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孔繁锦安徽合肥人，清末陆军讲武堂毕业，是北洋军阀时代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外甥。一九一四年张广建任甘督时，经吴的举荐，充任了张的亲兵司令来到甘肃。一九一八年，天水驻军哗变，陇南一带地方极不安宁，张广建先派孔为陇南清乡督办，旋又派任陇南镇守使，在天水设置镇守使署。孔在天水前后八年时间（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所谓的陇南边防，并没有宁靖，就是天水肘腋下的仇池山，一直为杨霏部所占据，孔始终无法将其肃清。一九二四年，孔虽又被加上“甘肃边防督办兼援川总司令”的头衔，但他的部队在龙绵一带屡战屡败，毫无所获。
   当时孔的部队，历经扩充，足有一师之众，多系新式武器装备，军容也较整齐。但孔本人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纪律都不多过问。自以为是理财政、兴实业、办教育的能手，感到他任镇守使是大材小用，因而喜听人称“督办”，不喜听称“镇守使”。在张广建督甘期间，孔对省方的态度尚能服从。一九一九年张广建去职，继任者为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孔以陆的职位，已驾己之上，心怀忌妒，不满情绪，常流露于言表。对中央政府的一切措施，亦常以个人喜怒为迎、拒标准，兰州、北京当局亦无可如何。对其专断横行的作风，时人称为“陇南王”，实非虚语。
   孔繁锦的部队，当时散驻陇南十四县，其军费大部分由各县县长会同士绅、驻军头目就地筹摊。由于军队调动无常，人数不等，因而各县负担的确数也各不一。关于政费和所谓“兴办实业”诸费，是按县的大小分别负担，经常是大县每年四十万元，中县二十万元，小县十万元，总计全年不下二百八十万元。筹款的方法是：先以督办（甘肃边防督办）名义召集各县县长和士绅到天水开会。会前督办大摆筵席，请这些人吃饭、看戏、参观，表示“殊遇”。到开会之时，将各县配额宣布，这些人一致承认，表示同意。会后不到三个月，二百八十万元即争先恐后地源源解到。而各县在摊派时，于正额以外，至少附加一半，美其名曰“补救款”，实际上这项附加款，完全作为各县县长、士绅以及参与筹款者的“酬劳”以自肥的，也是督办明知而故昧的。孔利用这种“酬劳”以讨好筹款者；各县县长、士绅为了得“酬劳”，都是争先恐后地完成任务。而陇南人民在此军用浩繁，政费庞大的情况下，负担之重，无以复加。
   孔繁锦的另一发财之源，就是开放烟禁。当一九二二年前后，伪北京政府厉行禁烟，一时烟价腾涨，每两高达十元之多。孔繁锦认为北京政府对陇南是鞭长莫及，如广开烟禁，人民获利既多，负担能力亦随之增强，政府搜刮，也就有了财源。遂决定开放烟禁，派大批人员分赴各县劝种鸦片，并向民众保证“有督办在，绝不犯法”。而民众方面，感到民力枯竭，地方负担日益加重，现在不种烟也是死（当时不种者课以懒务款），种烟也是死（交烟亩款、高利贷、家人子弟吸烟等），与其不种而死，毋宁种而稍苏。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开始种烟。但种烟以后，粮食缺少，粮价激增，物价亦随之飞涨，民食民衣特别困难。而孔繁锦犹不觉察，认为他勒索多少，人民就能拿出多少，全是开放烟禁的好处。但人民对孔恨之入骨，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
