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六年，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新的一页。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下，全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之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使蒋介石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反革命政策遭到严重打击，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情绪，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 “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西安事变”作了科学的分析，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西安，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从此结束了十来年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了。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件；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正确主张，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口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整编为十八集团军），这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正式形成了。 当时，在武汉、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南宁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又在一些重要城市如武汉、西安、兰州、长沙等地派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那时就是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武汉工作，武汉失守后迁到重庆。林老（林伯渠同志）是驻西安代表，徐老（徐特立同志）是驻长沙代表，谢老（谢觉哉同志）是驻兰州代表。谢老到兰州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甘肃省主席是贺耀组，大革命时期贺是湖南的军阀，党曾派谢觉哉同志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贺耀组那里去做工作，争取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谢老和贺耀组有这段旧交， 所以党再次派谢老去兰州做争取贺的工作，同时也对邓宝珊先生做团结争取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谢老由延安来到兰州后，办事处遂即正式成立，彭加伦同志任处长，办事处最初在南难街五十四号，一九三八年二月迁到南稍门内孝友街三十二号， 都是租用民房。一九三八年二月，彭加伦同志调回延安，党中央派我从延安去兰州继任办事处处长。当时，兰州办事处人员编制不多，谢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办事处以下有秘书、副官、 译电员、通讯员、服务员、炊事员等，不过十一、二人。
  兰州办事处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谢老利用和贺耀组的关系开展工作，对开展民运、革新政治、团结抗日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但是贺耀组本人优柔寡断，缺少作为， 左右也没有什么进步分子，都是一些不关心国家命运、只知搜刮民财的官僚，对共产党的建议，不过是表面赞成，虚与应付而已。一九三七年底贺耀组调走，代之而来的是朱绍良，任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谢老和我都和朱绍良交谈过，当时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深得人心，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面对现实，勉强维持团结友好的局面。但是并非没有斗争，他们仍然反共、防共，禁止发行进步书报，拘捕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我们对他们这种倒退的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谢老在这一时期曾写作并发表了不少切中时弊的杂文。当时，甘肃省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较为开明的或与我们有些历史关系的，省府秘书长丁宜中是比较开明的，民政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南开大学曾和周恩来同志同学，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赴苏联治病经过兰州时曾会见他。 此外，八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参谋长都和我们有来往。我们和当地的士绅如张维、水梓等也曾接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邓宝珊先生当时是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和我们的关系较好，他的二女儿邓友梅一九三七年便去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邓宝珊部下有一个团长名叫杜汉三，比较进步，常来办事处找谢老或我交谈。还有农民银行和“工合”的负责人也较倾向于进步，他们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请谢老去讲话。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 教师、职员等，对八路军和共产党最感亲切，最表示崇敬，常常来办事处找谢老和我交谈，听取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我们都来者不拒，竭诚接待，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有许多人接受了进步思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第二、收容四方面军失散人员，转送延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和三十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越过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受到蒋介石和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夹击，红军指战员在严寒、饥饿和强敌的围攻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有不少干部和战士被敌人俘获后押送到青海，有些伤病员流落在河西各地。办事处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向贺耀组、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据理力争，营救被俘人员；一方面派人在武威、张掖寻找和收容失散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许多同志辗转归队，并经办事处设法转送延安，回到革命队伍，为党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革命财富。
