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罗云鹏等同志被捕后，党的任务主要是巩固和保存力量。由于敌人无法从罗云鹏等同志口中得到甘肃地下党的任何情况，所以兰州市、榆中、靖远、皋兰、徽县、 成县、天水、武都和河西等地的党组织没有继续遭受破坏（一九四一年初，靖远党发生一些问题，与此并无关系）。兰州市委方面，陆云龙同志在工委遭破坏后，接上级通知去了延安，鲜维俊同志也在一九三九年底去了延安，市委工作只能由我一人继续坚持，同时，协助郑重远同志搞好省工委的善后工作。
  一九四〇年冬天，高健君同志（当时是徽县县委书记）由徽县来兰找省工委，这时工委已被破坏，他到办事处找到伍修权同志，修权同志介绍他和我联系。我和健君同志在此以前还不认识，他是榆中县小康营人，原是兰州中学学生，一九三七年去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回甘肃，工委派他到徽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县委书记。那里还有吴治国、山明轩、葛维西（葛定远）等同志。当时，徽县工作搞得不错，发展了不少党员，群众基础好。健君同志对我说徽县有人注意他，呆不下去，荽求工委给他调动工作地区。我劝他回榆中，他说榆中是老家不能去。我让他呆在兰州，他也觉得不妥实。最后，决定介绍他去清水工作， 当时陆治安同志在那里，可以给他安排社会职业。健君同志到清水后，工作也搞得很好，在张家川国立第十中学开展学运，取得一定成绩。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月七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兰州天空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敌人加剧了白色恐怖，根据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同志对局势的分析，不能排除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再次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应该使党的地下组织进一步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重点转向农村打好基础，万一发生情况，可以上山打游击。为了预防不测，坚持斗争，修权同志把不满周岁的唯一的小儿子辗转由办事处送出来寄养在我家里，由我母亲代为抚养，直到全国解放后，孩子才回到父母身边。郑重远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让我以省工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陇南去，以徽县为中心，负责陇南各县（包栝天水、清水、徽县、成县、两当、武都等地，都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 当时徽县县委由吴治国、张杰、葛维西三位同志组成，县委书记是吴治国同志，金少伯、张永禄等同志也在徽县。我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到徽县，住在江洛镇关帝庙，江洛镇北连天水、清水，西靠成县、武都，东接两当，以徽县为中心，山高林密，位置重要，党员和群众的基础也较好。我在江洛住了两、三个月，有一天高健君同志和陆治安突然连夜从清水跑到徽县，吴治国同志把他们领到江洛镇，据了解由于陆治安不注意工作方法，使健君同志有所暴露，不便继续在清水工作，需要另调地区。我考虑兰州方面他们不能去，没有中央或西北局的指示也不能回边区，商量结果，决定介绍健君同志去武都，陆治安去陕西城固。通过武都地下党员王锐青的关系，安排健君同志在武都法脘当了一名小职员（收发员）作掩护，进行工作。后来健君同志在武都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如苏星（张仲鸣）同志等，做了一定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天，郑重远同志回延安途经徽县，要我暂时负责甘肃工委工作，主要使党的组织巩固下来，让我和吴治国同志一同返兰州主持工作。我扔回到兰州后，我有家也有亲戚，社会关系较多，在城乡均可栖身，吴治国同志初到兰州，安身困难， 暂时住在旅馆，后来通过他的同学介绍，当了小学教师以作掩护。不久，八路军办事处留守负责人赵芝瑞同志转来西北局通知，为了保全党的力量，继续撤回一些主要的党员，名单中有我和吴治国等儿个人。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俩便分头出发，经西安办事处返回延安。我到延安那天，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天——十二月七日，至今记忆犹新。
  甘肃工委由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工委机关被破坏，再推及到一九四一年底一些主要党员都先后回到延安，这三年可以说是抗战后甘肃工委的第一阶段。 我们回到延安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在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同志领导下，有孙作宾、郑重远、 陆云龙、吴治国和我参加，认真总结了抗战以来甘肃建党工作， 分析了当时甘肃社会情况。当时民运部陕甘组组长刘庚和民运部秘书郭敬同志也参加了总结，最后并写出了书面总结和《抗战以来的甘肃》—书。半年后，即一九四二年秋天，西北局决定重建甘肃工委，领导机关设在陕甘宁边区，地址在庆阳，工委书记仍为孙作宾同志，起初决定叫我担任工委秘书，因为我要求到党校学习，没有去庆阳。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开始，紧接着又是“抢救运动”，在后来成为“四人帮”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操纵下，搞逼、供、信，把甘肃党打成 “红旗党”，全部在延安的甘肃地下党员都失去了自由，工委虽然重新成立，但基本上没有工作。甘肃白区党的活动也受到影响，虽然党员还都存在，但工作却完全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