   孔繁锦的又一发财之道，是铸造铜元和大量印发钞票。其办法是仿“四川军政府、四川铜币”制，将陇南范围内的制钱（即麻钱）尽量搜刮起来，设了铜元厂，铸成“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元三种（币面字样与四川铜元完全一样），在陇南全区通用。计每五个制钱可铸“当五十”铜元一枚；每十个制钱，可铸“当一百”铜元一枚；每十三个制钱，可铸“当二百”铜元一枚。总计一串（一千个）制钱，可铸造出值两万制钱的铜元。但真正的四川铜元，由于是机制，质量好，人民欢迎使用；铜元厂的出品，是纠合市面上铜匠用手工铸造的，因而薄厚不一，字迹模糊，质量极为粗糙，一般称为“沙板”，不受人民欢迎，由公家强制流通。同时，由于质劣，私人偷铸者甚多，一时沙板铜元充斥市面，公造私造，不能分辨，真正的四川铜元逐渐绝迹。孔闻悉此种情况，大怒之余，下令搜捕私铸铜元者。先后抓获多人，均以“伪造铜元罪”杀之。虽如此，但私造者仍不能禁绝。以后，对继续抓获者只打罚，不再杀头了。 孔繁锦在铸造铜元的同时，仍感到不能适应需要，又大量印发“陇南镇守使署钞票”（票面印当制钱若干串的数目）以资维持。不料钞票一发，物价飞涨，不到半年，柴、米、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都涨价二百倍；银元每枚，由兑换率两串，上涨到三百或多至四百串。这时，西安某印刷商专门偷印“陇南镇守使署银票”，秘密运到陇南，大量收换沙板铜元，收去制造铜器销售。从此陇南的沙板铜元愈来愈少，镇守使署的银票愈来愈多了。孔鉴于金融如此紊乱，难以长期维持，于是又责成陇南实业银号（一九二三年成立）从事整顿。适于这时，机器局铸造的机制铜元成功，其形状与四川铜元毫无二致，陇南实业银号所印行银元钞票，遂与机造铜元同时发行。事先又把镇守使署印发的钞票大量收回，仅从天水市收回的旧钞票，在南河滩上销毁了四天四夜，其发行数目之多，可想而知。从此，银元价跌，物价亦渐趋稳定。
   此外，孔繁锦在陇南期间，还举办了几件劳民伤财的所谓“实业”，主要有以下几项： 1．设办“陇南机器局”。孔繁锦为了计划炼铁、炼钢、炼铜、造机器、铸银元、铸铜元、修配和制造军械，决定筹办“陇南机器局”。所有的机器，大部分是由上海、汉口运来，且有外国名厂的出品。这些机器，估计总值不下三百万元（运费在外）。在建筑过程中，除钢筋水泥购自天津外，其他建筑材料，统由陇南十四县无偿摊派，路远县份收款，附近县份征实物。建筑工程人员，都由四川以重金聘用，木、泥、铁工工人，全由各县征用。从开建到投入生产，约有两年时间，规模比较宏大，设备也比较完善，职工技师多达五百人，其中大工程师还是以重金从德国聘来的。但工厂建成后，由于天水附近不产煤炭，所需燃料须由陇东区的华亭县驮运，不得已乃以本地的木炭为主，佐以华亭的石炭。旋因木炭易尽，石炭又供应不及，不得已停止炼铁炼钢，专门炼铜；把铸银元紧缩为铸铜元；把制造军械改为修配军械；并将机器制造暂停。后又因附近林木经不起大量砍伐，木炭产量愈来愈少，又不得已把上述各项生产，改为不定期停工，只有每逢开大会，兰州及伪中央“大员”蒞临时，特为升火开工，以壮观瞻，最后演变到常年停工。到国民军入甘，刘郁芬赶走孔繁锦后，即将整个机器迁到兰州，改设为甘肃造币厂。
