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自然条件概况甘肃位于我国中部和西北部，是一个面积辽阔，自然情况复杂的省份。在自然特点上，它是祖国唯一的亦东亦西的省区，故具有湿润区和干燥区的地理特征。因此，由本省东南部向西北部也是东亚季候风向中亚沙漠气候的过渡带。本省地当东经93-108度、北纬32-43度间，地处高原，境内山岳重叠，河谷纵横，各地海拔多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由于各地地势差别，因而寒热变化较大，气候悬殊，雨量、霜期亦各有不同。更由境内多山，地势复杂，土壤亦相应地复杂化。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于是造成灾害的原因亦各有差异。兹分述如下： 气候：本省因距海洋较远，气候的大陆性强，气温的年变化显著，具有冬寒夏热的特征。本省东部由于海洋夏季风影响，雨量较多，西部则因大陆季候风占优势，故常年干燥，到了冬季更显干燥。由东南到西北地带，大致是随着纬度增高而温度下降。如武都居北纬33度，全年平均气温为15.9度，酒泉接近北纬40度，而全年平均气温递降为8.6度；有些地区虽同纬度而气温悬殊，如平凉和华家岭均居北纬35度的平等线上，而华家岭较平凉低5.9度，有些地区因西北沙漠气候的影响，气候骤寒骤热，差别很大，如敦煌绝对最高温度达44度，酒泉绝对最低气温则降至零下25.7度，年较差和日较差亦均以河西为最大，年较差达30℃以上，日较差达20-25℃。 造成灾害的原因，由于气温的大陆性很强，且东南部又有重山阻隔了湿润气流，因而雨量一般不多，且集中在夏秋二季，变率很大，故大部分地区有“十年九早”的谚语。由于日较差很大，则白天气温上升很高，而夜间气温的降低又很快，因而增加了霜冻机会，缩短了作物的生长季，如陇中黄土地区的中部和北部的高寒地区，霜害就很严重。 雨量：全省雨量是极不平衡的，按一般情况，从东南到西北迅速减少，由600毫米减至40毫米，如南部的岷县最高雨量为678.9毫米，而西北部的敦煌最低雨量为8.6毫米，陇南山地纬度较低距海较远，年降雨量在500毫米间，中部黄土高原的年降雨量约在400毫米左右，但地势较高，降雨较多，如华家岭年降雨量约在484毫米左右。由地形产生向风背风，如平凉属向风面，年降雨513毫米，会宁属背风面，年降雨仅360.6毫米，河西走廊年降雨量除祁连山区外，均在300毫米以下，愈向西雨量愈少。但由于河西祁连山冰川贮水量很大，起了高山水库的作用。 甘肃雨量的分布，显见夏季为多（降雨最多在夏末），次为秋季，冬季最少。故全省降雨季节，农历七、八月内为多，占全年降雨量60％所上。 造成灾害原因，由于雨量稀少和降雨季节极不平衡，因而在历史上常发生旱灾；由于雨量集中，有些地区一个月的降雨量，竟达全年总雨量的35％以上，这样的淋雨，就造成涝灾。如兰州市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八月一个月内平均降雨日达十一天，平均雨量66.5毫米。由于大陆性气候的骤变，常致发生暴雨，往往造成洪灾。陇东暴雨为害较多，如西峰镇一日最大降雨量为148.2毫米。同时由于暴雨常引起土壤严重冲刷，影响水土保持。 就甘肃地形变化看，大抵在纪元前一千年间雨量较今为多，第四、第七、第十四、第十五等世纪均呈干旱，尤以近二百年来干旱特别严重，这是与沙漠南迁、森林破坏及水土流失等原因有密切关系。 霜期：甘肃全省平均无霜期大部分地区均在150-200日间，武都、文县在300日左右，敦煌黄番寺及一切高寒地带则在150日以下。由于地势高低不同，寒暑骤变，初霜和终霜期，亦颇悬殊，如兰州初霜为九月二十六日，终霜为五月十九日；岷县初霜为九月十三日，终霜为五月十九日；酒泉初霜为九月一日，终霜为五月十二日。 造成灾害的原因。霜期的长短，对作物生长影响很大，如秋天降霜过早，妨害秋苗结实，春夏霜期过长，影响田禾生长。特别是在高原垅坂等处易于酿成灾害。更由春末夏初，地面空气含水分少，气候干燥，一遇骤寒侵袭，外面缺乏气温或水分调剂保护，一遇阳光消冻，叶茎便呈黑色，每致枯萎或死亡，农民一般称为“黑霜”，为害颇烈。 土壤：全省土壤是多种多样的，但依其规律，从东南到西北可分为四个土壤地区： 1．陇南山地高原森林草地土壤地区。本地区又可分为陇南丘陵低山黄泥土区，秦岭山地褐色土山地棕壤区及甘南草地土壤区； 2．