  第三、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民众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抗日的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和限制的态度，但是全国人民在我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波及到偏处西北的兰州，在党的地下组织——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 兰州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妇女慰劳会”、“联合剧团”等等。当时也创办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地下党办的《西北青年》，以及群众团体办的《热血》、《妇女旬刊》，还有顾颉刚先生办的通俗刊物《老百姓》、丛德滋办的《民众通讯社》等。谢老经常为这些刊物撰写文章。一些比较知名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塞克、萧军、 吴渤等和“新安旅行团”也来到兰州，对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经常在街头演出抗日戏剧和抗战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等，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这些活动都受到谢老和办事处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知识青年追求进步，纷纷要求赴延安学习。通过办事处的介绍和安排，把许多青年转送到“陕公”、“抗大”学习，有的夫妻联袂，青春结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参加革命。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不少同志已经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第四、利用办事处这个据点，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抗战时期，甘肃是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物资都要经由新疆、甘肃转运各地。兰州又是当时西北的重要城市，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也驻在这里，因此，苏联在兰州设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这个据点和苏联保持经常的联系，因为我在苏联学习并工作过几年，能说俄语，便担负了这项任务，主要和苏联驻兰州的军事代表联系，我们经中央批准帮助他们提供一些情况。当时苏联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两党互通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颠倒是非，硬说这是“里通外国”！ 当时，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如周总理、邓大姐以及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谭家述等，去苏联治病或回国工作，都是通过办事处和苏联联系办理的。还有些去苏联学习的同志如洗星海（卫国战争时期在苏病逝）、袁牧之 (解放战争时归国，已病故）、孙维世等，也都经由办事处联系，当时如果没有兰州办事处这个据点，在那样的环境下要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四方面军人员，流散到新疆后，苏联选派了一些优秀的同志回来，这些同志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
  第五、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当时，党的地方组织还不能公开活动，甘肃工委的负责同志是孙作宾、罗云鹏、王实先、郑重远、李铁轮，兰州市委是罗杨实，他们和办事处有联系，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转告他们；他们给中央的报告，经办事处转报中央。办事处帮助省工委举办党建训练班，谢老常常给一些党员讲党史、上党课、讲形势，并对地下党的工作经常给以指导。同时，也通过他们联系进步群众，开展民运工作和救亡活动。记得当时就是通过吴鸿宾同志开展民族工作和回族青年进步活动。
  一九四〇年，罗云鹏同志主持兰州地下党组织工作，这时正是囯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罗云鹏同志和他爱人以及赵子明、李铁轮，还有一位小李共五位同志不幸被捕。据说他们被关在沈家坡王家祠看守所一间牢房里，当时正值冬天，牢房内生一火炉，他们暗将拨火棍烧红把牢门烫开一个洞，商议分路逃出，赵子明同志和李铁轮同志逃出后先后回到延安，罗云鹏同志和小李逃出后又被敌人捕获，最后光荣牺牲。罗的爱人樊国英于一九四六年释放。这些同志被捕后，工委组织部长郑重远同志曾与办事处联系，办事处一面报告中央，拟请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营救；一面通过郑重远、罗杨实同志设法与被捕同志取得联系予以救济，并安慰和鼓励其他同志注意隐蔽、坚持斗争。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大体做了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由于事隔多年，不能一一概述了。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使我最难忘怀的是谢觉哉同志的革命精神，谢老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那时他已年逾半百，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谢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也是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在兰州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见而生畏。但是对积极主张抗日，同情我党的社会进步人士，谢老又是他们最诚恳的朋友。对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谢老则是他们思想启蒙的良师，有不少青年在他的教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毅然离开家乡，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谢老以笔为武器，在兰州约两年时间，写了许多篇政论文章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杂文，以觉斋、焕南、敦夫等笔名，在兰州各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贺耀组任省主席时，《西北日报》有一个副刊曾一度由我们的同志负责编辑，得到读者的好评，报纸发行数激增。一九三八年秋天，谢老由兰州回到延安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的反动方针，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挑衅，制造“磨擦事件”，袭击陕甘宁边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九年初浸袭我陇东边区宁县.镇原等地，谢老又亲自到陇东边区参加处理这一事件。在兰州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也难以继续开展，我奉命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离开兰州，办事处编制随之缩小，只留下副官、译电员、通讯员等五、六人。这个据点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三年夏天，经中央决定撤销，坚持到最后的是赵芝瑞同志。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从建立到撤销共五年多时间，主要工作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和谢觉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教育了兰州市各阶层群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启发和提高了各族青年的阶级觉悟，为甘肃各族人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述，旭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