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编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谢觉哉同志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于同年七月二十九日由延安来到兰州。 当时，办事处只有十余名工作人员，除谢老外，办事处处长是彭加伦同志，秘书长是朱良才同志，副官况步才同志，译电员黄文炳同志，还有警卫员、服务员赵元德、王大成、张保政、王福贵等同志。我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到办事处工作的，负责内部行政事务。办事处初成立时，在南滩街五十四号（现酒泉路互助巷二号）前院，一九三八年二月迁至南稍门内孝友街三十二号（现酒泉路一百二十五号），这时彭加伦、朱良才同志已调离，办事处处长由伍修权同志继任。关于兰州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情况，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文中已经谈得很详细，现在根据我的回忆，补充谈一些谢老在兰州的情况。
  谢老搞统一战线工作，既耐心细致，又坚持原则。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是贺耀组，他和谢老是湖南同乡，曾有私人交往， 北伐战争时期谢老争取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党中央派谢老到廿肃，正是要利用这种关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贺耀组开展民运工作，改革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并且通过贺耀组设法营救被马步芳、马步青俘虏、扣押的西路军干部和战士。谢老在兰州和邓宝珊先生的交往也很好，邓宝珊对谢老很尊重，他当时是国民党新一军军长，该部有一位团长名叫杜汉三， 思想比较进步，和谢老往来甚多，并且请彭加伦同志到该团驻地定西给官兵讲过话。我到办事处后，谢老让我做了几件事，第一是做牟玉光的工作，牟玉光的丈夫名叫高金城，夫妇都是基督教徒和医务工作者，他们在兰州开办了一所医院名叫“福陇医院”， 在各阶层群众中甚有影响。他们虽是基督教徒，但不反对共产党，有强烈的爱国心，思想认识比较进步，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蒋介石打内战、镇压人民，早年就和共产党人有过来往，是一位同情党、拥护党的爱国进步人士。当时，为了不使他们暴露，办事处不便和他们过多地联系，就让我和他们建立来往关系，高金城曾向谢老建议让我跟他们学医，更便于接近和掩护工作，后因工作关系没能实现。高金城为了营救红军流散在河西各地的干部和战士，冒着极大的危险，在张掖以福音医院为掩护，协助我党救护和收容了不少同志，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初四，被马步芳匪军旅长韩起功逮捕后，惨遭杀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同志为革命烈士。谢老给我的第二个任务是争取刘亚哲，刘亚哲是高金城的女婿，当时在兰州国民党空军中工作，曾留学苏联。他的妻子高雪杰思想也较前进，他们一家人因受谢老的启发和教育，都表示拥护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九四六年刘亚哲在新疆奉张治中将军的命令，护送被盛世才拘押的我党负责干部马明方、杨之华、方志纯等同志返回延安途中，机智地挫败了胡宗南妄图在咸阳扣留、杀害这些同志的阴谋，把一百三十多名党的重要干部和家属安全送到延安，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谢老让我办的第三件事是接近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女士，争取她同情共产党，进而影响贺耀组敢于大胆的革新甘肃政治，放手开展抗日民运工作。倪斐君在党的影响下，对甘肃当时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妇女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由同情和拥护共产党进而要求加入共产党。谢老当时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和贺耀组的具体处境考虑，认为倪斐君当时不加入党更能有利地开展工作，劝她在党外协助党多做些事情。后来倪斐君在党的领导下一直表现很好，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全国解放后，倪斐君担任全国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受到周恩来总理和谢老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 她继续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终于在晚年实现了她的崇高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老当时常常对我们说，做统一战线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争取，谁反对内战、赞成抗日，我们就和他交朋友。办事处的同志长期在红军中过惯了部队生活， 不习惯在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有的同志遇到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谢老指示大家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要善于争取，他说只要多争取一个上层爱囯人士，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近我们， 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谢老不仅重视对各界上层人士的争取，也很重视对中、下层人们的争取，记得在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是我们的办事处，后院住了两家人，有一家姓杨的是当时甘肃某局的局长，谢老让我去接近他们的家属，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但是这个局长的妻子很不容易接近，对我们持戒备的态度，因此，我也不愿接近她。谢老批评我说：“搞不好院邻的关系，还能谈到搞好统一战线吗？ ”他要我们注意纪律，搞好院子的环境卫生，爱护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夜间外出时主动替他们留大门，逢年过节办事处开联欢会也请他们参加。谢老不仅抓大事，而且还过问这些小事，想的真是周到。在我们的行动的感召下，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封建军阀完全不同，终于把他们教育过来，当办事处迁往孝友街三十二号时， 她们夫妇主动来表示歉意，赞誉共产党和八路军纪律严明，和我们交了朋友，后来还曾到办事处来看望谢老。