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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的甘肃文学亦出现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高峰。纵观唐代甘肃文学的繁荣，其中陇西［1］李氏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实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就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研究甘肃古代文学和李氏文化的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由陇西李氏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2］，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声威远播的一个朝代，盛唐文明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巅峰，在文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诗歌的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陇西李氏在诗歌创作上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陇西成纪人”［3］李白把我国古典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的高峰；“关西将家子”［4］李益为中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还有李约、李中、李拯、李琪、李诉、李程等人都在唐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陇西李氏的散文作家更是举不胜举，与韩愈齐名的散文改革家李翱；被唐肃宗誉为“门弟、人物、文章当世第一”的宰相李揆，还有李大亮、李逢吉、李观、李晟、李俨、李审几、李罕、李舟、李玄道、李延寿等都有佳作流传。唐传奇的出现，被鲁迅先生誉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起了一个大变迁”［1］，然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朝威、李公佐，以及《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无一不是陇西李氏，因此被后人称为唐传奇上的“陇西三李”。可见，陇西李氏在有唐一代的文学舞台上的确出现了一次繁荣昌盛的高潮，在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处于唐代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现象亦然。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联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族望与郡望考察陇西李氏在唐时呈现文学繁荣的原因，必须先从陇西李氏的族望谈起。据史料记载，陇西李氏自开宗立户以来，便世代高官，门户显赫。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伯阳［2]8世孙李昙初为赵之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晋封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其子伯考仕陇西、河东二郡太守，自李崇至伯考，祖孙6代，或为镇将，或为郡守，其生平业绩，多在陇西，奠定了“陇西李”的基业。李伯考生2子，长曰尚，次曰向。“尚，成纪令，因居成纪”，尚生子广，为汉前将军，猿臂善射，匈奴畏之，号“飞将军”。陇西李氏自汉飞将军李广之后，便为天下第一流的士族高门。东晋以后又累世为官，功著秦陇，世称陇右豪族。李广的16世孙李暠十六国时期立国西凉，自此以后，陇西李氏更加强盛，其子孙历任北魏、后周，位高权重。如李暠之孙李宝归魏，复居敦煌。任北魏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待为冠”［1］。李宝家“人位兼举，因冲（李宝少子）宠遇，遂为当世盛门”［2］。至隋文帝时，李氏已成为参冲中枢、左右政局的“八柱国”之一。如李陵之后李贤、李穆复归以后，历任周、隋两朝大将军、柱国将军、太师等职。竟至“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3］。可见，陇西李氏在唐朝以前就已是全国一流的士族高门了。李唐建国以后，李姓作为大唐的国姓，陇西李氏由中兴而至“大兴”。自从唐玄宗李隆基“确立凉武昭王为始祖”之后，天宝元年他曾诏令：“凉武昭王孙（李）宝已下”“四公子孙，并宜录入宗正寺，编入属籍”［4］。于是陇西李氏名正言顺地编入了皇族户籍，陇西李氏的地位便上升到顶峰。如《新唐书·袁郎传》载：“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唐人《姓氏谱》也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陇西李氏从西汉初到大唐帝国，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繁衍生息和人世沧桑，到唐帝国时代已形成了“遍地成林”“天下李氏出陇西”的壮观场面。可以说，整个有唐一代，就是陇西李氏大显身手的时代，上至帝王、宰相，下迄七品县令，为官者数不胜数。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官至宰相者就有10人。［5］然而在唐代，为官与文学水平是不无关系的，唐代由于诗赋取士、文才取官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为官者往往有很突出的文学修养。现举出几位有详细记载的唐代陇西李氏文人，他们大多是中过进士的，如李翱、李程、李拯、李复言、李公佐、李揆、李琪等都为进士出身。即便是非进士出身的李氏文人，也有很丰富的文学功底，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如“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6］的“诗仙”李白虽未曾中进士，但他曾自叙说：“余小时，家大人令诵《子虚赋》。”［l］他还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足可见其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深厚文学功底。又如被李世民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其祖父李瑾是北魏的著作佐郎，他也未曾中过进士，但被召为秦王府文学官学士，可见其文学造诣也是非同一般的。
陇西李氏的族望，使得陇西李氏在唐代出现了高官辈出、人才济济的壮观局面。陇西李氏的族望在唐朝达了它的顶峰。陇西李氏本身的族望，再加上李唐皇室以陇西李氏“为其本望”的原则，必然引起了“天下第一望”的陇西李氏这一郡望。关于郡望，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编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称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况，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兴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东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是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吏，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唯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徒劳笔墨矣。
余按唐人称属籍，每举郡望、下迄五代，余风未泯，新五代史记之叙法，或据家乘、碑志而然，吴兰庭氏以为失，则犹未谂当时之习俗耳。［2］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的“郡望”与“籍贯”已非一个地方了，但人们在称其属籍时，多举郡望。然在有唐一代，“陇西”这个李氏的郡望，更有它特有的地位与内涵。“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1］，并且此地更是大唐皇族的望地，所以在当时，天下李氏以自己是陇西李氏而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是陇西李氏当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唐国史补》有这样的记载：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当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礼，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据此我们可推知，有唐一代，经历朝迁徙到全国的陇西李氏，定称自己为陇西而概不别属。如出生在中亚碎叶［2］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多次称自己为陇西人，“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3］，“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4］，“白本陇西布衣……”［5］并且，他对当时陇西李氏的兴旺感到很自豪，如“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6］。
