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十九日，甘肃省当局宣布承认共和。从此出兵攻陕，力谋扑灭革命的反动政局，一变而高悬五色国旗，加入了民主共和的行列。可是前次反动用兵是封建官僚，此时宣布共和的仍然是封建官僚，他们对于皇权有深厚的迷信，对于民主无清楚的认识（当时的布告，竟然把共和政体说成是历史上的“周召共和”，可为一例）。清室告终，帝制推翻，他们既失掉了封建靠山，应该说是到了洗心革面的时候了，但他们却把这看成浑水摸鱼的好机会，文官们勾心斗角，争权攘利；武官们野马脱韁，任意跳腾。在壬子、癸丑两年中（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他们以错综复杂的内容，演出五光十色的局面，总归没有民主共和的气氛，只造成了残暴军阀、无耻政客三十八年中（一九一二——一九四八）罄竹难书的罪恶，给予全省人民以水深火热的长期痛苦。在解放后的今天，对比新旧，感喟交集。爰分别追叙这一段政局中从各方面所表现的事态，证明毛主席所说：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一真理。一承认共和的经过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已宣布逊位，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仍不肯抛弃攻下西安，奉迎溥仪偏安西北的妄想。他们认为甘肃交通困难，消息迟滞，暂时秘不发表，严令猛攻，三五日内如能突破咸阳，进入西安，则局势已成，即可为所欲为。却不料纸毕竟包不了火，不到几天，前线军队都已得到消息，乾州城内的陕军，从城头抛下清帝退位、共和告成的文件，马安良也明白了大局情形，向升允提出了国体已改，各军皆知道了，何必还同室操戈的警告，使得升允督战的命令无法再行。乾州解围，醴泉、咸阳停战，升允不得不收旗息鼓，匆匆西退。兰州方面，由于当时在京的秦望澜、吴钧，在沪的田骏丰等甘肃人士的交催，及在省觉醒官绅马福祥、水梓、王之佐、邓宗等的揭发劝告，长庚亦无法再秘，只好从妥协照顾中抓上二万金的川资后，即悄然引去。正在此时，长庚所派骁锐军统领革命党人黄钺亦在秦川（天水市）起义。兰州官绅遂于三月十五日电告北京袁政府承认共和，十九日由袁政府新任的甘肃都督赵维熙召集官绅，宣布共和。二赵维熙督甘的由来 清宣统中（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赵维熙以翰林任甘肃宁夏知府，旋升任甘肃巡警道。辛亥西安起义后，长庚、升允积极用兵攻陕，征集回汉各部士兵，新编旧管达数十万人。甘肃素号贫瘠，这时大兵既动，粮饷为先，藩司刘谷孙知其难，劝长庚稍缓用兵，静观时变，长庚不予采纳，刘遂愤而辞职。长庚又以提学使俞明震继藩司任。俞为计划开烟禁、增税额、劝捐输，绞尽脑汁，总是无济于事。正苦“掘鼠已尽，罗雀不得”的时候，赵维熙自称有筹款方法，建仪通过驻甘“洋官”息借外债。长庚遂允许俞明震辞职，而使赵维熙以巡警道越级任布政使。至三月中旬，袁世凯已在北京就民国大总统职。兰州将承认共和时，入陕各军尚未撤回。马福祥统昭武军驻兰，曾婉劝长庚退职，为兰州人士所倚重。但他自以资历尚浅，署名致袁之电，推赵维熙以布政使领头，而以谘议局议长张林炎和他列后。袁世凯远在北京，初就总统任，对甘肃情况了解不够，复电称：长庚既决意离甘，即以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于是赵维熙遂好运频逢，仅仅三两年的时间，即由知府历巡警道，布政使以至于民国初年的甘肃都督。