谢老对劳动人民更是十分爱护，那时兰州居民都吃黄河水，卖水的多是农村中被剥削破产的穷苦农民，从黄河边挑一担水沿街叫卖，十分辛苦。有一位姓吴的经常给办事处卖水，每次送水来，谢老就让厨房留老吴吃饭，并且指示一定要让他吃饱。谢老不仅对卖水者如此，对给办事处卖菜、卖粮、卖煤的群众也是如此。所以当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兰州市反动当局禁止群众给办事处供应粮、菜、水、煤等生活必需品，企图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但是群众不避风险、不顾阻拦，仍然按时送来米、面、油、 菜、水、煤。对广大的知识青年也是来者不拒，那时有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职员甚至国民党的低级军官，常常来办事处找谢老和伍修权同志，有时真是“座无虚席”。谢老和修权同志总是认真倾听他们反映的情况，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青年在谢老和伍修权同志的启发教育下，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以后锻炼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但是，统一战线工作只能从斗争中求团结。谢老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为了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了抗议扣压进步拫刊；为了揭露国民党各级政府欺压群众、贪污勒索、鱼肉人民的罪恶行为；为了抗议国民党制造“磨擦”、蚕食我陇东边区，……谢老常常和国民党省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部据理力争，决不让步。尽管他和贺耀组有旧交，但常常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贺耀组政治态度的优柔寡断而争得面红耳赤。朱绍良、贺耀组慑于谢老义正词严的揭露和批评，往往避而不见，谢老就给他们写信严词质问，使得他们理屈词穷，十分尴尬。我们从谢老在兰州的日记和文章中， 可以看得出这种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谢老在兰州写了不少评论和杂文，曾以焕南、敦夫、飘飘、飞飞、佳金、觉斋等笔名，发表在地下党办的刊物《西北青年》和当时兰州的报刊上，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批评甘肃政治的积弊，针锋相对地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日、破坏民运的行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明知是谢老写的文章，但只好哑吧吃黄连，无可奈何。
  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流散人员，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冬，西路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引导下，在河西走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红军的干部和战士遭到搜捕和残害，但是他们心向党，心向毛主席，千方百计寻找党、寻找红军部队。国民党军队和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把俘虏的红军战士编到他们的部队里罚做苦役，把怀疑是红军的干部关在监狱里，尤其马步芳、马步青、韩起功惨无人道，残杀了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当时，高金城同志接受谢老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委托，在张掖开设福音医院为掩护，营救了不少同志。为了做好营救和收容工作，我们在张掖建立了秘密的临时党支部，探访流散在河西各地的红军人员，有一次我们探听到张掖县监狱里关着八名红军干部，就赶快写了密信拫告谢老和办事处设法营救，谢老通过贺耀组向马步青交涉，结果救出魏传统、刘瑞龙、惠子明、张玉清四位同志。'一九三七年底，青海马步芳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二千余人编为一个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拨交卫立煌部队。当新兵团到达兰州时，谢老派我去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同志，我去找到一位认识的同志名叫席天明，据他说这个团除了团、营、连长是马家军队的人，排、班长都是红军战士，大家都不愿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我报告谢老后，谢老一方面报告党中央，一方面向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团红军战士拨交八路军。朱绍良表示要请示军令部批准。谢老又亲自找这个“新兵”团的杨团长谈话，对他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告诉他红军战士永远心向共产党，劝他把这团红军战士交给八路军，要不然到不了目的地人都开小差回到八路军了。这个杨团长唯恐“新兵”开小差，完不成交兵的任务， 他说只要上级有命令，不论交给谁，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谢老让彭加伦同志给这些红军战士讲了话，暗示他们要坚定信心。不料朱绍良没有式答复我们，便命令这个团提前出发，谢老立即给在西安的林老（林伯渠同志）发了电报。当这团人到达西安时，我们已做好准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同志去看望他们并讲了话，红军战士群情激昂，都要求回到八路军，经过在兰州和西安的斗争，终于把这团人全部“端” 了过来，队伍开到三原县的安吴堡，由八路军驻三原留守处周必泉同志负责接收，将这批红军战士编到八路军各部队。那位杨团长到了延安， 受到我们的热情接待，当他从延安返回路过兰州，专诚来办事处看望谢老，叙述在延安受到我方的礼遇，朱德总司令还接见了他，他在延安见到八路军官兵平等，总司令和战士在一起打篮球，使他深受感动，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他说要不是家属老小都在青海，简直不想回来了。谢老鼓励他思想认识的转变，并且告诉他延安对一切愿意革命、要求进步的人都是欢迎的。此人回到青海后即被马匪撤职，后来听说被杀害了。
