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唐代陇西李氏的初步研究
内容
本文拟从三方面对唐代的陇西李氏进行分析，这三方面包括李唐氏族问题、唐代的陇西李氏官员概述和唐代陇西李氏渊源的探讨。本文的侧重点在对唐代陇西李氏官员和皇族的分析上，也就是侧重于对唐代陇西李氏的中上层的分析。通过分析我们看到，陇西李氏在唐代政权中是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有像李靖、李晟这样名震一时的大将，也有像李训这样对唐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宰相，还有李延寿这样的著名史学家。
下面我们就从三方面分别论述。
关于李唐氏族关于李唐皇族的渊源问题，是唐史研究中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讨论高峰。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三种意见。
（一）以刘遂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李唐皇族源出于夷狄。［1] [1］刘遂盼：《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卷1,1930年第4期，第821—825页；卷2、第1期，第1055—1060页。《李唐为蕃姓三考》，载《燕京学报》，1934年6月第15期，第235—240页。
（二）以朱希祖为代表的一派则据唐史中李唐皇族，自称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后裔的材料，乃肯定李氏出自陇西望族。［1］ （三）陈寅恪先生研究数年，前后发表论文三篇：《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2］在这三篇文章中，陈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李唐的氏族问题并没有一个定论，但由于陈寅恪先生考据缜密，推论合理，所以，英国学者称：“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3］尽管如此，由于陈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定论，所以也还有极大的探讨余地。
那么李唐皇族为什么要改变郡望呢？陈寅恪先生将其归结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4］。张金龙先生近年对李唐氏族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赵郡李氏为北魏最著名的高门士族之一，其门第一点也不比陇西李氏低”，“其所以改籍陇西必有更重要的原因，必有其难言之隐”，他分析这一难言之隐就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八月，知京兆王愉的反叛之事。在这次事件中，李渊的祖父李虎受到宗人李遗元参与反叛的牵连，“迨李熙孙遗元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参与王愉之逆，其子受宫刑，其家逃窜北镇得免，为避免祸患，始伪冒陇西李氏”［5］。
除此之外，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是否也含有攀附之意呢？我们以为有这层的原因。为此，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赵郡李氏与 ［1］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载《朱希祖先生文集》。
［2］载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3］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5］张金龙文：《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陇西李氏门第高下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赵郡李氏即便不高于陇西李氏，起码二姓也是平起平坐的。而从北朝以来的史料看，陇西李氏的地位明显高于赵郡李氏。《新唐书》卷95《高俭传》载：“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崔慎经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载：“元魏以五姓婚姻，冠于百氏，姑臧公承实为称首。承四子，皆贵于当时。”［1］到唐朝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皇帝下诏禁止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居七姓十一家之首的仍是李宝。［2］《唐国史补》上载：“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在北朝时期，陇西李氏的势力相当强大，出现了李宝、李冲家族和李贤、李穆家族，两家都是北朝时期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家族，社会地位相当高，李宝更是处在各姓之首。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赵郡李氏的地位更高的感觉呢？这里就涉及一个郡望高下的标准问题。“山东氏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3］山东士族是以家学礼法之厚重而为世人特别是山东地区的世人所仰慕。而代北之人和关中之人衡量世族的标准与此迥异。《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传》附柳芳论氏族略云：“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在这一标准下，主要以关中和代北之人构成的北朝统治集团将高官辈出的陇西李宝二姓定为世族第一等，是符合这一地区的共同认识的。李唐皇族虽源出于赵郡李氏，但由于几代人（五代，熙—天赐—虎—昞—渊）居住在代北和关中，所以，他们的认识标准已明显地带有这一地区的特点，而这种认识标准又与山东之人的认识产生 ［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2179页。
