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马化龙的根据地在金积、灵武。传教的影响虽远到东北的吉林，西南的云南，但其实在力量只限于宁夏和陇东南。河州的马占鳌系老教头目，肃州的马文禄系河州东乡的猎户，亦不属于新教徒。惟西宁的马桂元与马化龙同为马明心新教系统中人物。但西宁、金积相距较远，各有派系，往还并不密切。应该说这些地区的回变与马化龙无关。但在穆生花起事前后，东乡回众既常东过洮河，进至渭源以东，为莲花城声援；马占鳌的部众，亦屡次东出应接陕回，援救金积；西宁撒拉族回族亦曾有数千人东下，虽均为清军截阻，未得与马化龙合流，但其连系情形，则显然可见。肃州当陕、甘、新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居重要地位。但肃州事变，以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的屠杀回民逼成。马文禄在事变形成后被推为首领，情形更与各处不同。肃州距金积比西宁尤远，似乎他们的关系更少，可是当同治七年冬十一月，成禄、马占鳌进围肃州，马化龙仍代肃回乞抚，这也就不是全无关系。总之，这次回变，无论在陕西、在甘肃，毫无疑义都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作政治上、种族上的斗争。但在这一斗争中，从上层领导以至于下层群众，均缺乏政治上的觉悟。群众追随上层不正确的领导，以多掳掠，多杀人，快意报复，消除其平昔不平之气；领导者则利用群众报复的心理，鼓励焚杀，只求压迫清官吏和汉民得到让步，保持其在本民族中已经享有的尊荣。他们均不考虑斗争以后用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共同利益，保持长久安宁。只要官吏畏惧焚杀，减轻压迫剥削，汉民畏惧焚杀，纠正侮辱歧视，即可在“市廛无改，朝野不惊，服旧德，食先畴”的苟且局面下各安其生，如此而已。从这里可以了解他们何以在“新教旧教不争吧，说个‘色拿目’（伊斯兰教互祝幸福的术语）了杀‘郎喀’（伊斯兰教轻蔑汉人的术语）”的号召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又何以在斗争中有时而抗战、时而求抚的矛盾来由。我们看马化龙在事变以前自称“总大阿訇”，事变当中自称“大总戎”，而对于穆生花的扶明灭清、孙义保的称王封官，均勾结清军使其倾复，即足以证明他在这次事变中，只图巩固他在本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并无推翻清廷政权，另自建立政权的雄心；也足以说明他鼓动反抗，暗助反抗，是向清廷示威。他再三求抚，又不彻底放下武装，是因在讨价还价中还未达到要求。这和马占鳌在反抗时自称大指挥，在将投降时自称不能做皇帝，而其坚决投降，又必在新路坡战胜以后，可以说是同样用心。不过马化龙所作曲折过多，终于弄巧成拙。马占鳌比较直率，遂得到左宗棠的信任，拿群众的血肉，换得了六十多年的世袭军阀。他们后来的结果不同，其为回族中的封建阶级，以本民族的斗争力量抬高自己地位，又借他民族的政治力量，以箝制本民族，出卖民族利益，发展个人富贵，则如出一辙。此外，马桂元、马文禄、李得仓、崔伟之流，其成败不同，其作风并无二致。我们综合这一事变所流传的历史，可以证明民族斗争问题，仍然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马化龙等在这一事变中的功罪，必须从他的阶级上分析，才可以得到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