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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民勤县前任县长王同锡卸任，新任县长雷尚志接任。王、雷二人同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由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兼任）军需处当过科长。王是因为鞭打民勤县的绅士王步云等二十余人被控离职的。绅士们准备在王离职交代时，大肆刁难。可是王、雷既是同事、朋友，又因“官官相维”，交代手续极为简单。王同锡遂于二十九日早晨离开民勤县城，当晚宿距民勤县城六十里之香家湾，即闻马仲英突出青海，已屠永昌县城，正向民勤前进。王即快马加鞭，奔向武威。
   雷尚志亲送王同锡至小坝口（距县城三十里），及回到县城，即接到县警察局骑巡队的报告说，马仲英的前部已到昌宁（距县城一百六十里）。这可把雷尚志吓慌了，即刻下令将三个城门关上（北门早被风沙壅死），用沙包压死；强迫全城青壮年上城守城。凭什么守呢？讲城池吧，北面的大沙漠几乎壅的和城墙一样高，小孩子都能扒上来；讲武装吧，只有三、四十名警察，二、三十支破烂枪；依靠邻县的救援吧，武威驻有赵席聘部的一个团，自顾不暇，焉能救援民勤。另一方面，马仲英自称“黑虎吸冯军总司令”，有五个旅；马廷贤自称后路总司令，有两个旅，共有四千多人，马五千多匹，号称一万，又能征惯战。两相比较，城怎么能守呢？可是当时刘郁芬的命令，土匪攻城，三天以内城被攻陷者，县长处死刑。守城I守城！毋宁云“束手待毙”。
   二月初一日下午，马仲英派马维俊为代表，率两骑至县城南门外，向城上喊话说：“我们是路过民勤去宁夏的，你们把城开了，让我们的队伍进城休息一下。”雷县长叫人传话说：“百姓害怕。你们驻在城外，我们给你们供应粮草。”正在互相喊话之际，冷不防，一个警察放了一枪，把马维俊的一个随员打死了。马维俊即与另一随员逃走，这就把祸事闯下了，民勤县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被这一枪断送了。
   初二日中午马仲英的大队人马从四面向城围攻，城外喊杀连天，城上烂枪、土炮，还有纸炮乱放一起。这样乱喊乱叫放了一阵，马仲英的人就先从北城扒上，接着四面都扒上了，守城百姓惊散。这时的雷县长呢？早已吓呆在城上，即被乱刀砍死。从这时起马仲英即开始屠城，喊杀声、枪声、呼救声、惨叫声吼成一片，入夜火光冲天。大屠杀了一昼夜，继续搜杀，自初二日马仲英进城起，至二十一日离城止，屠杀一直没有间断。民勤县全城不满一万人口，被屠杀四千六百多人，其中枪杀死的很少，绝大多数是刀砍死的，还有投井死的。妇女被奸，无一幸免。
   刘郁芬得到马仲英占据民勤的消息后，即命令驻天水的第三十师吉鸿昌部开往民勤，进行清剿。吉部以急行军赶到武威，休息了两天，即向民勤前进；马仲英沿洪河布置抵抗。二月二十日吉部到达香家湾，隔河炮轰，马仲英稍事抵抗即退走。二十一日吉部进至民勤县城西南之十里墩，马仲英即连夜撤出民勤县城，向东北逃窜。二十二日早晨吉部进城，师部驻东门外杜公祠。吉部刘兆祥旅奉命追击，至距城三十里之红柳墩遇伏，展开白刃战，互有杀伤，刘兆祥之坐骑亦被马仲英俘虏去了。刘旅追至东区大庙（距县城一百八十里）马仲英已入阿拉善旗窜扰宁夏。至此，吉鸿昌又率李松昆旅由民勤经武威、古浪去宁夏清剿。
   刘兆祥旅在追击中，俘虏马仲英之骑探三人，交百姓处死，以报仇恨。百姓将这三人绑在县城南街大树上，挖眼割鼻，抽肠倒肚，真是“以暴易暴”。
   雷尚志当了不到一星期的县长，就被马仲英杀死了，作了王同锡的“替死鬼”。马仲英跑了，王同锡随吉鸿昌进城，又当民勤县长了。他进城以后的迫切任务是办兵站、救难民、埋死人。仓粮没被马仲英烧掉，号召全城百姓，家家磨面粉，磨百斤，交九十斤，留给百姓十斤。这样兵站、难民的问题解决了，埋死人的问题反觉得很困难。到处是死尸，杀剩的百姓多是妇孺，叫谁抬埋呢？后请军队担任，吉鸿昌派刘旅丁团一营营长何金声负责，王同锡叫我找些人协助。何命令部队尽先抬埋居民住宅及大街小巷的死尸，后抬庙宇机关的死尸。庙宇以东门里的文庙内被杀死的人最多，东南城角的东狱庙内次之。这些被杀死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孺，他们在家里害怕不敢住，跑到庙里以为可以借神灵保佑，逃个活命，不料被马仲英集体屠杀了。绝大多数是乱刀砍死的，有一个小孩子被劈成两半，看样子是倒提腿劈的。反动统治者挑拨起来的民族仇杀，竟如此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