学习开展抗日民主进步活动的经验，使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学习到不少可贵的知识。我们在武汉和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也取得联系，并决定在兰州成立甘肃分会。为了使鲜维俊同志去延安和我们一起去武汉的行动，不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中共甘肃工委决定采用了一个掩护的名义，并登了报，以迷惑国民党当局。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朱绍良借口统一领导，限制抗日进步活动，规定社团重新登记，实质是取缔进步团体，打击进步力量。他们不准伊斯兰学会宽新登记，我们出版的《回声》也被勒令停刊。但我们用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的名义继续坚持活动，有时也还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召集会议。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组织通知大家隐蔽，鲜维俊同志去了延安，我到宁夏暂时隐蔽，以后也去了延安。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的抗日活动完全结束了，但是党的地下斗争仍在继续。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述，旭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