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正确主张，在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了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便形成了。
  当时，兰州是我囯西北的重要城市，它既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又是空中和陆上通往苏联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的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驻在这里（办事处处长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前是彭加伦同志，以后是伍修权同志）， 以合法的地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党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则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压迫人民的行为，在城市和农村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
  甘肃工委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甘肃工委），是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在兰州建立的。主要负责人有孙作宾、罗云鹏、刘南生（又名刘日修）、郑重远（又名郑冼霞）、刘杰（孙作宾爱人）等人。孙作宾任工委书记。罗云鹏任副书记领导组织工作，他的本名是张敬载，他到兰州后组织上决定他住在我家里，我当时名叫罗沔，为了应付军警、保甲的盘查和避免引起邻居的注意，我们托称兄弟，因此他化名“罗平”，后来又改为罗云鹏。刘南生负责宣传和学运工作，刘杰负责妇运工作。郑重远担任组织部长，多在靖远、榆中一带工作。我开始搞青年工作和学生运动，担任工委领导下的学委（学生委员会）工作，我的公开身分是甘肃学院的学生。蔺克义来兰后担任过一段学委书记， 住在樊大畏家中，时间不久就走了。樊大畏当时也参加过学委工作，并进行一些公开的文化活动。
  工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不公开来往，以防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工委为办事处提供各方面的情况，办事处则向工委转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文件、电报，传达有关指示，并帮助工委向中央或西北局传递请示或汇报，指导工委工作。由于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几位都是党内久经锻炼的老同志，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斗争经验丰富，所以工委遇到重要问题，常常征求他们的意见或通过他们请示中央。当时，办事处还为工委举办过党建训练班，谢老给我们讲党史，上党课，谈形势。修权同志给我们讲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时我们都是一些青年，革命的热情有余，斗争经验不足，尤其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知识知道的很少，在谢老和修权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提高很快。
  一九三八年冬季，谢老返回延安，刘南生同志也相继离去， 党从延安派来王实先同志接替刘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孙作宾同志也回了边区，罗云鹏同志担任工委书记，中央并派李铁轮同志来兰任工委副书记，郑重远同志任组织部长。蔺克义在一九三八年初离开兰州后，党派来一位青年，名叫惠光前（陕西甘泉人，惠光第同志的弟弟），在兰州时化名李健伍，又叫林亦青， 担任工委的青委书记（当时我也参加青委，和他一起工作），一九四〇年六月与罗云鹏同志同时被捕。当时，党的组织处于地下，根据工作和斗争的需要，负责干部调动比较频繁。
  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甘肃工委成立后，就成为兰州市抗战初期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领导的中心，并从中吸收进步分子，壮大党的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所以党在群众中尤其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知识青年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组织各种进步的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行进步书刊、报纸，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提高人民群众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思想觉悟。很多青年冲破一切阻碍，克服一切困难，去延安寻求革命的真理，或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很多同志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由于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所以党的基层组织很快便在兰州市和附近各县的工人、农民、城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建立起来。