三 赵维熙在都督任内所遇的矛盾 赵维熙以一个手无寸兵的书生，在革命风潮遍及全国、甘肃前线放下反动兵刃的时机，不费吹灰之力，拾得都督地位。当其高坐堂皇宣布共和，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可是他的矛盾问题也就接二连三地到来了。这些问题的错互盘结，终于使他有兴而来，扫兴而去。（1）赵维熙与黄钺 黄钺湖南宁乡人，曾与章炳麟、黄克强在东南从事革命。后闻清廷以长庚为陕甘总督，钺父黄万鹏与长庚有旧，钺遂以候补道员，西到兰州，谒见长庚，纵谈兵事，长庚认为是可用之才，委充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及武昌、西安相继起义，长庚以满人起“勤王”之师，出兵攻陕，曾许黄钺募骁锐军十营，开往陇南，防陕军西进。事为布政使彭英甲所阻，只招募一营，即令合崔正午部五营回军为六营。实际崔军不受调遣，钺所能指挥者只有三百多人的一个步兵营。辛亥十二月下旬开抵秦州，联络当地青年董戒、汪青等，谋在秦州独立。一九一二年二月清帝已逊位，而甘肃攻陕军事仍在进行。时钺已东联陕西，南联四川。陕军西向汧陇，川军北到徽成，钺遂于三月十一日在秦州起义，杀游击玉润，与巩秦阶道向燊合作，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黄钺的这一独立，经训练可指挥的兵士不过三四百人，加上新收编的防军、警察、民勇亦不过千余人。所邀陕军被牵于风翔，一时未能前进；川军进到徽成后，亦在停止待命中。若仅就实力而论，真有不堪一击之势。但由于这一独立，使长庚感到众叛亲离，再难恋栈；使升允感到后方不稳，处处危机。这在牵制攻陕清军，促进承认共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论理兰州承认共和是从反革命走向革命，甘肃以后的政局，应由甘肃仅有的革命者和一般先进人士，在民主革命的指导下共同处理，决不是任何人可以公然盗窃，私相授受。当时袁世凯纂夺中央，与反革命的旧官僚互相利用，赵维熙即在这种形势下得到靠山，从而以袁氏之命令压迫黄钺。黄不为屈，函电往返，据理力争，最后赵维熙老羞成怒，调兵遣将，四面向秦州进逼，声势汹汹。、非李镜清（临时省议会议长）、张世英（天水士绅）等出而力主和平，几乎为一督军席位致地方于糜烂。（2）赵维熙与李镜清 李镜清甘肃狄道（临洮）县人，清末以拔贡朝考知县分发四川。为射洪知县时，捕杀县中会匪百余人，遂以武健敏捷先后为赵尔巽、锡良所赏识，升任道员，历官云南，曾任关东防军统领，与革命党人蓝天蔚相友善，略闻革命大意。武昌起义后，他从云南回狄道原籍。正欲赴省活动，恰值兰州宣布共和，甘人谋改清谘议局为临时省议会，已得督署同意，谋推在籍翰林张林焱、刘尔炘为议长。两人皆以遗老自居，表示消极，遂迎李到兰主持。临时省议会成立，推李镜清为正议长，张林焱、刘尔炘为副议长。镜清就任议长后，又受彭英甲挑拨，遇事辄与赵维熙相摩擦。先是黄钺在秦州宣告独立，自称都督。赵维熙既得袁世凯所予甘肃都督的任命，饬黄钺取消独立，黄不受命，赵已调兵四面进逼，镜清力主和平，坚决制止军事行动。事得和平解决，却使赵督感到议会有咄咄逼人之势。同时攻陕各军回驻省垣，饥军林立，饷糈多不应时。赵督偏重回军，优先拨付，汉军心不能平，时谋哗变。镜清常与彭英甲赴军中安慰，并向商家借款给饷，商人因有议会保证，应时凑款济急，消灭兵祸。兰市虽以此得到安居，却加深了赵维熙对李镜清的妒忌。赵维熙深知甘肃有回汉问题，尤其狄道河州之间，回汉中存在着牢不可破的成见。