［2］《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79页。
了矛盾。表现最明显的是在编修《氏族志》问题上。贞观元年，“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1］。初步刊定的结果仍是以山东崔氏为第一等。对此，唐太宗颇为不解：“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贤旧门，向声背实，买婚为荣耶？”［2］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认识的地区差异。按照唐太宗的看法，山东崔、卢、李、郑近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军事人物出现，所以已不能视为一流大族了。那么，为什么《氏族志》在最初将崔氏定为第一等呢？这同样是认识的地区差异所致。
我们知道，《氏族志》的主修者为高士廉，他是山东渤海蓨人，“祖岳，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清河王。父励，字敬德，北齐乐安王、尚书左仆射、隋洮州刺史”［3］。高土廉属于山东地域之人，其出身属北齐高门。
在其他编纂人中，韦挺，“京兆万年人。父冲、仕隋为民部尚书”［4］。岑文本，“邓州棘阳人。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5］。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6］。从唐太宗为修《氏族志》而配备的班底看，地域分配是很合理的，有山东人，有江南人，有代北人，有关内人。但在这些人中，高士廉作为主修之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可以这样说，以崔氏为第一等是山东地域之人认识的一种胜利。但这种胜利是极其短暂的，太宗马上命将皇族定为一等，后族为二等，山东崔氏为第三等。即使山东崔氏降为第三等，它也［1］《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2］《新唐书》卷95《高俭传》。
［3］《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4］《新唐书》卷98《韦挺传》。
［5］《新唐书》卷102《岑文本传》。
［6］《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在除皇族和后族以外成为百姓之首，那么为什么唐太宗没有彻底将崔氏降低，而将北朝以来的士冠之首山东崔氏降到第三等呢？我们以为这是唐太宗与山东之人妥协的产物，当时唐朝的政局刚刚稳定下来，而且百废待兴，唐太宗虽不将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视为第一等著族，但基于全局的考虑，仍将崔氏定在百氏之上，皇、后氏族之下。
山东崔、卢、李、郑的特殊地位得以维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权贵对于他们的趋奉，使得他们自感仍有资本可恃，也使许多其他人士要对山东士族另眼相看。唐太宗时的名相、名将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与山东旧族联姻，高宗时，又有宰相李义府为其子求婚，求婚不得的结果是导致了《姓氏录》的出现。武则天时又有侯思止欲取赵郡李氏女之事。与旧士族联姻的人中大多数出身山东地区：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1］ 魏徵：“魏州曲城人。”［2］ 李勣：“曹州离狐人。”［3］ 李义府：“瀛洲饶阳人。”［4］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贫，懒不治业，为渤海高元礼奴。”［5］ 从这些山东出身的宰相或因特殊情况而沾染山东习惯的权贵与山东士族联姻的做法上看，也确实印证了柳芳所说“山东之人尚婚娅”的特点。
所以，关于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郡望高下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地域认识的差异，山东和关中、代北各有自己的标准，由于北朝以来乃关中、代北之人掌权，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陇西李氏的政治地位明显要高于赵郡李氏。但从家门礼法上讲，赵郡李氏依然相当突出。到了唐代，赵郡李氏政治地位上虽已衰落，但仍可以其严格的家门礼法吸引山东出身的权贵们与之联姻。但对于李唐皇族的先人来说，由［1］《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
［2］《新唐书》卷97《魏徵传》。
［3］《新唐书》卷93《李勣传》。
［4］《新唐书》卷223《奸臣传》。
［5］《新唐书》卷209《酷吏传》。。