陇中黄土高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土壤地区，又可分为干草原黑墟土区，荒漠草原灰钙土区及山地土壤区； 3．河西走廊荒漠山地区。河西走廊灰钙土带北部和西北部的主要土壤是灰棕荒漠土和棕色荒漠土； 4．祁连山山地森林草原土壤地区，可分为祁连山东部褐色土及祁连山西部草原土壤区。 正由于土壤复杂，各地区可以适应发展与本区土壤性相适应的农牧业，发展多种经济，这是有利的方面。亦有造成灾害的不利方面，如黄土性疏松，孔隙度大，毛细管作用强，因而渗水。如系原生黄土的无层次，遇水后更有强烈的沉陷性，因而沉陷、滑塌、溜泻的现象容易发生，造成水土流失，助长干旱原因。又如灰钙土质疏松，碳酸盐含量很丰富，呈盐碱性反映，灌溉后田畦埂畔出现盐霜，河西走廊有此现象。而陇东黄土高原分布在华家岭以北的黄土岭谷地区的灰钙土，由于水土流失极其严重，沟壑纵横，不仅妨碍耕作，也增强土壤水分的蒸发，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是黄土高原最干旱的地区。二灾害分类概述甘肃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其种类有早、雹、霜、冻、洪、涝、病虫和风砂等；其中以旱灾为最严重，其次有雹、洪、冻、霜、涝、病虫和风砂等灾害。如以一九一四——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四年中见于记载的来看，就发生旱灾25次，雹灾23次，霜冻11次，洪灾16次，风砂7次，病虫4次。 早：甘肃旱灾是频仍的，但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三年）、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三次大旱灾的规律看，甘肃地区每隔十年至二十年即遭大旱一次，与农谚“二十年一大旱，十年一小早”这一经验的说法相近。 雹：降雹是中纬度（北纬35-45度）大陆上的一种天气现象。甘肃降雹地区，兰州以东的六盘山和秦岭纵横交错地区，最为普遍和严重，兰州以西的河西平坦地区较少。据记载，如一九一五年四、五月间，灵台大雨雹，有大如羊者，历三月消融未尽，如拳如鸡蛋大者无数，坏屋拔木，麦豆无收。复据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四年记载：全省降雹221次，分布在35县，其大如拳如卵，小者如蚕豆，诚如朱焕章的朱家井（在兰州城西）雨雹诗说：“此地贫瘠久著名，忍看雨雹似盆倾，有秋倾刻成泡影，陇畔号啕起哭声”，可以说明雹灾惨状。全省各地降雹时间大致四月开始见雹，五、六月最多，以后又逐渐减少，十月后则全绝迹。一般下午降雹最多，上午极少，冷锋型的降雹很严重，范围较广，至热低压中降雹，一般并不严重，范围也较狭小。降雹的规律性，高山边缘和丘陵地带多雹，平原地区较少，降落时多为狭长的线路形。 霜冻：霜冻灾害亦较普遍，根据记载，一九四七年甘肃被灾县分达六十一县之多，有早、雹、霜冻及风砂、雨涝等灾害。由于日较差以河西为最大，其增加霜冻的机会为多，而在高原和垅坂等处，往往酿成灾害。农民一般称为“黑霜”，根据其规律性，可给土壤适当浇灌以调剂水分不足的预防方法。 洪涝：甘肃的洪涝灾害亦颇烈，多发生于黄河及渭河等流域，如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天水、漳县等八县遭水灾，暴雨过烈，山洪暴发，冲殁房舍田地，麦歉收。一九〇四年夏六月兰州一带地区，连日大雨，山洪倾注，黄河暴涨，下游峡口壅塞，淹没了兰州东郊区大半和雁滩等十八滩，损失惨重。至雨涝成灾情况，远如一八五一年秋，礼县霪雨四十余日，地洩山崩，损害人畜房舍禾稼无算。近在一九二五年，永昌旱涝成灾，被灾田24.049亩，禾歉收、民饥等，都是例子。 病虫：甘肃的病虫种类颇多，危害农作物很严重，而分布亦很普遍。如分布在皋兰、永靖、靖远、榆中、定西、洮沙、武威、高台等县的小麦腥黑穗病，为害约1-5％。分布全省各区的小麦散黑穗病，为害约1-30。分布于临夏、渭源、临洮、榆中、岷县、临潭等县的大麦散黑穗病，为害约10％。分布于天水、甘谷、陇西等县的大麦坚黑穗病，为害约1-5％。分布于陇东陇南及河西各县的玉米黑穗病，为害竟达80％以上，在兰州附近者为20％左右。