  他自己对议会无可如何，便挑拨回汉感情，行借刀杀人之计。马安良所部西军平日纪律很差，从陕撤回后，大部驻在兰垣，民间大受骚扰，呼吁议会制裁。镜清自以民意机关应伸民意，对回军不守纪律，批评毫不客气。适宁夏人民，向议会控诉马麒前受长庚驱使进兵宁夏时，奸淫掳掠，乱杀平民。镜清咨请赵督究办，赵遂借题发挥，散布谰言，使双方形成尖锐的对立。并以议长将挑起回汉纠纷恫吓落后议员，激使互相瞒怨。镜清知祸机已经构成，表示甘为议会流血。皋兰进士卢应麟热嘲冷刺地说：“甘愿流血算是好汉，但河不到外边去流，硬在兰州流，不是要沾染他人吗？”至此，镜清不能再在兰州立足，回到狄道家中，被马安良部下营长马同派东乡强回越城夜入其室，乱刀刺死，并截取其一手而去。事后明知行凶有人，主使有人，挑拨有人，但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中，曾无敢出而过问者。
  （3）赵维熙与彭英甲清光宣之间，彭英甲系甘肃官场中的红人。他以通达洋务任甘肃劝业道，竭甘肃所有的财力，办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实业”，为升允、长庚所信任。攻陕军兴，他已升署甘肃布政使。深知库储空虚，布政使综理财政，军费浩繁，必然受窘，遂自告奋勇，请赴军前效力。长庚认为“忠义愤发”，委充各军总营务处，电请清廷实授为陕西布政使，随升允督军东进。他在行军途中，内参升允帷幄，外与各军军官拉好定交，意在掌握实力，随机应变。及至停战撤军，自以长庚、升允之下，他在甘肃官僚中要高出一头，仍想利用回军作政治本钱。在泾川驻扎时，以马麒有荡平宁夏之功，马安良久攻乾州未下，谋以升允命令把西军统帅权转给马麒。马麒已阴与勾结，事为分统马麟、马永祥等反对，未能实现。彭随攻陕各军撤回兰州，都督一席，已被赵维熙占去，彭心不能平，唆使军人闹饷，唆使议会与督署冲突。赵维熙电告袁世凯使彭仍回甘肃布政使本任。彭不满意，嗾使候补道陈万言向省议会揭发赵督任用私人，肆行贪污；并且在一次宴会上彭使酒骂座，乘醉向赵索取印信，丑态百出，意在逼赵知难而退。终于在互相控诉之下，袁世凯根据赵维熙密电，以督藩不和，调彭赴京另候任用，其争始已。（4）赵维熙与马安良 清同治、光绪间（一八六二——一八九六年）甘肃的两次回民事变，把马安良培植成甘肃回族的中心人物。辛亥革命以前，他的势力只及于河州、西宁及洮岷的部分地区。及长庚利用其回教关系和封建势力以攻陕，气势遂凌驾于诸将之上。一九一二年三月撤兵回兰，赵维熙亲自出郊迎接，益长其骄横之气。到兰以后，分驻部队于城关，赵维熙倚之为靠山，玩弄手段使之杀李镜清于狄道，移马福祥于宁夏，尽去己之政敌。既又患马安良长驻兰州，群众逢迎，其门如市，推举县官，指索厘局，权利所在，步步凌逼。乃谋分化其部队，以西宁镇位置马麒，使马安良孤立，冀其就范。无奈马安良既不赴甘肃提督任，又不回上河州，稳坐南滩“帅府”，谋官者趋之，谋财者趋之，甚且开办国民党的周文山等竞奉马为甘肃党魁；自命清高的刘果斋亦怀刺叩门，也有时瞻望其颜色。在这种情势下，赵维熙深恐马安良毛羽日益丰满，终于在甘人治甘的运动下抢夺自己的都督宝座，遂与其门生赖恩培（时任巡警道）密谋挑起汉回军队间的斗争，使马安良不能在兰安居，自动退出。一九一三年农历除夕，由赖恩培密令皋兰县知事黄英持函告马安良，说振武（陆洪涛部）、忠武（周务学部）两军将有变，意在驱逐回军，请加戒备。同时又函告陆洪涛、周务学说：回军将趁汉人过年，袭击汉军，请加戒备。双方得信后，都将信将疑。马安良以回汉士兵虽时有斗殴发生，但长官往来辑睦，何至无端滋闹。急派人赴两军访询，则各以同样之函相示，双方恍然大悟，知有人在阴谋造乱。次晨同赴督署贺年，传黄英追问。黄称函系赖恩培发交分送；传赖面质，只以外间有此风声相支吾。马安良等以赖希图破坏治安，忿不能平，请赵严办。时赖恩培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皋兰县知事、兰州府知府飞升至甘肃巡警道。这时赵维熙无法庇护，但谓案情重大，赖系府道大员，应暂行拘押，电请中央惩处。旋即奉袁世凯电解送北京。从此赵、赖勾结阴谋败露，赵维熙在威信扫地之下，势难久安，拖延至一九一三年六月，请假赴京，密保内务司长张炳华护理甘肃都督兼民政长。