说到唐时郡望的盛行，播迁全国的陇西李氏举其属籍必为陇西，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民族根本思源、睦宗敬祖的优良传统及“天下李氏出陇西”的这一历史事实。据史料分析，至少在东汉末年陇西李氏已开始渡江南迁，以后每个朝代，都因异地做官、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等原因，陇西李氏渡江南迁，几乎遍布全国，发展到安史之乱后，陇西李氏更是大规模向江南播迁。但是他们南迁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始终以陇西作为自己的“郡望”或“堂号”。如官至宰相的陇西李氏李揆，后来落籍郑州荥阳，可仍称自己为陇西李氏。［7］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推知，在举郡望之风大盛的唐代，再加上中华民族寻根敬祖的优良传统的影响，流落异地、祖籍陇西的李氏文人称其属籍为陇西是完全肯定的。
但是，在陇西李氏族望和郡望如此兴盛的情况下，就是祖籍非陇西或不明自己来历的李氏，冒称其郡望为陇西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就连李唐皇族也是冒充陇西李氏的。［1］“李氏称陇西者，往往冒唐宗室”，明代杨慎此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但此时少数冒称陇西李氏者也完全是可能存在的，再加上“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2］的开阔胸怀，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样，陇西李氏在自身族望的基础上，又增强了自己实力本就强大的队伍，而往往那些“新兵”都是挺有才干的文人和官吏，因为平民提高自己的身份是没有用场的。
陇西李氏的郡望，使得天下李氏称陇西者数不胜数。族望和郡望，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人员主体，这是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繁荣的经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由李渊父子建立的李唐王朝，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河陇地区本是历代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封建王朝的肘腋之地。唐王朝建立后，更是十分重视对河陇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经营。尤其是在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史料记载，唐代前期唐王朝在此地区推行足食足兵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旧唐书·牛仙客传》称当时陇右“仓库盈满”“所积巨万”。《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额的37%[1］，又《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全国［2］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位居全国第一［3］。所以《资治通鉴》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陇西地区经济的发展给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唐代陇西经济的繁荣给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做了物质上的保证，那么，盛唐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地近京畿的文化氛围，则给陇西李氏以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盛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了全盛阶段，“兴胡之旅，岁月相继”［5］，一批批中亚各国人牵着骆驼，赶着骡马，穿越陇西，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往中亚、欧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但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昌盛，而且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陇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各种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思想都时时地影响着陇西李氏的学习和创作。再者，陇西地近京畿，也最容易受到长安文学的影响，中原文士也因这一地带的发展，多有旅居此地者。如此种种优越的条件，也为陇西李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是这一支文化现象形成的外因。
盛唐大背景“统治阶级的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好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条。”［1］众所周知，唐代政治上许多开明的政策，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文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首先，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努力学习和钻研。据史料记载，唐代步入仕宦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中进士来实现的，自然进士之科也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考中进士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所以以诗赋为内容的进士考试，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之于文学的学习和创作。前文已言及陇西李氏文人多为进士出身，据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文学上进行的努力与获得的成绩是非同一般的。
谈及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作用，有一个唐代独特的行为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就是盛唐以来形成的“行卷”文学。关于“行卷”文学，程千帆先生曾下过精辟的定义：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长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见，“行卷”是应试举子们为自己应举而实行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行卷之风对文学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翱就曾自述：“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见右补阙安定梁君。”［3］可知李翱当时也参加过“行卷”者的行列。又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得出的结论，陇西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也是“行卷”之文［4］。据此可知，“行卷”之风对陇西李氏的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唐一代的历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和对诗歌的喜好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无须赘言，这里姑录唐宣宗为诗人白居易作的悼亡诗一首，即可窥见一帝王的作诗水平以及对一位诗人的爱慕和惋惜之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都冥路作诗仙；浮公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重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乡一怆然。
