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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的自然灾害，固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但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关系上，反动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致生产力遭受破坏，极为严重，更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和发展。在反动统治时期，如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国民军入甘后，扩充势力，造成甘肃分裂混战的局面，军队数十万给养全靠农民负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至廿几种。如地丁银粮，初分两忙征收，后竟预征到五、六次以上。还有各种附加，仅就教育附捐、军事附捐、营房附捐、借捐、田亩捐几项而论，每人平均负担已达十五——二十银元，实际每亩年收入也只有十元左右，全数捐纳，还差一半以上。又如有剿匪附捐，而又有清乡捐，无非是巧立名目，以剥削人民而已。即以当时洮沙一个小县为例，受匪灾人数竟达一万二千人以上，国民军在甘征兵二十万，按人数摊款僱买，以平均每人二百元计，当时即征到三千余万元之多。
   自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甘肃以至解放这一时期，由于兵役频繁和军粮的供应，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加上贪官污吏及乡保甲长的从中舞弊、额外苛索等等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更加变本加历，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中。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农民剥削的：
   田赋方面：
   1．田赋：田赋是不断增加的，如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土地陈报已累至1,150,000余石，较原额增加二倍多。嗣后又增至1,203,032石多，较土地陈报前的田赋总额429,585石，竟增加了180％的惊人程度。
   2．军粮的征购和征借：甘肃征粮往往超过正赋十倍以上，征购系强定粮价，经办人员营私舞弊，迟迟不发，及至发下，由于伪法币狂跌，已贬值不堪了；以后又改为暂借，实际是有借无还。田赋正额一石，征借军粮也是一石，再加县级公教粮30％，实际另外加征130％。
   3．田赋的附加、积弊和陋规：如“比限制度”、“公粮代交”，积弊重重，更加重农民的负担。陋规的名目多少不一，仅就天水一县为例，就有“屯折”、“盈余”、“土粮”、“里老规费”、“数钱串票”、“印红”、“百五经费”等等，此外还有“踢斛”、“淋尖”等弊，农民对此等恶吏无可奈何。故征粮愈多，则浮收愈大，而人民负担亦愈重。
   苛捐杂税方面：
   1．“正税”：计有二十三项税捐，在一九四七年度实征税额共37,330,471,810元，如以当时人口7,090,428人分摊，每人平均为5,266元。
   2．额外税捐：根据一九四八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所载，计有两类23项之多。
   3．临时摊派：根据《农民生活》24期“甘肃记略”中农业考查所登载的已有七十七种之多，在一九三五年公布取消苛杂102种，而且尚为全省的一部，实际是归并税目，缓和民愤的欺骗手段，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亦说明临时摊派岂仅七十七种。在河西各县县长的牛奶费，亦摊之于人民。有些地方的摊款数额竟超过“正赋”数十倍以上。由于各地驻军给养无限制的自由征发，名目繁多，大抵是按粮按亩摊派，军队或县府委派提款委员，车骑四出，需索无厌。正是当时流传的“委员下乡，人民遭殃，委员一到，人民便躲藏山洞地窖”惨痛景象。
   发行公债方面：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为了达到对甘肃人民进行横征暴敛的目的，曾以各种名义层出不穷的发行不兑现的公债，每年发行次数至少一次，多则五次。如一九四一年伪甘肃省府及伪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根据材料就发行了五次。又伪中央政府所发行的分配到甘肃的公债从一九三六年至解放前夕止，先后发行的有统一公债、复兴公债、关金公债、英金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三十年军需公债、滇缅铁路公债、救国公债、同盟胜利公债、黄金短期公债、航空公债、黄河建设公债、美金公债、爱国公债等等，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它的巧立种种名目，变象剥削，有借无还，无非是为达到压榨人民的目的。方法是强行摊派，勒令认购。因伪法币狂跌和经手人员的层层舞弊，真正购的人民，大都分文得不到偿还。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同样是巧取豪夺。正如当时流行的歌谣反映的：