  四 赵维熙在甘肃都督任内的措施一九一二年三月下旬赵维熙以袁世凯的任命，就任甘肃都督，截至一九一三年六月他下台赴北京止，为期仅十有五月。这样短暂的时间，他钩心斗角地应付所遭遇的种种矛盾，也算是用尽了心机。首先是在军队的安排上： 甘肃既已承认共和，以前由长庚、升允组成的所谓“援陕”军队，当然要全面西撤。从一九一二年三月下旬起，各军次第离陕回甘。以马安良为首的东路军，大半开回兰州；以张行志为首的南路军，则分扎于陇东、陇南。这时论事势，甘陕业已罢兵，论饷糈，甘肃财源涸竭，从任何方面看，凡属长庚新募之兵，都有裁遣的必要。但除了一宣布共和，即遣散刘尔炘所统带的三百名志果军外，赵维熙在所遇种种矛盾中，利用南路军压迫黄钺，利用东路军抵制李镜清。这些军官，在升允、彭英甲的欺骗下已挟持其反动战功，在赵维熙的倚赖下，又抬高其武装声价，将骄兵悍，莫敢如何。于是在不干碍各军的原则下作到了：（1）裁固原提督缺，以张行志为陇东护军使，率所部壮凯军移驻平凉；（2）调柴洪山回肃州总兵任，所部建威军由吴炳鑫统带，驻防陇南；（3）陆洪涛仍统带振武军，周务学仍带忠武军同驻省垣东校场；（4）西军统领马安良驻兰统兵，不赴甘肃提督任，以焦大聚署理甘州提督；（5）调西军统领马麒为西宁镇总兵，分统马麟为凉州镇总兵，各率所统各营赴任；（6）调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率兵赴任；（7）添设秦州镇以马国仁为总兵；（8）河州总兵罗平安于宣布共和后申请开缺，所率巡防部队归继任总兵杨廷辅率领；（9）崔正午部骁锐军仍驻陇南防陕，陈正魁部仍随张行志部驻平凉，归张统带；（10）原有的绿营满营，以有安插生计问题，尚未裁撤。
   从上面安排中可以看出，赵维熙此时利用各方面内在矛盾，从互相牵制中争取一时的苟安局面。他尊崇老成忠厚的张行志、陆洪涛以客制主；又卑躬折节地周旋马安良以回制汉；同时又分散马安良的势力，使各马分立，以回制回。后来入甘的军阀，曾沿袭这一策略，保持了北洋军阀十余年的统治。而八镇分立，使全省遭受分裂苦痛，实从此立下了根基。
   其次，在财政的筹划上：甘肃在清代为贫瘠省分。同治回变，湘军入甘，全倚各省协饷维持政军费用。左宗棠在协饷多不应时的情形下，曾借外债千余万两。赵维熙深知这种情形，恃与管盐务的洋官比人贺尔慈相识，当长庚用兵之初，自称有筹款办法，意即在借用洋款，虽然长庚用之无效，但到他任都督后，仍然想走这一条卖国道路。及至案交省议会讨论，李镜清坚决不予通过，遂不得不别寻门路。首先他和布政使潘龄皋倡捐给军，发动大小官员各有所捐。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何奏篪署布政使，百计搜括，所用的方法：一个是把州县官历来黑暗剥民的陋规公开起来，号为盈余，大缺一二万两，中小缺数千两或数百两，派员四出勒提，数字达到数十万两；一个是出卖州县缺，以缺的大小定价值的多寡，名为报效，不论资格班次，交钱的得缺，不交的停委。这两个办法曾经演出许多丑剧，闹得全省哗然，共相唾骂，实际仍然救不了饥荒；其三是聘用天水张世英、甘谷田骏丰清理甘肃全省财政，剔出陋规，定为正供，明令征收，设征信局，收房产契据税，增设屠宰血税，遍设邮局，停止驿站开支；其四采用马安良建议，征收皮毛税，抵制洋商垄断。虽然如此，但是无法挽救当时的财政困难，终于一走了事。五护督八月的张炳华一九一三年六月，赵维熙去甘，当时甘肃提督马安良驻兰州，赵维熙常倚为靠山，每事仰其颜色。同时资历最老的护军使张行志在平凉；发动承认共和为袁世凯所重视的马福祥在宁夏，赵氏均不荐使继任，而独抬出一个声名狼藉的张炳华，似乎是耐人寻味的事。其实很平常，他既以阴谋败露，在群众愤怒下要自动离职，就必然要在交代问题上寻求掩护之人。张炳华平日气味相投，正就符合了这样的人选。