粟的白发病则分布于兰州、靖远、景泰、榆中等县。稷的黑穗病则分布于皋兰、临洮、陇西、天水、宁县、永登等县。棉的棉花炭疽病，为害达15％以上，分布在产棉区。马铃薯疫病以武都、岷县为最多，皋兰次之。虫害则有麦线虫分布岷县等地；金针虫（一名叩头虫）分布于皋兰、天水等县；麦浮尘子分布于皋兰一带；麦象分布于甘肃各县，陇南各县为害最严重；麦蛾为全省最普遍的积谷害虫；豆金龟子分布于皋兰、天水、徽县等县，据记载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古浪等三十县，虫害均致成灾。其他病虫害情况见于记载者虽不多，事实上亦相当普遍和严重。 风砂：风砂的灾害以河西为最多，且以安西等地为最烈。如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张掖等县亢旱，酒泉风砂为患。过去有人以诗形容玉门风砂的情况说：“尽日风声拂树来，徧吹黄土上层台，一年三百六十日，纵有双门亦半开”。这正反映过去所谓“一年一场风”情况。又如安西的环城乡五爱社在二十年中被风砂埋没的农田有五千多亩，庄园五十八个。这就是沙川沙漠在强大的风力作用下，成片的移动，复盖了大面积农田，而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亦即过去人们所说的“沙漠南迁”。 甘肃过去的自然灾害，不但频仍，而且遍及全省。各种自然灾害亦同时发生。如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甘肃被灾县分达六十一县之多，有旱、雹、虫、风、砂、水、霜及冻等灾害，形成最严重的灾难。其中以旱、雹为重。甘肃过去每次灾害，是相伴而来。也就是人祸更助长了灾害的严重和发展，例如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年的大灾荒，据甘肃赈务会刊的记载，一九二八年夏秋两季颗粒无收，一九二九年收成平均不及二分，一九三〇年继续荒旱，收成亦极有限。据另一记载，甘肃人民死于荒旱者一百四十余万人，死于地震（凉州所属范围）、山洪者（榆中、礼县等地）六、七万人，还有死于兵匪者三十余万人，死于疫疠者六十余万人，共达二百四十万人以上，严重程度，至足骇人。三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农民残酷剥削加重了灾害的严重性甘肃的自然灾害，固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但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关系上，反动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致生产力遭受破坏，极为严重，更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和发展。在反动统治时期，如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国民军入甘后，扩充势力，造成甘肃分裂混战的局面，军队数十万给养全靠农民负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至廿几种。如地丁银粮，初分两忙征收，后竟预征到五、六次以上。还有各种附加，仅就教育附捐、军事附捐、营房附捐、借捐、田亩捐几项而论，每人平均负担已达十五——二十银元，实际每亩年收入也只有十元左右，全数捐纳，还差一半以上。又如有剿匪附捐，而又有清乡捐，无非是巧立名目，以剥削人民而已。即以当时洮沙一个小县为例，受匪灾人数竟达一万二千人以上，国民军在甘征兵二十万，按人数摊款僱买，以平均每人二百元计，当时即征到三千余万元之多。 自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甘肃以至解放这一时期，由于兵役频繁和军粮的供应，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加上贪官污吏及乡保甲长的从中舞弊、额外苛索等等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更加变本加历，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中。