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部破获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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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图书
唯一号: 290120020210002066
颗粒名称: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部破获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
分类号: K264.2
页数: 6
页码: 122-127
摘要: 一九三七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我负责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旗执行任务,其要求是:把所有去额旗的日本特务保护出境。因此,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只准我带随从人员五人,卡车一辆,作为办案力量。另外,由蒙藏委员会派一工作人员杨昌炎随行。这就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发生很大困难。当然,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取缔日特是抗日救国的前哨斗争,任何困难必须设法克服。因此,我就要求南京政府通知甘肃、青海两省政府予以协助,当蒙允准。是年四月上旬,我由宁夏到了兰州,受到西北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的招待和支持。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事变 中国

内容

1.一九三七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我负责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旗执行任务,其要求是:把所有去额旗的日本特务保护出境。因此,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只准我带随从人员五人,卡车一辆,作为办案力量。另外,由蒙藏委员会派一工作人员杨昌炎随行。这就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发生很大困难。当然,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取缔日特是抗日救国的前哨斗争,任何困难必须设法克服。因此,我就要求南京政府通知甘肃、青海两省政府予以协助,当蒙允准。是年四月上旬,我由宁夏到了兰州,受到西北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的招待和支持。
   2.端阳节前由兰州到酒泉,路过武威,通过孟鍊百先生在马步青处多方进言,予以便利。在酒泉驻有马步芳的一个步兵旅约三千余人,系马步芳的精锐部队,旅长为马步康。我到酒泉后拜访时,马就告我,马步芳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来电着他协助我办案,闻之甚为心喜。马步康是我临夏小同乡,又在一九三四年宁夏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拒孙(孙殿英)战役中一块共过患难,也指挥过他(当时我任伪十五路军马鸿逵的参谋长)。因此,彼此熟悉,无话不谈,官兵记得,影响很好,这就给我不少有利条件。
   3.王德淦专员从二里子河潜来酒泉,向我汇报了日本特务机关当时活动情况和额旗图王对我的态度,使我知道了: ①在特务机关方面:东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部只有江崎寿夫、大西俊三、松本平八郎等十个日籍特务,还有察哈尔籍蒙汉汉奸四五十人,只有一些手枪,没有长枪,运到的200支步枪,于一九三六年冬天因库房失火完全烧掉(据称系他们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烧掉的);无线电台两部因故障未发报,敌机半月未到来,特务机关毫无东去迹象,他们依靠的力量就是额旗蒙古保安队。当时日特方面传出两种说法:一是绥远战事紧张,傅作义失败,日军西来,势不可挡,因此这些特务气焰嚣张,目空一切;另一是马军野蛮,捉住杀头(日本人最怕杀头),听李厅长是个军人,因此这些特务外强中干,惊慌失措。
   ②在旗政府方面:额旗两千蒙民分散过着游牧生活,青壮年能集中起来的不过200-300人,枪械不良,没有作战经验;图王之弟塔王受特务拉拢威协之毒较深,图王本人态度模棱,听说我带去军队很多,有点胆怕,怕马军纪律不好,重复引起回、蒙两族仇杀事件,因此决定派旗政府官员到酒泉迎接我去;另一方面派阿木藏盖带领蒙古保安队100余人到青山头(额旗与金塔、鼎新两县交界处)阻挡马家军队。
   4.根据上述情况,我研究决定如下主意和措施: 主意:①对日本特务要强硬,要用勇敢果决的强制手段;对蒙旗要和平,晓以利害,尽量分化。②准备军队要多,带往军队要少。这个意见得到马旅长的同意。
   措施:①他们全旅支援,但我只带一个排官兵35人。全旅支援的办法是:通知金塔、鼎新两县接连额旗边界的居民,将所有骆驼停止远行,听候使用;这样风声传到蒙旗,从思想上迷惑和压倒蒙旗及日本特务机关的抵抗。②端午节前图王派扎庆参领来酒泉欢迎我,马旅长设宴为我饯行并请扎庆参领作陪,席间马表示了全旅听候我的指挥,进旗办案,并严守纪律,不损伤蒙旗一草一木的意思。宴后扎庆参领星夜返旗,我在酒泉又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带全体工作人员50多人,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乘骆驼沿弱水河北进。
   在青山头遇到了蒙古保安队,他们变阻挡为欢迎。我参加了赛马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日本特务到额旗就要招致祸害,叫他们不要受特务欺骗,要听我们的话,协助我把日特抓起来。同时,给赛马优秀人员发给奖品——酒、糖、挂面等物,他们高兴。当时报告有一日本特务化装蒙古人(医生),听了我的讲话后,骑着骆驼逃跑了。我当即派保安队副队长巴音肯谢格带人火速捉拿,并勉励他们不要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当晚巴音肯谢格拿获这个日本特务松本平八郎,交获手枪一支,经我威吓之下,供认了该特务机关各情,与王德淦汇报情况大体相符。这样我就星夜兼程前进。经过察汗套海、西庙、哈尔哈(外蒙人逃来居住地方),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下午到达了东庙,我先拜访了图王和塔王,送了礼物,说明来意,作了安慰,请他们协助。这时图王们知道我后面还有很多军队到来,声势很大,他们就道出了一些日特奸污蒙妇,吃羊不给钱等痛苦灾难,我即告他转知江崎寿夫当晚来见我。