于受代北、关中地区的认识的影响，也染上崇尚贵戚和冠冕的意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由已无贵戚和冠冕的赵郡李氏，改为凉武昭王之后和北魏时的世族之首的陇西郡望，应是含有攀附更高一等氏族的成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李唐氏族在陇西李氏中地位的变化。《旧唐书·高祖本记》（《新唐书·高祖本记》与《旧书》记载大体相同）载：“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在唐高祖李渊的五世祖李熙时，李唐先世来到武川。此时王恽之乱还没有发生，所以李唐郡望还没有改变，并且他们初到六镇，势力甚小，在这种情况下，陇西李氏断不可将其视为同宗。陈寅恪先生对此分析道：“（李）宝为共祖兄弟，熙与冲为共曾祖兄弟，血缘甚近。魏太和之世，冲宗族贵显，一时无比。
熙既与冲为共曾祖兄弟，所生时代，前后相差，必不能甚远。”“是李冲既陇西李氏，不认为同宗，自无疑义。”［1］李唐改其郡望是在李渊的祖父李虎时，此时，李唐先人已在北镇安稳立足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宇文泰建西魏，李虎成为八大柱国之一。李虎所改之郡望也在宇文泰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时得到承认。至李渊时，李唐皇族成为陇西李氏已有三代，这三代又是李唐一族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不可否认，在这一关键性的阶段时，陇西郡望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由于几代居住在代北和关中，李唐皇族所具有的特点明显地带有代北和关中的特色。
所以说，不管李唐最初来自何方，他们经过几代人已完全具有了陇西之人的特点和意识，并逐渐为陇西李氏所接受，进而引以自豪。
唐朝初创时，李渊就以同宗的身份招降了萧铣的手下，出身于陇西狄道的李袭志。《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李袭志字重光，本陇西狄道人也。”隋时任始安郡丞，炀帝被杀后，他据地自守，后被萧铣攻破，萧铣以他为工部尚书，检校桂林总管。武德年初，唐皇李渊以同宗关系派人去招降，“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随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国”，李渊再以同宗的身份褒扬他的所作所为：“况卿朕之宗姓，情异于常，一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令并入属籍，著于宗正。”［1］李袭志接受了李渊的劝降并为其效力，也说明他承认了李唐皇族为其同宗。《唐会要》卷65《宗正寺》条载：“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陇西李氏自请与唐宗室同宗。归义军时期声振一时的陇西李明振一族也颇以与皇室为同宗而感到自豪。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中有这样一段话：“因（固）本根而枝叶遂繁，承皇族而图籍縻广。乃有故府郡讳明振，字九皋，即西凉府（武）昭王之系也。” 岑仲勉先生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李唐源出于赵郡的观点，对此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觑，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岑先生的这两个疑问，也正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同意陈寅恪先生李唐出于赵郡说，但李唐改其郡望是在唐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之时，到唐朝建立时，李唐一族在代北、关中已有五世，改其姓望也有三世，他们的习惯与特点也完全混同于当地之人，同时陇西之人也完全接纳他们为同宗同族之人，反而由于年代久远，且地域特点不同，导致赵郡李氏反而不认其为同宗了。
其次，以代北和关中人的特点，他们崇尚冠冕和贵戚，李唐一族由于长期居住代北、关中，也不免染有这一特点。陇西李氏乃北魏时期的头等世族，并且有凉武昭王和李广这样的先人，以李唐皇族以崇尚冠冕和贵戚的习惯，是不会将其郡望由高官辈出的陇西李氏改回到政治上业已衰落的赵郡李氏去。
［1］《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
唐代陇西李氏官员概述在唐代，陇西李氏在唐政权中做官的人数很多，上到宰相，下到县中的小官，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陇西李氏中的宰相情况： 按《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卷2上载：“陇西李氏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臧，三曰敦煌，四曰丹阳。宰相十人。”“武阳房有迥秀；姑臧大房有义琰、蔚、揆、逢吉；丹阳房有靖、昭德；又有道广、元、纮、晟。”据此，陇西李氏在唐代出了十位宰相。但从两《唐书》传记所载的情况看，陇西李氏宰相并不止此，还有文宗时的宰相李训、武宗时的宰相李让夷。按《新唐书》卷179《李训传》记载：李训，“故宰相揆族孙。”《旧唐书》卷169《李训传》“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孙也”。这样，李训应属姑臧大房一支。《新唐书》卷181《李让夷传》载：“李让夷字达心，系本陇西。”《旧唐书》同样载其出自陇西。李让夷应是出自陇西李氏非世族的一支。此外还有两位李姓宰相，新、旧唐书所载其郡望不同，这两位宰相就是李程和李石。《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和《新书》传载二人乃唐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旧唐书》卷167《李程传》载：“李程字表臣陇西人。”《旧唐书》卷172《李石传》载：“李石字中玉，陇西人。”由于目前材料有限，二人的郡望暂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将有异议的二人归入陇西。这样，在唐代，陇西李氏共出了14位宰相。