帝王自己对诗歌的喜好和对诗人的重视，给唐代文人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对文学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唐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不管是学校教育、私人办学，还是自学之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旧唐书》载：“吏民子弟，识兴明教，志希学艺，亦具名早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各乡令置学。”在此制度下的唐代学校教育发展很快，这样不但世族子弟有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庶民阶层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私人办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如李翱从小家贫，就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最后考中进士。
另外，自学成才者也比比皆是。杜牧《樊川文集·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载：“李府君少孤，旁无群从可以附托，年十余岁好学，寒拾薪自炙，夜无燃膏，默念所记。”教育的发达，带来了人才的增加，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才学之士，大多是以文才见长的，所以教育的发展引起文学的繁荣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引起唐代文学繁荣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繁荣、宗教的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这里不再赘言。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当然也是处于这种大背景下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的外因。文学自身的发展才是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因。众所周知，大唐一代，各种样式的文学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散文也因古文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很突出的成果。唐传奇的出现更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关于这一原因，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有详述，无需赘言。总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文学繁荣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整个唐朝文学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得以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滋生发芽、茁壮成长以至根深叶茂、蔚为壮观。
陇西李氏文学的繁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地域性，并具姓氏统一性特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文化现象是在陇西李氏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盛唐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陇西县福星中学语文教师）
由陇西李氏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2］，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声威远播的一个朝代，盛唐文明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巅峰，在文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诗歌的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陇西李氏在诗歌创作上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陇西成纪人”［3］李白把我国古典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的高峰；“关西将家子”［4］李益为中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还有李约、李中、李拯、李琪、李诉、李程等人都在唐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陇西李氏的散文作家更是举不胜举，与韩愈齐名的散文改革家李翱；被唐肃宗誉为“门弟、人物、文章当世第一”的宰相李揆，还有李大亮、李逢吉、李观、李晟、李俨、李审几、李罕、李舟、李玄道、李延寿等都有佳作流传。唐传奇的出现，被鲁迅先生誉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起了一个大变迁”［1］，然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朝威、李公佐，以及《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无一不是陇西李氏，因此被后人称为唐传奇上的“陇西三李”。可见，陇西李氏在有唐一代的文学舞台上的确出现了一次繁荣昌盛的高潮，在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处于唐代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现象亦然。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联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族望与郡望考察陇西李氏在唐时呈现文学繁荣的原因，必须先从陇西李氏的族望谈起。据史料记载，陇西李氏自开宗立户以来，便世代高官，门户显赫。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伯阳［2]8世孙李昙初为赵之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晋封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其子伯考仕陇西、河东二郡太守，自李崇至伯考，祖孙6代，或为镇将，或为郡守，其生平业绩，多在陇西，奠定了“陇西李”的基业。李伯考生2子，长曰尚，次曰向。“尚，成纪令，因居成纪”，尚生子广，为汉前将军，猿臂善射，匈奴畏之，号“飞将军”。陇西李氏自汉飞将军李广之后，便为天下第一流的士族高门。东晋以后又累世为官，功著秦陇，世称陇右豪族。李广的16世孙李暠十六国时期立国西凉，自此以后，陇西李氏更加强盛，其子孙历任北魏、后周，位高权重。如李暠之孙李宝归魏，复居敦煌。任北魏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待为冠”［1］。李宝家“人位兼举，因冲（李宝少子）宠遇，遂为当世盛门”［2］。至隋文帝时，李氏已成为参冲中枢、左右政局的“八柱国”之一。如李陵之后李贤、李穆复归以后，历任周、隋两朝大将军、柱国将军、太师等职。竟至“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3］。可见，陇西李氏在唐朝以前就已是全国一流的士族高门了。李唐建国以后，李姓作为大唐的国姓，陇西李氏由中兴而至“大兴”。自从唐玄宗李隆基“确立凉武昭王为始祖”之后，天宝元年他曾诏令：“凉武昭王孙（李）宝已下”“四公子孙，并宜录入宗正寺，编入属籍”［4］。于是陇西李氏名正言顺地编入了皇族户籍，陇西李氏的地位便上升到顶峰。如《新唐书·袁郎传》载：“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唐人《姓氏谱》也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陇西李氏从西汉初到大唐帝国，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繁衍生息和人世沧桑，到唐帝国时代已形成了“遍地成林”“天下李氏出陇西”的壮观场面。