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农民剥削的： 田赋方面： 1．田赋：田赋是不断增加的，如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土地陈报已累至1,150,000余石，较原额增加二倍多。嗣后又增至1,203,032石多，较土地陈报前的田赋总额429,585石，竟增加了180％的惊人程度。 2．军粮的征购和征借：甘肃征粮往往超过正赋十倍以上，征购系强定粮价，经办人员营私舞弊，迟迟不发，及至发下，由于伪法币狂跌，已贬值不堪了；以后又改为暂借，实际是有借无还。田赋正额一石，征借军粮也是一石，再加县级公教粮30％，实际另外加征130％。 3．田赋的附加、积弊和陋规：如“比限制度”、“公粮代交”，积弊重重，更加重农民的负担。陋规的名目多少不一，仅就天水一县为例，就有“屯折”、“盈余”、“土粮”、“里老规费”、“数钱串票”、“印红”、“百五经费”等等，此外还有“踢斛”、“淋尖”等弊，农民对此等恶吏无可奈何。故征粮愈多，则浮收愈大，而人民负担亦愈重。 苛捐杂税方面： 1．“正税”：计有二十三项税捐，在一九四七年度实征税额共37,330,471,810元，如以当时人口7,090,428人分摊，每人平均为5,266元。 2．额外税捐：根据一九四八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所载，计有两类23项之多。 3．临时摊派：根据《农民生活》24期“甘肃记略”中农业考查所登载的已有七十七种之多，在一九三五年公布取消苛杂102种，而且尚为全省的一部，实际是归并税目，缓和民愤的欺骗手段，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亦说明临时摊派岂仅七十七种。在河西各县县长的牛奶费，亦摊之于人民。有些地方的摊款数额竟超过“正赋”数十倍以上。由于各地驻军给养无限制的自由征发，名目繁多，大抵是按粮按亩摊派，军队或县府委派提款委员，车骑四出，需索无厌。正是当时流传的“委员下乡，人民遭殃，委员一到，人民便躲藏山洞地窖”惨痛景象。 发行公债方面：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为了达到对甘肃人民进行横征暴敛的目的，曾以各种名义层出不穷的发行不兑现的公债，每年发行次数至少一次，多则五次。如一九四一年伪甘肃省府及伪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根据材料就发行了五次。又伪中央政府所发行的分配到甘肃的公债从一九三六年至解放前夕止，先后发行的有统一公债、复兴公债、关金公债、英金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三十年军需公债、滇缅铁路公债、救国公债、同盟胜利公债、黄金短期公债、航空公债、黄河建设公债、美金公债、爱国公债等等，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它的巧立种种名目，变象剥削，有借无还，无非是为达到压榨人民的目的。方法是强行摊派，勒令认购。因伪法币狂跌和经手人员的层层舞弊，真正购的人民，大都分文得不到偿还。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同样是巧取豪夺。正如当时流行的歌谣反映的： “地里的麦子上场了，地主的大骡子来了，交完了租子皇粮瞎要，挨饿的时候到了”。 “皇粮租子交过了，柜里的粮食完了，一年的辛苦瞎白费了，穷人们没活的路了”（见西北回民歌谣）。这是最真实的反映。 此外甘肃农民在反动阶级残酷的剥削下，迫于生计，不得不高利借贷。如《西北农民考查》所载的农村借贷：“……永登一老农说，他在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时，借洋八元，至九月收获后归还，不知利息如何计算，先给麦子五石，鸦片五十两，现洋三十元，并给牛二头，结果仍欠本利八十元”。这就是“驴打滚”的高利贷计算法。又如范长江《中国西北角》所述：“……农民最困难的时间是春天，张掖情况一、二、三月借帐，五、六月还帐，不到半年的时间，大致的利率是： 甲、借现金者，50％利率为最轻者；乙、借鸦片者，300％；丙、借粮食者，100％。” 