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接着又向华北扩张，国民党当局的屈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一九三五年十月，当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这一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革命政策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救国的怒吼声响彻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这里扼要介绍一下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和伊斯兰学会的斗争情况，当时，甘肃地处偏僻，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地方封建势力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全省经济民生凋敝，教育文化落后，人民痛苦不堪。兰州各中等学校学生数百人，其中仅有回族学生二、三十人，回族学生和汉族同学一样，对国民党政府和封建军阀的反动和腐败十分不满，但是回族学生却较汉族同学更多受一层压迫，即来自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岐视和压迫。然而，我们并没有屈股于来自各方的压力，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和全国进步学生运动的鼓午下，排除一切阻挠和干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正在兰州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颠沛，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鲁迅先生和左翼文学著作的教育和启发下，我们由同情劳苦大众，进而初步懂得了求解放的斗争道路，我从一九三三年初中二年级起曾以春魂、火花、铁奋等笔名，在兰州各报刊发表文艺作品，以幼稚之笔，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甘肃，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一九三六年， 我们与中等以上七校同学一起游行示威，声援“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平津学生救亡运动，并为声援绥远抗日将士，举行募捐活动。鲁迅先生逝世后，我们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在兰州中学一个班内，宣读悼念文章进行追悼。我们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就得到我党的一些读物，学习马列主义进步理论，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
  伊斯兰学会的新生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兰州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展开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我们一些回族学生认为，回族在甘肃分布很广，除汉族外是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要团结广大回族人民抗日，应该有回族人民自己的进步团体。我和鲜维俊等筹备成立一个回民青年抗日组织,结果国民党省党部不批准，他们胡说“回教人不应单独成立抗战团体。”我们便利用过去的一个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这面老招牌组织起来，我们借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是因为它曾经备过案，不需重新申请批准，从学会的名称来看是个学术团体，实质上是“旧瓶” 装了“新酒”，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我们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会员七十余人，选举产生了干事会，由我主要负责。我们曾举办座谈会、 出壁报、散传单，并多次到兰州回民聚居各坊宣传演讲，受到广大回族群众的欢迎。我们还编辑出版了刊物《回声》，广泛联系了回族青年和回族各阶层群众，但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有一次，国民党察警局强迫命令要在绣河沿清真寺附近城墙上开门，回族群众要求距离清真寺远些，警察局不考虑群众的意见，竟要强制执行，引起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由甘肃学院回族教师吴鸿业出面，召开了兰州十四坊回民群众会议，强烈抗议警察局的无理行动，我代表伊斯兰学会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支持群众的合理意见，批评警察局不接受回族群众的建议，妨碍民族团结，不利共同抗日。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警察局被迫停止在清真寺附近城墙上开门，这次斗争使伊斯兰学会在回民群众中提高了威信。十四坊回民开会那天，曾遨请兰州回教教育促进会派人出席，这个团体是一九一三年建立的，起初叫“回教劝学会”，以后改称“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人们习惯称“回教促进会”）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长期以来把持在一些国民党分子和大绅士郭南浦、喇世俊等人手中，负责人名叫马慎德，他贪污腐化，思想反动，很不得人心。马慎德支持警察局，不参加十四坊群众会议，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回民群众和伊斯兰学会的关系，我们在会上揭发了马慎德的问题，认为必须改组回教促进会，使它不再继续把持在马慎德这些人手中，应成为回族群众自己的团体，这一意见立即得到十四坊群众的支持。