14位宰相在唐朝各阶段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太宗时1人（李靖）、高宗时1人（李义琰）、武则天时3人（李迥秀、李昭德、李道广）、玄宗时1人（李元纮）、后期8人（李揆、李蔚、李逢吉、李晟、李训、李让夷、李程、李石）。下面就对这几位宰相略作分析。
太宗时有陇西出身的宰相李靖，李靖是唐初颇为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唐初统一战争中，统一北方的指挥者是李世民，而占唐朝四分之一版图的南方地区则是由李靖统一的。他平萧铣，越岭南，招降岭南冯盎，“得伪郡凡九十六，户六十余万”［1］，辅公祏反，再由李靖平定。唐高祖李渊盛赞李靖：“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2］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又与李勣联手灭掉曾使唐皇屈辱称臣的突厥。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3］唐高祖、唐太宗雪耻之后的兴奋之怀情溢于言表，“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4］。李靖还“通书史”［5］，他所总结、创立的兵法是孙武以来最重要的兵法。［6］武艺高强的唐太宗对李靖都十分信服，他曾对李靖说：“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7］ 高宗、武则天时陇西李姓宰相有4人。武则天当政后抑制关陇集团和世家大族，以科举的形式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和各方人才。在这种形势下，陇西李氏这样的著族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像李义琰“少举进士”，“麟德中为白水令，有能名”［8］。李迥秀“弱冠应英材杰出举，”“则天雅爱其才甚宠待之”［9］。李昭德“少举明经”［10］，甚为武则天信任。而庶族出身的李道广却以门萌入仕，也以才能受到武则天的赏识，“道广、武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宽猛折衷，称为善政，存心抚，汴州独不逃散”。
李义琰在高宗欲将大权交给武则天时坚决反对，“时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 ［1］《新唐书》卷93《李靖传》。
［2］《旧唐书》卷67《李靖传》。
［3］《旧唐书》卷67《李靖传》。
［4］《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条。
［5］《新唐书》卷59《李袭志传》。。
［6］李靖兵法较完整地保存于《通典·兵典》中。
［7］《新唐书》卷93《李靖传》附《李彦芳传》。
［8］《旧唐书》卷81《李义琰传》。
［9］《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
［10］《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
寝”［1］。另外三位陇西李姓宰相则是武则天的坚决支持者，特别是李昭德在唐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可小视，他对于中央政权由武周回归李唐起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厥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从上面的统计和分析看，陇西李氏著族在武则天时有3人做到宰相，人数不少。我们不可忽略这样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是武则天尽管打击士族，但她同时更需要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辅佐她，在才能和出身发生冲突时，武则天更多选择的是才能；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尽管著族在心理上依然保持着一种优越感，但现实政治中他们已无法仅凭其出身而飞黄腾达了，他们不得不从多方面顺应历史的潮流，如参加科举以求仕进等。
在唐代后期政治中，陇西李氏宰相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德宗在“四镇之乱”泾原之兵哗变之后被迫离京，逃往奉天，李晟乃收复长安，是消灭叛军的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文宗时，宰相李训与郑注等人密谋捕杀专权宦官，但因事泄失败，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2］。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
宰相之外，陇西李氏在唐代还有其他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像著名史 ［1］《新唐书》卷209《酷吏传》《侯思止传》载：“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请娶赵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执不可，曰：‘俊臣往劫庆诜女，已辱国，此奴复尔耶？’掳杀之。” ［2］《通鉴》卷245宗太和九年条。
学家李延寿，《旧唐书》传载：“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唐太宗时，李延寿奉诏参与修撰《五代史志》和《晋书》，并撰成《太宗政典》30卷。《北史》和《南史》是他承父未竟之业，历经16载才最后完成的重要史著。