   张炳华四川人，还在升允督甘时即积官为兰州府知府。宣统元年，曾以禁烟亲赴榆中，索贿不能满欲，在僵持中激起农民暴动，几被捶毙。武昌起义，长庚用兵攻陕，兵多饷少，形势险恶，司道人员调动频繁，张以次升任兰州道。至是以赵维熙的密荐，得到护督地位，就不顾一切地感激图报，不惮滥用威权为赵效力。先是甘谷人田骏丰（前清时随岑春煊官广西，有能名。民国成立，曾任临时国会议员），以赵维熙聘为顾问、财政部加派视察甘肃财政来甘，与秦州张世英（当时任国税筹备处处长）同为共和实进会主任。不久赖恩培阴谋案发生，田即代理了甘肃巡警道，旋升任财政司司长。而田在赖案中，和马安良站在一起，给赵以极大难堪。张护督后，代赵报复，捏造田大开烟禁罪名，电告袁世凯，使田与赖恩培同样褫职押解进京。以马安良等联名声辩，始得免罪释归。川甘为壤地毗连省分，往来频繁。张为兰州府道时，即为同乡包围；及任护督，更乘机以县缺税缺调剂同乡，其子某又在外大肆招摇，滥收贿赂。时甘肃由于“国民”、“共和”两党的竞争，开始有了大张日报。国民党员聂守仁任国民党所办的“大河日报”编辑，在报上冷嘲热讽，很露骨地揭发他们的阴私，张恨之入骨。是年十一月二次革命失败，张趁袁世凯压迫解散国民党的机会，封闭“大河日报”，既捕聂守仁入狱，还通缉编辑郑濬，谋致之死地。“五日京兆”贪横至此，只此两事，即可概见其余。张护督军不久，袁世凯即任命张广建以西北筹边使入甘，到兰州后，发表为省长兼督军。六在赵张督甘时期所谓的 “甘人治甘”运动 清代沿明旧制，不许本省人在本省作官。辛亥革命，各省起义者多为本省人，军政既为本省人掌握，民政亦多由本省人担任。在这种情况下，甘肃人在外省为官的也多数回籍。惟甘肃是承认共和省分握政权者始终为外省人，本籍人士常因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心怀不平，其具有野心者则时时作排去外籍官僚的活动。“甘人治甘”的运动，就是在这一环境中产生。
   当承认共和的起初，长庚、升允坚决求去，外籍军官多半年老思退，很少抱政治野心。外籍文官未参加革命未握兵权，也没有夙孚众望的大僚。在这种形势下，可说是甘肃本省人爬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但是回汉两族中具有领袖资望的人们，都迟回相顾，不敢轻发。具有政治野心的李镜清，锋芒甫露，即遭暗杀。继李而起的有田骏丰，但他刚在揭发赵、赖阴谋中稍露头角，也同样被人陷害，几乎罹不测之祸。这固然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汉回纠纷，致使主客矛盾为种族矛盾所淹没，但其内容还不止此。从前述赵维熙所遭遇的矛盾来说，赵维熙与李镜清、马安良的矛盾，是主客间的矛盾，而赵维熙与黄钺、彭英甲，彭英甲与黄钺和赵维熙客与客之间，又有新旧不同、利害不同的矛盾、李镜清与马安良的矛盾，是种族间的矛盾；而马安良与马福祥、崔正午，李镜清与刘尔炘，田骏丰与秦望澜，回与回、汉与汉之间，又各有新旧不同、地域不同、教派不同的矛盾。因而所谓“甘人治甘”的要求，在这些矛盾中，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