   2．开设“天隆纺织厂”。陇南素以纺织著称，主要是妇女手工纺织，出品少而获利不大。孔繁锦到天水后，以“兴办实业”为名，筹设了“天隆纺织厂”。开办之初，以纺纱机器不易办到，暂购织布机百台，开始织布，所用之纱线是由陕西纺纱厂购来，因而产品获利仍极有限。最后迳由上海购买布匹，陆续运到纺织厂批发，支持门面。由于运费过大，所得利益大半为运输商占去。孔正在另想办法时，适陇南各县人民，因差徭频繁，畜力屡被官家拉去，叫苦不堪。经共同协议，由各县人民分别集款，购骡百余头，鞍?俱全，作为“官骡”，目的是希望以后不再向民间拉差。孔繁锦将这批“官骡”接收后，即全数拨归纺织厂作为运输工具，又在河南省陕州之观音堂设置“陇南镇守使署观音堂办事处”，作为运输的枢纽站。计从天水运往各大商埠的是鸦片、药材、皮货等；由各大商埠运回天水的是布匹、洋货、绸缎、奢侈品、机器、枪械等。从此“天隆纺织厂”和各大商埠都有了生意来往，陇南以及洮、岷、陇西各地，也都有该厂的销货市场，这样就使“天隆纺织厂”的“生意兴隆通四海”了。但“官骡”每有差损，仍由各县人民凑款补充，而官家的拉差，非但未减，反较前更多了。
   3．筹组“和丰制革织呢有限公司”。天水不产皮毛，是皮毛的过载站，也是制革原料的集散地。孔繁锦利用这个条件，筹组了“和丰制革织呢有限公司”，资金由镇守使署筹拨，所谓商股是徒有其名；技工多由四川以重资招来，学徒全由天水本地招收，职工人数经常在二百左右。所出成品，起初质量好，成本低，但大部分是军用品，民用的为数极少。在直皖战争以后，孔将各种成品，大量运出贡献给曹琨、吴佩孚；直奉战争以后，又将成品献给张作霖、冯玉祥。刘郁芬入甘之初，孔又派其亲信王桢，携带大量革、呢成品及“陇南机器局”、“和丰制革织呢公司”照片奉赠刘郁芬表示亲善，得到刘的表扬称赞。这个公司在孔繁锦垮台后，全部迁到兰州开办。旋以出品质量低、成本高，又无销路而倒闭。
   关于孔繁锦的生活作风，亦略述如下： 1．以杀人立威。孔在陇南先后八年之久，杀过的人实在不少，动辄以“绑在西辕门斩首”来镇压人民。如有一个月不杀人，人们即感到稀奇。孔经常亲自审问案件，凭个人一时的喜怒判决案件，往往是非颠倒，把应杀的饶过，把不应杀的杀了。当时民间有“督办要杀，总应该死”的说法，这样就建立了他的“威风”。
   2．所谓私察暗访。孔不惯于治军，又不乐于过衙署生活，好出巡街头巷尾，进行所谓私察暗访，目的是要人民把他以包拯、于成龙看待。但所谓察访到的案件，凡是与他自己有关，或与部属及劣绅土豪有关者，都得到他的袒护包庇，而人民的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如某年河滩发现一女尸，孔当时召集各机关首长检验，势将彻底究办。后悉是他亲信副官辛某公馆的丫头，即停止追究。此其一例，类似者不胜枚举。
   3．绿呢大轿，八面威风。甘肃旧官僚的坐汽车，以孔繁锦为最早。这辆汽车，当时是从观音堂半开驶、半牛拉运到天水的。由于天水无汽车路，汽车在四郊驶不出三五十里。孔亦不常乘坐，只在大节日或招待来宾时，间或用之。每逢出巡必坐绿呢大轿，轿的前后有马队卫护，并有坐蓝呢轿的要员随行，轿的左右有把轿者，逢上山即征民夫二、三十人拉〓，真是“前护后拥，八面威风”（孔有铭威将军头衔）。
   4．大修督署，浪费民财。孔繁锦当时嫌镇守使署狭小，不够堂皇，遂仿照兰州督署，大事改修，除大堂以外，其余均重新修筑，征地征工，浪费民财无数。督署修成后，头门比兰州督署头门更为高大，匾书“甘肃陇南镇守使署”，署款为“至圣七十二代孙孔繁锦立”；两门扇上大书“高门有阬，大邦为屏”一联。孔的部属，都称镇守使署为督办衙门，以投孔的所好。
   孔繁锦在国民军刘郁芬主甘后，曾想通过亲信的王桢，利用他们在讲武堂与刘同期同学的关系，进行联络，保持职位。结果，王出卖孔作了个人活动。后来刘派张维玺率队攻袭天水，孔于仓卒中逃走，临行时给刘郁芬一信，内容仅写八个字：“兄去矣！弟好自为之。”孔在甘肃的政治生活，从此结束。在抗日战争时期，孔由天津重返天水，当时因产业问题，曾与人兴讼，最后病死于天水。（政协天水市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