  我由一九三七年冬开始在党内工作，参加工委领导的学委 (学委领导市内各校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初参加青委，公开活动则参加群众抗战组织和校内学生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兰州市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发展很快。但由于抗战前甘肃政治上长期浓厚的封建统治影响，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与破坏，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中传统的弱点，虽然在党的领导下，以兰州市为中心，突破了抗战前的“一潭死水”的局面，使广大青年活跃起来，参加到各种抗战救亡活动的行列里， 经受了革命的锻炼。但是，就抗战开始后甘肃整个形势来看，是 “来潮晚，退潮早”，坚持时间并不很久。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在党的领导下，在兰州比较有影响的群众团体，有以下一些：甘肃青年抗战团开始时，主要成员有万良才、罗伟、谷苞、 郭普等人。当时万良才常去八路军办事处找谢老和伍修权同志， 追求进步，发起组织甘肃青年抗战团。工委为了加强党在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核心作用，派蔺克义、樊大畏和我参加进去，后来在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又有贺进民、王君朗、魏立人以及各中等学校一些党员也参加进去，进行活动。我们参加后，对原来的青抗团进行改组，团长是罗伟，蔺克义（化名刘德纯）担任组织部长，樊大畏担任宣传部长，我担任总务部长（相当秘书长）。青抗团主要活动是组织各种抗战救亡活动，出刊墙报，办油印简报 《甘肃青年》，举办读书会、演讲会，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组织。甘肃学院、兰州中学、兰州师范、兰州工校、农校都成立了分团，各校还进行了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专制的斗争。在外县也建立了几十个分团，比较活跃的主要是榆中、武威、临洮、靖远等几个县，这些县青抗团的领导，实际是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当时兰州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起了主力作用，它的主要成员后来有很多人都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这是甘肃籍在平、津、沪、汉等外地读书的学生，回到兰州组织起来的。当时平、津等地沦陷，他们不能继续读书，面对着国家危急存亡关头，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爱国热忱，组织起来宣传抗日，唤起故乡父老、兄弟、姊妹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主要成员有聂青田（天水人，后来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九年被捕遇害），宋尔恭弟兄（甘谷人），邢华（女，通渭人， 共产党员）黄键、原烨等。他们也是通过办壁报、演话剧、演说会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还曾出版过《热血周刊》。
  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主要负责人有杨静仁、鲜维俊、吴鸿业、马明德等人。这两个团体都是早在民国初年就成立起来的，长期把持在回族上层人士手中。抗日战争初期，杨静仁同志等回族青年，组织起来，在吴鸿宾同志的支持下，取得了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权，组织进步活动，表面上虽然仍是回族的宗教学术团体，实际变成了团结、组织回族青年和回族各阶层群众的进步组织。当时杨静仁、鲜维俊等同志都已参加了共产党，后来都到了延安。《西北青年》 这是党所办的刊物，编委有刘南生（主编， 笔名南生）、樊大畏（刊物对外公开的发行人，笔名朝风）、我 (笔名孟为）和姚国价（陕西人），这个刊物一直是在谢老的指导下进行编辑工作的，每期都刊登有谢老的文章，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全靠自己出资印行，办事处曾给予一些资助，但终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纸张、印刷都存在很多困难，只出版了五期便停刊了。
  兰州派报社这是地下党在一九三七年冬办起来的一个小型书店，专为发行《新华日报》、《解放》和延安出版的书籍而设立的，也经销一些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经常制造种种借口，通过邮政检查扣压进步报刊，而且掌握订户名单以便伺机迫害。谢老和办事处常常为此向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主席贺耀组、朱绍良据理力争，迫使他们解除禁令。为了对付反动派的干扰和破坏，在工委领导下开办了这个“兰州派报社”，开始由姚国价同志负责，在道升巷东口租了一间铺面，以发行各种拫刊为掩护，把进步报刊直接送到订户手中，为订户保守秘密。姚国价同志走后，由孙瑞庭（又名孙耀先）继续办理， 孙不是党员，被捕后党又派郑得堃同志接办，郑是榆中县金家崖人，农民，很老实，弟兄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但由于孙瑞庭被捕后已经暴露，加之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无法长期经营，一九三九年初便结束了。
  兰州生活书店当时的兰州，交通不便，文化闭塞，加上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控制，人们不易看到进步书刊。因此，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生活书店在兰州开设了分店（地址在现中央广场西边），经理是薛迪畅同志，还有仲秋元和陆钟非同志，一九三八年初开办，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破坏，一九四〇年便被迫停业了。同仁消费合作社是万良才、王彦升等人办起来的，起初还有孙友农（国民党员，外号孙大炮、孙大麻子），地址在黄家园。经销《读书月报》、《星期生活》等进步书刊。这里也有一些进步青年，营业员刘从诚、岳维峻等，都是共产党员。