征兵情况： 解放前甘肃六百万人口，就有六十多万人被征，不但征额惊人，而其中的种种弊端，真是骇人听闻。正如当时民谣： “乡村无青年，市集无人烟”。 “听逃兵，心飞掉，款子逼的要上吊”。 “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得”。 “不怕打，不怕骂，怕的逃兵到咱家”，（僱主怕逃兵）。 “听要兵，哭号啕，乡镇保长偷着笑”。 “三征兵，四纳粮，先拉骆驼后宰羊，马鸿逵不无常”（无常，死的意思）。 此外还有，不堪负荷的“三差”，整个甘肃在“三差”的重压下，实在没有喘息的机会，所有补给差价、运费差价、运粮差价，伪政府一概不管，全归人民自己负担，全省数字据一九六〇年调查，有三千余亿之多。庞大惊人，莫此为甚。 还有军队的负担。“各县不论有无驻军，一律把粮交给军队，所以秋收时，大量的贱价粮米，尽归了军队，到春荒斗价高涨时，军队拿来卖给商人，转卖农民，军用粮以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之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农民……”（见陇铎2卷1期）。 国民党反动派只知对甘肃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进行了极端的摧残和破坏，如当时所谓甘肃的水利和水土保持，不但毫无受益，反而更加重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如应疏浚的渠道——临洮、皋兰、景泰等十县的渠十四，治河二。但由于不疏浚，所以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皋兰、景泰等六十一县，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同时据记载从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除一九四四年外，无一年不遭不同程度的旱灾。由于反动统治者毫不关心农民的生产，即使办了一点水利，亦微乎其微，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中，仅修了二百六十四万多亩灌溉水利；实际也是劳动人民在饥饿线上修了渠，地主的地里灌了水，虽然发行了治黄公债、建设公债，也只在这个晃子下，再加吸吮农民的膏血而已。灾情发生了，反动统治者又怎样来救灾呢？试看《甘肃赈务汇刊》、《西北近十年来史料》、《甘肃省政府经济建设记要》等记载，不是赈款刚刚领到，立刻转入公门，饱了私囊；便是残暴的军队扣留赈粮；不是所谓以工代赈，灾民作了工，得不到赈款，便是赈款中饱，灾民倒贴的惨痛事例。 从上述的情况看，由于统治剥削阶级的横征暴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因而加重灾害的严重性。更由灾害的严重，致农民的痛苦愈加深，在“糠菜半年粮”的苦痛光景里，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演成“父食其子。”、“子食其母”、“窍子而食”、“死尸横野”的惨绝人寰的惨状，因而生产力遭到极严重的破坏，耕地面积逐年缩小了。例如一九二七年全省耕地面积是二千六百〇一万亩多，一九三七年就变为一千七百六十一万多亩了；十年之间所减少的耕地达三分之一以上，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当然更谈不上“人畜两旺，”也说不上“技术改进”，所谓“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就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造成，也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甘肃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加重了自然灾害严重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