可以说，整个有唐一代，就是陇西李氏大显身手的时代，上至帝王、宰相，下迄七品县令，为官者数不胜数。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官至宰相者就有10人。［5］然而在唐代，为官与文学水平是不无关系的，唐代由于诗赋取士、文才取官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为官者往往有很突出的文学修养。现举出几位有详细记载的唐代陇西李氏文人，他们大多是中过进士的，如李翱、李程、李拯、李复言、李公佐、李揆、李琪等都为进士出身。即便是非进士出身的李氏文人，也有很丰富的文学功底，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如“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6］的“诗仙”李白虽未曾中进士，但他曾自叙说：“余小时，家大人令诵《子虚赋》。”［l］他还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足可见其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深厚文学功底。又如被李世民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其祖父李瑾是北魏的著作佐郎，他也未曾中过进士，但被召为秦王府文学官学士，可见其文学造诣也是非同一般的。
陇西李氏的族望，使得陇西李氏在唐代出现了高官辈出、人才济济的壮观局面。陇西李氏的族望在唐朝达了它的顶峰。陇西李氏本身的族望，再加上李唐皇室以陇西李氏“为其本望”的原则，必然引起了“天下第一望”的陇西李氏这一郡望。关于郡望，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编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称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况，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兴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东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是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吏，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唯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徒劳笔墨矣。
余按唐人称属籍，每举郡望、下迄五代，余风未泯，新五代史记之叙法，或据家乘、碑志而然，吴兰庭氏以为失，则犹未谂当时之习俗耳。［2］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的“郡望”与“籍贯”已非一个地方了，但人们在称其属籍时，多举郡望。然在有唐一代，“陇西”这个李氏的郡望，更有它特有的地位与内涵。“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1］，并且此地更是大唐皇族的望地，所以在当时，天下李氏以自己是陇西李氏而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是陇西李氏当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唐国史补》有这样的记载：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当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礼，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据此我们可推知，有唐一代，经历朝迁徙到全国的陇西李氏，定称自己为陇西而概不别属。如出生在中亚碎叶［2］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多次称自己为陇西人，“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3］，“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4］，“白本陇西布衣……”［5］并且，他对当时陇西李氏的兴旺感到很自豪，如“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6］。
说到唐时郡望的盛行，播迁全国的陇西李氏举其属籍必为陇西，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民族根本思源、睦宗敬祖的优良传统及“天下李氏出陇西”的这一历史事实。据史料分析，至少在东汉末年陇西李氏已开始渡江南迁，以后每个朝代，都因异地做官、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等原因，陇西李氏渡江南迁，几乎遍布全国，发展到安史之乱后，陇西李氏更是大规模向江南播迁。但是他们南迁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始终以陇西作为自己的“郡望”或“堂号”。如官至宰相的陇西李氏李揆，后来落籍郑州荥阳，可仍称自己为陇西李氏。［7］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推知，在举郡望之风大盛的唐代，再加上中华民族寻根敬祖的优良传统的影响，流落异地、祖籍陇西的李氏文人称其属籍为陇西是完全肯定的。
但是，在陇西李氏族望和郡望如此兴盛的情况下，就是祖籍非陇西或不明自己来历的李氏，冒称其郡望为陇西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就连李唐皇族也是冒充陇西李氏的。［1］“李氏称陇西者，往往冒唐宗室”，明代杨慎此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但此时少数冒称陇西李氏者也完全是可能存在的，再加上“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2］的开阔胸怀，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样，陇西李氏在自身族望的基础上，又增强了自己实力本就强大的队伍，而往往那些“新兵”都是挺有才干的文人和官吏，因为平民提高自己的身份是没有用场的。
陇西李氏的郡望，使得天下李氏称陇西者数不胜数。族望和郡望，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人员主体，这是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繁荣的经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由李渊父子建立的李唐王朝，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河陇地区本是历代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封建王朝的肘腋之地。唐王朝建立后，更是十分重视对河陇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经营。尤其是在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史料记载，唐代前期唐王朝在此地区推行足食足兵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旧唐书·牛仙客传》称当时陇右“仓库盈满”“所积巨万”。《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额的37%[1］，又《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全国［2］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位居全国第一［3］。所以《资治通鉴》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陇西地区经济的发展给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唐代陇西经济的繁荣给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做了物质上的保证，那么，盛唐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地近京畿的文化氛围，则给陇西李氏以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盛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了全盛阶段，“兴胡之旅，岁月相继”［5］，一批批中亚各国人牵着骆驼，赶着骡马，穿越陇西，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往中亚、欧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但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昌盛，而且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陇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各种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思想都时时地影响着陇西李氏的学习和创作。再者，陇西地近京畿，也最容易受到长安文学的影响，中原文士也因这一地带的发展，多有旅居此地者。如此种种优越的条件，也为陇西李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是这一支文化现象形成的外因。