  妇女慰劳会和联合剧团妇女慰劳会主要成员先后有刘杰、 邢华、王德谦、朱芳兰、原圻等人，举办过募捐、慰劳演出等活动，提倡妇女放足、识字，宣传男女平等，出版过《妇女旬刊》。 联合剧团是在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团体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主要成员有聂青田、樊大畏、邢华等人， 演出抗日话剧和街头剧。当时兰州是大后方，一些学者、作家、 艺术工作者也相继来兰从事文化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创办了通俗杂志《老百姓》，丛德滋同志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肖军（《八月的乡村》作者），吴渤（白危），音乐家塞克等，都对兰州的进步文艺活动起了促进的作用。此外， 还有新安旅行团和东北流亡学生演剧队，以及由上海来兰的王氏姐弟（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彰）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给当时兰州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以前，兰州是一座封建古城，人口不足十万人，政治、经济上闭关自守，贺耀组担任省主席时，国民党CC派的势力占上风，省党部书记长赵清正、民政厅长罗贡华、教育厅长田炯锦、甘肃学院院长朱镜堂（铭心）等，都属于CC派或靠近CC派的人。一九三八年初，朱绍良担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复兴社的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厅长葛武檠、甘肃学院院长王自治，兰师校长王维墉，兰中校长张作谋、抗敌后援会主任董仲篪（国民党九十七师政训处主任）等，都属于复兴社或靠近复兴社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唤醒了古城的人民，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轰动一时，但是，随着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和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活动顿形消沉，他们借口统一领导，把各抗日救亡团体“统一”到抗敖后援会领导之下，大砍进步团体，解散了甘肃青年抗战团和省外留学生抗战团，改组联合剧团为血花剧团，一九三八年冬成立三青团后，又改名为青年剧团。后来抗敌后援会在复兴社分子的把持下，竟变成监视进步人士，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务性质的机构。
  但是，甘肃工委仍然在兰州领导青运和学运，并针对国民党的破坏进行斗争。当时甘肃学院、兰中、兰师等学校突然不让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白天校门上锁，不准学生外出，我们通过学校中的地下党员发动学生争取自由活动，掌握了学生自治会， 和校方展开说理斗争，首先在甘肃学院取得胜利，迫使学校当局撤销无理规定，允许学生自由活动，校门白天不再上锁。接着兰中、兰师等校，在学生斗争的压力下，校方都相继取消了白天锁校门，限制学生活动的无理规定。
  一九三八年暑値期间，教育厅长葛武檠在临洮举办全省中等以上学生集训班，约有一、二千名大中学生，当时党组织派我以甘肃学院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集训班。我们在集训班组织了临时党支部，由兰州派报社在集训班开设临时书店销售进步书报，并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了“民先队”（抗日救亡民族先锋队）组织，使许多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各地开展活动。
  我参加集训班时，因受潮湿患了腰腿痛的病，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到青海去养病，同年冬天离开甘肃学院，为了谋取一个社会职业掩护党的工作，便考入甘肃电业局担任会计。从一九三八年冬天起，兰州市除了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下可以演出一些话剧外，其它的抗日救亡活动都被迫停顿，好象烽火连天的日本侵华战争竟和甘肃毫无关系了。
  罗云鹏同志被捕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参加兰州市委工作，市委由陆云龙同志 (原名陆靖安）任书记，赵子明同志负责组织（后由鲜维俊同志负责），我负责宣传。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国民党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摩擦事件”，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甘肃工委也遭受破坏。
  一九四〇年二月的一个晚上，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当时化名李健伍、林亦青，他已去徽县工作，临时来兰），正在周家拐子罗云鹏同志家中开会，警察局突然来人以查户口为名，将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以及罗云鹏的爱人樊国英和尚在襁褓的幼女一起逮捕。敌人侦悉罗云鹏同志住周家拐子的房子是赵子明同志介绍的，又将赵子明同志也抓去，都囚禁在沈家坡看守所，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赵子明四人同囚一室，冬季牢房生了火炉，他们将拨火棍烧红，把牢门烫坏，以备伺机越狱。一九四一年二月春节期间，狱卒看守比较松懈，他们在一天深夜越狱逃跑，赵子明与李铁轮沿水磨沟经阿干镇逃脱，先后经西安回到延安。罗云鹛和惠光前由沈家坡上孙家台向华林山方向逃跑，这本是一条荒野僻径，过往寥寥，然而就在此处，却被敌人捕获， 改押于黄河北岸沙沟监狱。惠光前同志在兰州工作期间化名李健伍，被捕后狱中难友不知其姓名，均呼为“小李”。罗云鹏同志和惠光前同志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在敌人百般利诱和严刑逼供下，严守党的机密，保护同志，使得党的组织没有继续受到破坏， 保存了党的力量，不愧是党的优秀儿女。惠光前同志本来是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在敌人的酷刑和生活折磨下，入狱后二、三年即被病饿致死。罗云鹏同志在狱中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威武不屈，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惨遭杀害。罗云鹏同志就义后， 他的爱人樊国英和随父母度过囹圄生活的小女孩，始获释出狱。 全国解放后，惠光前同志的哥哥惠光第同志写信向我询问光前同志殉难情况，这时我才知道李健伍、小李原来就是惠光前同志。