   晚九时许,江崎寿夫带秘书大西俊三和一日籍司机坐汽车到我住处,我说明他们违法入境,应即时离去。江崎寿夫提出了两个问题: ①入境手续不全,派人回去补办;夏季炎热,骆驼已不能走,近因电台发生故障,飞机没有来,无法回去。②可否同松本平八郎见一面?我回答他们:①补办手续不成,回去的交通工具由我负责。②松本平八郎就交给你们,并召集所有日籍人员见面。
   争执结果,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派大西秘书坐汽车接回六个日籍特务,夜十二时一律解除武器,逮捕起来押在一个帐篷之内。
   七月八日带同江崎寿夫等有关人员,搜查东庙日本特务机关部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了五名主要汉奸,他们都没敢抵抗。这些特务内有飞行场场长、无线电台台长、报务员、测量人员、地质调查人员、医生等,都有军籍,着陆军制服。江崎寿夫幼时在日本同文学校毕业,精通汉语,说一口很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历史研究很详,特别对唐诗背诵很多,但其迷信也极深,回途在乌峭岭上韩湘子庙磕了头,抽了一签,情绪紧张;认为此去不得生还,其唯心观点于此亦可见一斑。这是后话。
   从这批特务中,先后交获手枪、手提机关枪子弹、战刀、无线电大小两台、卡车三辆、军马、骆驼、军用地图和一部文件(大部文件事前烧毁)。至此,经过一昼夜时间,把这批特务全部搞清。七月九日坐车经居延海(东海、西海,蒙语叫哈逊淖尔、索果淖尔)到二里子河站(距东庙120华里),据站上汇报,才知“七七”芦沟桥事变,这正巧合。
   从交获文件中,看出江崎寿夫的主要任务有: ①在政治上,组织阿、额、青蒙古共和国,即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联合起来与汉、回民族对立; ②在经济上,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 ③在军事上,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轴,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区域的大小城市和农村。这个特务计划十分恶毒。
   额济纳旗特务机关事情将完,安西特务机关事情又来。
   在二里子河站接到宁夏来电,说另一日本特务机关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只,从宁夏磴口县北的巴音冒堵经过定远营、古鲁乃、马鬃山去安西,着我相机办理。
   我于七月十日由二里子河返回东庙,研究决定: ①七月十二日由我亲自押解江崎寿夫等十个日本特务和重要文件,乘汽车三辆取道绥新汽车路的芦草井子、石板井子,从公婆泉(即马鬃山)的东南行经金塔县的红柳大泉到酒泉。
   ②同日将五名汉奸和军用品等,由随来的部队押乘骆驼,仍循原路返回酒泉(当时酒泉至东庙间不通汽车)。
   ③将该机关部其余汉奸和军用马匹和行政用品等物,统交当地旗政府接管。
   ④西来的另一批特务,候我们到酒泉再去人堵截。
   当时所以作出这样决定,是一则因为时间过长,会被日特和蒙旗知道我们后边再没有军队,怕发生意外;二则因时值古历六月间,沙漠气候很热,日籍特务坚决不愿骑骆驼。
   我乘汽车押解日特在戈壁滩上走了四天,安抵酒泉,其另一驼队也于七月二十日后安全到来。
   5.我到酒泉后和马步康旅长商量,又派随员及军队前往古鲁乃堵截第二批日特,又捉获横田等日籍特务三人及回、汉汉奸并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一百余只。原来这批特务是到安西设立军用航空站的。横田是该处特务机关长(中将)。他们的任务是:与希特勒的敌机在安西联系,是德、日航空联络点。其目的为切断中苏国际交通,内而包围中国,外而进攻苏联和蒙古共和国。
   从这批特务中发现了一个线索,引起了一个波折,这就是青海阿訇问题。因为这次捕获的回奸中有一个青海阿訇,据说是马步芳的亲信,但此人到酒泉后就不见面了。我要追查此人,马步芳不满。同时马步芳向我要交获的枪械子弹和其他用品等,我便拒绝,这就发生双方争执,阻碍我行。这样就在酒泉呆了一个来月。经贺耀组协商结果: ①不追究青海阿訇事,枪支、子弹、汽油、骆驼等准予拨交马部使用。无线电台、卡车和文件一律带兰。
   ②由西北行营派宪兵和汽车队到酒泉迎护我们。
   6.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返抵兰州。将十三名日本特务和五名汉奸并车辆等品点交行营,由两个特务机关长河崎寿夫和横田签了名,办清移交手续。
   这时正值“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全国民气沸腾,甘肃人民目睹这般特务,万分愤慨,闻我离兰(九月十日)返宁后的不几天,这批日特十三人和汉奸五人一律在兰处决,大快人心。
   这次办案经过和有关文件,我在邓宝珊先生家中都向谢老作了汇报和呈阅。
   过后听邓宝珊先生说,西北行营在兰州安定门外行宫执行日、汉特务死刑时,天将黎明,就被德国大特务蔡宁(兰州天主教主教)所发现。由此可见,当时日、德勾结的紧密和各地外国教堂进行间谍活动的罪恶阴谋。

知识出处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62年12月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自一九六二年创刊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共编辑出版了五辑。由于当时是内部发行,印数很少,又经十年动乱,这些选辑现在均不易找到了。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供史学工作者研究甘肃近现代史和满足广大文史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重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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