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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好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条。”［1］众所周知，唐代政治上许多开明的政策，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文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首先，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努力学习和钻研。据史料记载，唐代步入仕宦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中进士来实现的，自然进士之科也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考中进士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所以以诗赋为内容的进士考试，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之于文学的学习和创作。前文已言及陇西李氏文人多为进士出身，据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文学上进行的努力与获得的成绩是非同一般的。
  谈及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作用，有一个唐代独特的行为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就是盛唐以来形成的“行卷”文学。关于“行卷”文学，程千帆先生曾下过精辟的定义：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长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见，“行卷”是应试举子们为自己应举而实行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行卷之风对文学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翱就曾自述：“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见右补阙安定梁君。”［3］可知李翱当时也参加过“行卷”者的行列。又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得出的结论，陇西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也是“行卷”之文［4］。据此可知，“行卷”之风对陇西李氏的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唐一代的历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和对诗歌的喜好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无须赘言，这里姑录唐宣宗为诗人白居易作的悼亡诗一首，即可窥见一帝王的作诗水平以及对一位诗人的爱慕和惋惜之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都冥路作诗仙；浮公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重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乡一怆然。
  帝王自己对诗歌的喜好和对诗人的重视，给唐代文人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对文学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唐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不管是学校教育、私人办学，还是自学之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旧唐书》载：“吏民子弟，识兴明教，志希学艺，亦具名早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各乡令置学。”在此制度下的唐代学校教育发展很快，这样不但世族子弟有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庶民阶层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私人办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如李翱从小家贫，就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最后考中进士。
  另外，自学成才者也比比皆是。杜牧《樊川文集·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载：“李府君少孤，旁无群从可以附托，年十余岁好学，寒拾薪自炙，夜无燃膏，默念所记。”教育的发达，带来了人才的增加，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才学之士，大多是以文才见长的，所以教育的发展引起文学的繁荣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引起唐代文学繁荣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繁荣、宗教的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这里不再赘言。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当然也是处于这种大背景下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的外因。文学自身的发展才是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因。众所周知，大唐一代，各种样式的文学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散文也因古文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很突出的成果。唐传奇的出现更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关于这一原因，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有详述，无需赘言。总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文学繁荣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整个唐朝文学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得以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滋生发芽、茁壮成长以至根深叶茂、蔚为壮观。
  陇西李氏文学的繁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地域性，并具姓氏统一性特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文化现象是在陇西李氏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盛唐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陇西县福星中学语文教师）

［1］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唐摭言》卷1。 ［3］李翱：《感知已赋》，《全唐文》卷634。 ［4］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