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因征拔壮丁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一些事实，仅仅是当时征兵害民的一部分例子。兹回忆记述如下：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五年春，伪中央政府向甘肃征拨的壮丁，每年三次、二次或一次不等。每次都是按县的大小分派，有派七八百名或五六百名的，有派三四百名或一二百名的。每次的壮丁数目派到县以后，美其名为“抽签征集”，但实际上给伪县长和伪乡镇保甲人员以狼狈为奸、敲诈勒索的好机会。所谓“应征”的壮丁全是任意指派。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分别对待的。如对有钱的壮丁户，只要把保甲长活动好，就是“中签”，也可以雇人顶替。以定西县来讲，雇价，起初每名需小麦一石（一千五百斤），以后涨到每名需小麦七石（一万零五百斤）。如果雇兵逃跑，壮丁户仍须负责另雇。这样，就使许多壮丁户，因雇兵的多次逃跑，与多次另雇，遭到倾家荡产。对有权势的壮丁户，保甲人员不敢派兵，偶尔“中签”，县长、保长可以设法补救。如定西县伪参议会某议长家，一次壮丁“中签”，县长即将狱内在押的罪轻犯人颜某提出，给某议长家顶了壮丁。诸如此类的事实，真是不胜枚举。总之，被抓当兵的，全是无钱无势的穷人。
  这些穷人家的壮丁，被派定后，即遭保长绳绑，送到县城，被圈到狱内，等待接收。至于收兵委员在接收过程中的苛索情形，更是令人发指。如某次某部接兵委员到定西，他们验收壮丁的办法是让壮丁脱光衣服，以半截木棍塞进肛门检查痔疮。结果不少人被认为“有痔疮、不合格”，经伪县长暗送了数百元，才被验收合格。这仅是在定西县的一个例子。
   至于接收人员随便抓壮丁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兰州师范学校放了寒假，我的儿子郭湛恩牵骡接我，我到家后刚脱鞋上炕，忽听儿媳喊叫：“两个兵从墙上跳进院子，把湛恩抓走了”。我情急尾追，到城门口，始打听到是被伪师管区派兵抓去。我追到他们的连部见了连长，先恳求释放我的儿子：连长说：“军务紧急，抓到的壮丁，不能放走”。我又要求说：“抗战以来，我家已雇过五次兵。现在没钱雇了，我的儿子郭承恩已亲自当兵去了。家中只有一个男孩，就是轮到当兵，也应经过合法手续，不能乱抓”。连长怒喊，要扣押我。我当时愤恨极了，揭出他们借抓兵敲诈的情况，连长大怒，势欲打我，我转身出门，扬言向第三军（当时驻在定西）去告。被一兵拦劝，并向他们的连长介绍说：“他是在兰州教书多年，很有名望的郭老师”。该连长听了，态度稍有转变。一兵给我让烟，并说：“请你回去，你的儿子已到家了。我听了半信半疑。一兵扶我出门时，我才发觉自己因跑得太急，连鞋子都没有穿。到家后，果然湛恩被放回来。次日定西全城都知道了我抗抓壮丁的经过。驻县的伪第三军军长也为此事召见了我。我当时提出请军部禁止乱抓兵的建议，伪军长当面表示采纳，但事实证明，以后仍然没有甚么改变。
   关于壮丁的受虐待问题，不论是被送到省城的或被拨在原县集中训练的，所受的折磨，全都一样，主要是吃不饱，穿不暖，患了疾病没人管。至于死亡的惨状，更令人难以想象。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听到驻兰州华林山的壮丁，每日病死的有十多人，情况甚惨！当即约同兰州佛教会会长邓德舆先生，于是月二十一日，以办慈善事业名义前往营救。我们到华林山营房，守卫者不让进去，经告以来意后，才被壮丁团长刘树勋传见，并引我们看了病室。在一座南北宽约一丈多，东西长约十七、八丈的破营房内，除有一尺多宽的走道外，全是土台，土台上乱卧着一百六十多名病丁，呻吟呼号之声，不绝于耳，室内空气的污臭，令人难以忍受。我与德舆依次询问病情，分别给与“八卦丹”、“万金油”、“保安丹”、“清肺丸”、止泻药等。在我们询问给药过程中，发现四、五人已僵死多时；有二人气息奄奄，已无法挽救。我不禁叹息了一声，旁边有一病丁泣声告我“抬出城外的不算，隔壁室内就有不少尸首”。我立即往视，果然看见两具死尸已入棺，九具死尸纵横地上，真是惨不忍睹！ 我与德舆在返回途中，商讨了营救办法。当夜我将所见惨状，往告杨慎之（地方大绅），杨慨允捐资相助。我又从其它方面募捐了一部救济物品，购了煎药器及药物，请了医生于次日清晨前往急救。在此情况下，可恶的团部，还怕病轻者逃走，不许出门寻水煎药，经交涉后，才准派人监视病轻者外取水。我们虽想尽办法营救，但当日又死了四人。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团部要开拔，刘树勋准备将三百多名病丁遗弃。我与德舆等决定仍负责营救到底。但由于病丁过多，料理难周，医生不敷分配，又请陈范卿等参加营救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元月四日，伪师管区才派员查点病丁，准备遣散。我们连夜又购募了一部份衣帽鞋袜及药品，于第二日中午集合病轻者于教场，依次发给了救济品，又按路程远近发给路费，令其回家。临走时都感激涕零。对病重不能行走的病丁四十八名，为了便于看护，我们用汽车运到大佛寺观音堂（即现在的兰园），并请国医馆医士柯与参、牛孝威、张志亮等就近诊治，痊者渐多。到二月六日，春节已过，病丁逐渐痊愈，仍按照地区远近，分别发给路费，幸存的壮丁，才得返回原籍。
   以上这些事实，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反动派虐待壮丁的几个例子。在我们营救这些壮丁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兵役机关，不但不表同情，反而在许多地方予以刁难。我在同年元月，为了改善壮丁待遇问题，曾以公民资格，上书当时的伪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揭发了华林山兵营折磨壮丁的事实，并提出了六项建议。这些建议，仅是最低的生活要求，如冬季不应强脱壮丁原有短衣；壮丁住处应备草铺；饮水缺乏时，应设法每日至少饮水一次；壮丁有病，队长应负责调护等。但朱绍良当时接到我的建议，大发雷霆，要管押我。经派人了解，他们在华林山见到的情况，反而比我建议中所陈述的更惨。伪民政厅长罗贡华对朱绍良谈了佛教会在华林山营救壮丁的事实，这样我才免受管押之苦。这种不人道的事例，今虽时隔二十多年，回忆起来，仍令人痛恨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