  谢老在兰州办事处，不但是我们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好老师，他一贯勤学、苦学，结合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需要，把学习提高到为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中央、 毛主席的指示，而且常常督促同志们努力学政治、学文化。他对我们说：“干革命不学文化不行，让你送信你不认得门牌；要你算账你不会打算盘记账，那怎么行呵！ ”谢老要求办事处的同志都要学文化，尤其对青年同志的要求更为严格。根据工作的需要，还组织一些同志学俄语，伍修权同志在苏联留过学，谢老就请他给大家当俄语教师。谢老每天晚上给大家上文化课，房子很小，他站在地下讲课，我们坐在坑上听讲，我们利用旧木箱钉了一块黑板，一个因陋就简的教室便形成了。谢老还给我们上党课、讲党史，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课。谢老当时已经五十四岁，但仍坚持学习俄语，当伍修权同志教俄语课时，谢老象一名学生静静地坐在那里虚心听讲。当时办事处人员虽少，学习的风气却很浓厚。谢老每天坚持写日记， 数十年来从未间断，他白天处理公务，接待来访者或参加社会活动忙碌一整天，晚上还要记日记、写文章，工作到深夜，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
  谢老生活十分简朴，他不吸烟、不饮酒，生活清苦，从不乱花一文钱，而且还教育其他同志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那时办事处工作人员不拿工资，每月只发一点生活津贴，最多的如谢老、彭加伦、伍修权、朱良才等同志每月不过五元“法币”，我们一般干部每月只有三至四元，警卫员和服务员每月二元。谢老不搞特殊化，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吃同样的饭菜，我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时给他单独做点饭菜，也常常被他制止。兰州的冬天，气候很冷，他只穿一件粗布棉袍御寒，为了外出才买了一顶普通的皮帽。谢老要求办事处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办事处所用的桌、凳几乎全是高金城医院支援来的。但是谢老对革命同志却十分关怀，高金城同志在张掖被捕后，谢老曾多次由办事处筹款帮助高妻牟玉光设法营救。有些家境贫寒的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谢老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经济上给以资助。
  谢老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离开兰州，回到延安。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陇东边区制造“磨擦”，谢老从延安到陇东处理这次事件后，又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谢老在兰州虽然时间不长，但奠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在他和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所交付的任务。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深刻地、详尽地调查研究了甘肃的社会政治情况，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进行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争取和团结了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营救了很多失散在甘肃、青海、新疆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帮助甘肃地下党扩大了组织，开辟了工作，建立了许多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报刊，输送了很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并且为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往来于苏联、新疆、延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时都是经兰州办事处和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进行联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去苏联，途径兰州时曾两次住在办事处。一九四〇年七月，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医病回来，在兰州办事处住了儿天，我就在那一次随恩来同志离开兰州，经西安返回延安。
  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许多情况部已记忆模糊，加之我当时主要在办事处内部工作，对谢老的社会活动了解不多。所幸谢老在兰州期间的日记和部分手稿尚存，可以透过这些资料，了解到当时甘肃的政治情况和谢老在兰州的斗争活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老也横遭他们的排斥和打击，他忧国愤时，心常悒悒，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八岁。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 我把谢老多年来的手稿、日记、诗稿密藏于沙发座垫下面，幸免遭受“四人帮”的抄藉，得以保存下来，使这些珍贵的革命史料重见天日。现在，“四人帮”已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率领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谢老的这些日记和遗稿，也能够为研究我国现代史和党史发挥应有的作用了！今年六月十五日是谢老逝世八周年。八年前，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他们不准给谢老开追悼会，不准发消息，不准送花圈。敬爱的周总理知道后，坚定地批示：“要开追悼会，要发消息，要登照片。”但是，他们把总理的批示置若罔闻，没有发表悼词，也没有在骨灰盒上覆盖党旗。所以，今年八周年祭日，由国务院、中央组织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谢老的骨灰盒上覆盖了党旗，以示悼念。谢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荥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是广大干部的好榜样，是青年一代的好师表。
  谢老虚怀若谷，待人谦虚，胸襟坦白，光明磊落，最后让我引用他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写的一首诗，来表示对他的怀念吧！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
  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述，旭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