   “地里的麦子上场了，地主的大骡子来了，交完了租子皇粮瞎要，挨饿的时候到了”。
   “皇粮租子交过了，柜里的粮食完了，一年的辛苦瞎白费了，穷人们没活的路了”（见西北回民歌谣）。这是最真实的反映。
   此外甘肃农民在反动阶级残酷的剥削下，迫于生计，不得不高利借贷。如《西北农民考查》所载的农村借贷：“……永登一老农说，他在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时，借洋八元，至九月收获后归还，不知利息如何计算，先给麦子五石，鸦片五十两，现洋三十元，并给牛二头，结果仍欠本利八十元”。这就是“驴打滚”的高利贷计算法。又如范长江《中国西北角》所述：“……农民最困难的时间是春天，张掖情况一、二、三月借帐，五、六月还帐，不到半年的时间，大致的利率是：
   甲、借现金者，50％利率为最轻者；乙、借鸦片者，300％；丙、借粮食者，100％。” 征兵情况： 解放前甘肃六百万人口，就有六十多万人被征，不但征额惊人，而其中的种种弊端，真是骇人听闻。正如当时民谣：
   “乡村无青年，市集无人烟”。
   “听逃兵，心飞掉，款子逼的要上吊”。
   “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得”。
   “不怕打，不怕骂，怕的逃兵到咱家”，（僱主怕逃兵）。
   “听要兵，哭号啕，乡镇保长偷着笑”。
  “三征兵，四纳粮，先拉骆驼后宰羊，马鸿逵不无常”（无常，死的意思）。
   此外还有，不堪负荷的“三差”，整个甘肃在“三差”的重压下，实在没有喘息的机会，所有补给差价、运费差价、运粮差价，伪政府一概不管，全归人民自己负担，全省数字据一九六〇年调查，有三千余亿之多。庞大惊人，莫此为甚。 还有军队的负担。“各县不论有无驻军，一律把粮交给军队，所以秋收时，大量的贱价粮米，尽归了军队，到春荒斗价高涨时，军队拿来卖给商人，转卖农民，军用粮以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之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农民……”（见陇铎2卷1期）。
   国民党反动派只知对甘肃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进行了极端的摧残和破坏，如当时所谓甘肃的水利和水土保持，不但毫无受益，反而更加重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如应疏浚的渠道——临洮、皋兰、景泰等十县的渠十四，治河二。但由于不疏浚，所以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皋兰、景泰等六十一县，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同时据记载从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除一九四四年外，无一年不遭不同程度的旱灾。由于反动统治者毫不关心农民的生产，即使办了一点水利，亦微乎其微，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中，仅修了二百六十四万多亩灌溉水利；实际也是劳动人民在饥饿线上修了渠，地主的地里灌了水，虽然发行了治黄公债、建设公债，也只在这个晃子下，再加吸吮农民的膏血而已。灾情发生了，反动统治者又怎样来救灾呢？试看《甘肃赈务汇刊》、《西北近十年来史料》、《甘肃省政府经济建设记要》等记载，不是赈款刚刚领到，立刻转入公门，饱了私囊；便是残暴的军队扣留赈粮；不是所谓以工代赈，灾民作了工，得不到赈款，便是赈款中饱，灾民倒贴的惨痛事例。
   从上述的情况看，由于统治剥削阶级的横征暴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因而加重灾害的严重性。更由灾害的严重，致农民的痛苦愈加深，在“糠菜半年粮”的苦痛光景里，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演成“父食其子。”、“子食其母”、“窍子而食”、“死尸横野”的惨绝人寰的惨状，因而生产力遭到极严重的破坏，耕地面积逐年缩小了。例如一九二七年全省耕地面积是二千六百〇一万亩多，一九三七年就变为一千七百六十一万多亩了；十年之间所减少的耕地达三分之一以上，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当然更谈不上“人畜两旺，”也说不上“技术改进”，所谓“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就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造成，也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甘肃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加重了自然灾害严重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