  伊斯兰学会开展工作后，积极参加了兰州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回民群众中有了深刻的影响。但也招致了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不满，围绕着绣河沿清真寺事件和改组回教促进会问题，在伊斯兰学会内部以及与回教促进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伊斯兰学会开始工作时，有在平津读书的甘肃籍回族学生X X X、 X X X回到兰州，他们的思想很右，善于投机，我们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便把他们选为伊斯兰学会的常务干事，可是他们和马慎德勾结在一起，既不同情回民群众对警察局的斗争，又反对改组回教促进会，他们完全成为马慎德在伊斯兰学会的代理人。大家非常气愤，骂他们是“木拿非个”（阿拉伯语“两面派”之意），在揭露他们的问题之后，便将他们开除出伊斯兰学会。马慎德等放出风声说我们带有赤色嫌疑，于是，改组回教促进会的斗争便进一步激化了。=改组回教教育促进会 我们利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时，已经和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而改组回教促进会的工作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人选名单，经地下党领导我们小组拟定，有吴鸿宾、杨静仁、鲜维俊、马明德、吴鸿业等。召开十四坊回民群众会议后，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候选人，选举产生了十三名委员，马慎德和郭南浦、喇世俊都落选了，我们把“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肓促进会，”同国民党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和回民的反动政策相对抗。改选后，马慎德说我们改组不合法，拒不办理移交，国民党省党部也不承认我们改组， 说我们选出的尽是“卖葱卖蒜”的，能办什么教育！我们和马慎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在此时，国民党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下了一条手令，命令回族军阀杨德亮主持另行改选，杨德亮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出示了朱绍良的手令，上面写着：“著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协和各方改选甘肃回教促进” 我们坚决不同意。地下党组织认为：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可以同意参加选举，积极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多选自己的人和接近我们的人进去。改选的结果，我和鲜维俊、马明德、吴鸿业等人都再次当选为委员，马慎德等仍然落选。常务委员中有杨德亮，吴鸿此和我，我同时被选任委员会书记（相当秘书长），我们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起初是党的同情小组，后改为回民特别支部。杨德亮虽然当选为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常委，但他和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有矛盾，和白崇禧也有矛盾，同时他是云南回民，在甘肃没有群众基础，他虽然很反动，但处在上述几种矛盾之中，我们得以利用这些矛盾同他进行斗争，极力限制他在回民教育促进会的作用。
  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十分活跃，我们这些青年人满腔热诚，忘我工作，连车马费也捐做工作经费。我们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设了七所回民小学，在兰州北塔山办了一所中学补习班，后改为“知行中学”，设初中两班，高中一班， 共有一百多名学生，吴鸿宾、吴鸿业、鲜维俊和我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在榆中县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由张杰、金少伯同志负责，并逐步在二十多个县成立了分会。我们经常办壁报，举办座谈会，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作报告，曾请顾颉刚先生作过学术报告，请张仲实同志在小范围内讲民族问题。一九三八年初，进步作家茅盾路经兰州，我们曾请茅盾同志为兰州文艺界作.题为《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讲话全文曾刊登在我们出版的《回声》第一期。
  一九三八年，省工委决定派鲜维俊同志去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然后和另一党员去武汉，向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做好民族工作，并学习抗日救亡进步团体的经验。鲜维俊同志从延安回到西安后，原定另一党员和他一同去武汉，但该同志惧怕日本飞机轰炸，不愿去。地下党组织决定改出我和鲜维俊一同去武汉。到武汉后，董老（董必武同志）和博古同志（秦邦宪）接见我们，在谈话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并介绍我们会觅当时在武汉的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如沈钧懦、史良、 柳湜、张仲实等同志，向他们学习开展抗日民主进步活动的经验，使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学习到不少可贵的知识。我们在武汉和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也取得联系，并决定在兰州成立甘肃分会。为了使鲜维俊同志去延安和我们一起去武汉的行动，不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中共甘肃工委决定采用了一个掩护的名义，并登了报，以迷惑国民党当局。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朱绍良借口统一领导，限制抗日进步活动，规定社团重新登记，实质是取缔进步团体，打击进步力量。他们不准伊斯兰学会宽新登记，我们出版的《回声》也被勒令停刊。但我们用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的名义继续坚持活动，有时也还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召集会议。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组织通知大家隐蔽，鲜维俊同志去了延安，我到宁夏暂时隐蔽，以后也去了延安。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的抗日活动完全结束了，但是党的地下斗争仍在继续。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述，旭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