  罗云鹏等同志被捕时，工委的另外两名委员郑重远、王实先同志正在郊区，幸免于祸。事件发生后，王实先同志找到我说要回延安，并将李铁轮同志的爱人鲁平同志护送回去。这时，工委只剩郑重远同志一人继续坚持工作，郑让我协助他为工委做一些工作，一方面与办事处联系，转报中央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设法与狱中的同志联系。为了避免敌人跟踪、盯梢，我们不便公开出入办事处，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王泽喜同志和赵珊同志进行活动。王泽喜同志是一位农民党员，赵珊是一位优秀的城市贫民党员，在一家影院当茶房，平时帮助办事处买煤炭，蔬菜，面粉等日用品，为人忠厚可靠，进出办事处不致引起特务的注意。我通过王泽喜经赵珊向办事处递送情况，办事处再经赵珊转至王泽喜和我联系。罗云鹏等同志起初押在沈家坡看守所，我们是通过赵子明同志的老伴利用探望赵子明同志的机会给狱中同志送衣物、通情况，而我们和赵老太太之间的联系，则又是通过王泽喜，以躲过特务的耳目。
  离开城市转向农村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罗云鹏等同志被捕后，党的任务主要是巩固和保存力量。由于敌人无法从罗云鹏等同志口中得到甘肃地下党的任何情况，所以兰州市、榆中、靖远、皋兰、徽县、 成县、天水、武都和河西等地的党组织没有继续遭受破坏（一九四一年初，靖远党发生一些问题，与此并无关系）。兰州市委方面，陆云龙同志在工委遭破坏后，接上级通知去了延安，鲜维俊同志也在一九三九年底去了延安，市委工作只能由我一人继续坚持，同时，协助郑重远同志搞好省工委的善后工作。
  一九四〇年冬天，高健君同志（当时是徽县县委书记）由徽县来兰找省工委，这时工委已被破坏，他到办事处找到伍修权同志，修权同志介绍他和我联系。我和健君同志在此以前还不认识，他是榆中县小康营人，原是兰州中学学生，一九三七年去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回甘肃，工委派他到徽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县委书记。那里还有吴治国、山明轩、葛维西（葛定远）等同志。当时，徽县工作搞得不错，发展了不少党员，群众基础好。健君同志对我说徽县有人注意他，呆不下去，荽求工委给他调动工作地区。我劝他回榆中，他说榆中是老家不能去。我让他呆在兰州，他也觉得不妥实。最后，决定介绍他去清水工作， 当时陆治安同志在那里，可以给他安排社会职业。健君同志到清水后，工作也搞得很好，在张家川国立第十中学开展学运，取得一定成绩。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月七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兰州天空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敌人加剧了白色恐怖，根据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同志对局势的分析，不能排除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再次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应该使党的地下组织进一步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重点转向农村打好基础，万一发生情况，可以上山打游击。为了预防不测，坚持斗争，修权同志把不满周岁的唯一的小儿子辗转由办事处送出来寄养在我家里，由我母亲代为抚养，直到全国解放后，孩子才回到父母身边。郑重远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让我以省工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陇南去，以徽县为中心，负责陇南各县（包栝天水、清水、徽县、成县、两当、武都等地，都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 当时徽县县委由吴治国、张杰、葛维西三位同志组成，县委书记是吴治国同志，金少伯、张永禄等同志也在徽县。我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到徽县，住在江洛镇关帝庙，江洛镇北连天水、清水，西靠成县、武都，东接两当，以徽县为中心，山高林密，位置重要，党员和群众的基础也较好。我在江洛住了两、三个月，有一天高健君同志和陆治安突然连夜从清水跑到徽县，吴治国同志把他们领到江洛镇，据了解由于陆治安不注意工作方法，使健君同志有所暴露，不便继续在清水工作，需要另调地区。我考虑兰州方面他们不能去，没有中央或西北局的指示也不能回边区，商量结果，决定介绍健君同志去武都，陆治安去陕西城固。通过武都地下党员王锐青的关系，安排健君同志在武都法脘当了一名小职员（收发员）作掩护，进行工作。后来健君同志在武都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如苏星（张仲鸣）同志等，做了一定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天，郑重远同志回延安途经徽县，要我暂时负责甘肃工委工作，主要使党的组织巩固下来，让我和吴治国同志一同返兰州主持工作。我扔回到兰州后，我有家也有亲戚，社会关系较多，在城乡均可栖身，吴治国同志初到兰州，安身困难， 暂时住在旅馆，后来通过他的同学介绍，当了小学教师以作掩护。不久，八路军办事处留守负责人赵芝瑞同志转来西北局通知，为了保全党的力量，继续撤回一些主要的党员，名单中有我和吴治国等儿个人。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俩便分头出发，经西安办事处返回延安。我到延安那天，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天——十二月七日，至今记忆犹新。
  甘肃工委由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工委机关被破坏，再推及到一九四一年底一些主要党员都先后回到延安，这三年可以说是抗战后甘肃工委的第一阶段。 我们回到延安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在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同志领导下，有孙作宾、郑重远、 陆云龙、吴治国和我参加，认真总结了抗战以来甘肃建党工作， 分析了当时甘肃社会情况。当时民运部陕甘组组长刘庚和民运部秘书郭敬同志也参加了总结，最后并写出了书面总结和《抗战以来的甘肃》—书。半年后，即一九四二年秋天，西北局决定重建甘肃工委，领导机关设在陕甘宁边区，地址在庆阳，工委书记仍为孙作宾同志，起初决定叫我担任工委秘书，因为我要求到党校学习，没有去庆阳。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开始，紧接着又是“抢救运动”，在后来成为“四人帮”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操纵下，搞逼、供、信，把甘肃党打成 “红旗党”，全部在延安的甘肃地下党员都失去了自由，工委虽然重新成立，但基本上没有工作。甘肃白区党的活动也受到影响，虽然党员还都存在，但工作却完全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