盛唐大背景“统治阶级的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好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条。”［1］众所周知，唐代政治上许多开明的政策，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文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首先，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努力学习和钻研。据史料记载，唐代步入仕宦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中进士来实现的，自然进士之科也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考中进士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所以以诗赋为内容的进士考试，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之于文学的学习和创作。前文已言及陇西李氏文人多为进士出身，据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文学上进行的努力与获得的成绩是非同一般的。
谈及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作用，有一个唐代独特的行为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就是盛唐以来形成的“行卷”文学。关于“行卷”文学，程千帆先生曾下过精辟的定义：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长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见，“行卷”是应试举子们为自己应举而实行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行卷之风对文学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翱就曾自述：“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见右补阙安定梁君。”［3］可知李翱当时也参加过“行卷”者的行列。又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得出的结论，陇西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也是“行卷”之文［4］。据此可知，“行卷”之风对陇西李氏的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唐一代的历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和对诗歌的喜好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无须赘言，这里姑录唐宣宗为诗人白居易作的悼亡诗一首，即可窥见一帝王的作诗水平以及对一位诗人的爱慕和惋惜之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都冥路作诗仙；浮公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重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乡一怆然。
帝王自己对诗歌的喜好和对诗人的重视，给唐代文人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对文学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唐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不管是学校教育、私人办学，还是自学之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旧唐书》载：“吏民子弟，识兴明教，志希学艺，亦具名早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各乡令置学。”在此制度下的唐代学校教育发展很快，这样不但世族子弟有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庶民阶层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私人办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如李翱从小家贫，就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最后考中进士。
另外，自学成才者也比比皆是。杜牧《樊川文集·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载：“李府君少孤，旁无群从可以附托，年十余岁好学，寒拾薪自炙，夜无燃膏，默念所记。”教育的发达，带来了人才的增加，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才学之士，大多是以文才见长的，所以教育的发展引起文学的繁荣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引起唐代文学繁荣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繁荣、宗教的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这里不再赘言。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当然也是处于这种大背景下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的外因。文学自身的发展才是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因。众所周知，大唐一代，各种样式的文学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散文也因古文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很突出的成果。唐传奇的出现更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关于这一原因，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有详述，无需赘言。总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文学繁荣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整个唐朝文学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得以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滋生发芽、茁壮成长以至根深叶茂、蔚为壮观。
陇西李氏文学的繁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地域性，并具姓氏统一性特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文化现象是在陇西李氏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盛唐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陇西县福星中学语文教师）
附注
［1］即陇西郡，郡名亦由地处陇山（六盘山）之西而得名，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始置，辖入陇山以西渭水河谷广大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部，陇西李氏就出自秦汉时陇西郡。
［2］陈寅恪先生认为建立李唐王朝的是赵郡李氏。详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唐）李阳冰《草堂集序》，现代学者多持此说。
［4］李益《边思》，以下所引诗均引自《全唐诗》。不再另注。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卷8，第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