李明振及其家族对于唐代后期历史也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李明振一族世居敦煌，关于其郡望有两种说法：一是出自李陵、李穆之后，一是出自凉武昭王。李明振一族在当地相当有势力，李明振在20岁时就做了敦煌的社官。安史之乱后，吐蕃乘中原之乱攻陷陇右，张议潮与李明振家族合力收复河西，并在大中年闻入朝献捷，“公其时也，始蒙表荐，因依献捷，亲拜彤廷。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阶。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视。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1］赐金银宝贝”［2］。李明振之妻乃张议潮第十四女。归义军后期，此女起过重要作用。
张议潮死，其子淮深继为归义军节度使，后与夫人、六子一道被害。沙州陷入张、索、李三家争权之中。乾宁元年（894年），李明振妻率诸子灭索勋，重立张议潮之后张承奉为节度使，而李家则掌握了归义军实权，向达称：“议潮之祚，盖又因李氏而复振。”［3］ 隋末唐初割据一方的李轨也出自陇西。《旧唐书·李轨传》：“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也。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以此看李轨应出自陇西著族姑臧大房。李轨在隋末混乱中，割据武威一带，称臣于突厥。李渊称帝后，曾以从兄弟的身份招降李轨，“时高祖方图薛举，遣使潜往凉州与之相结，下玺书谓之为从弟”。但李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随使者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4］。
李渊试图以同姓、同郡望的血亲关系招降李轨，但没有成功。
［1］“凉州司马”后有夺文，《沙州文录》等皆作“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带”。《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
［2]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
［3］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载向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第423页。
［4］《旧唐书》卷55《李轨传》。
此外还有一大批陇西李姓人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官职。李大亮是太宗时的著名将领，在唐初统一战争和边疆的治理工作中有贡献，深得唐太宗和房玄龄的信任。“十七年，晋王为皇太子，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以大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甚为亲信。
大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尝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见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1］李令问出自李靖一族，“先天中，预诛窦怀贞等功，封宋国公，实封五百户”［2］。李揆族子李益：“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3］李晟之子李愬在宪宗平藩中立有殊功，雪夜生擒吴元济，大大鼓舞了削藩之人的士气。
两《唐书》中所反映的是陇西李氏中上层官员的情况，而唐代墓志中的大量材料则反映了陇西李氏官员多层次的情况。［4］陇西李氏在地方上做官的分布情况是相当广的，从刺史、上佐到县令、其他官吏，以至唐后期节度使下的官职。中央从勋官上柱国、柱国，到王府之官，人数众多。
郎官是唐中央非常重要的官职，尚书省六部设有郎中、员外郎之职，统称郎官。在唐代，郎官的地位有其特殊地位，品级虽是五六品，而其授官则需皇帝制授。所以极为重要：“郎官起草立议，操而成之，然后尚书授成于郎中。郎中之选，非楚金百炼、旅弓六钧，弗与也。”［5］当然郎官中也有轻重之别，吏、兵两部最为人所看重，而工部则被视为“后行闲司”。现在就从劳格、赵钺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来看看陇西李氏所做郎官的情况。由于现在仅存左司石柱，所以我就从这本书中看看吏、户、礼三部的陇西李氏郎官。他们的分布是这样的：［1］《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
［2］《旧唐书》卷67《李靖传附李令问传》。
［3］《旧唐书》卷137《李益传》。
［4］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
［5］《全唐文》卷389独孤及《吏部郎中厅壁记》。
左司郎中：2人，李让夷、李绘。
左司员外郎：2人，李成式、李当。
吏部郎中：2人，李元纮、李绾。
吏部员外郎：3人，李崇基、李杰、李舟。
司封郎中：1人，李积。
司封员外郎：3人，李众、李逢吉、李皆。
司勋郎中：2人，李崇敏、李正封。
司勋员外郎：7人，李承嘉、李岫、李揆、李程、李巨、李中敏、李昭。
考功郎中：3人，李辿、李玄成、李拯。
考功员外郎：2人，李迥秀、李翱。
吏部郎中：1人，李丹。
吏部员外郎：2人，李融、李随。
度支郎中：1人，李舒。
度支员外郎：1人，李憕。
金部郎中：2人，李上公、李景素。
金部员外郎：无。
仓部郎中：无。
仓部员外郎：1人，李稚州。
礼部郎中：无礼部员外郎：无。
祠部郎中：无。
祠部员外郎：1人，李恒。
陇西李氏做过吏、户、礼三部郎官的共有37人，37人中又有30人做过最重要的吏部郎官。
在此附带谈一下，唐代是由李姓皇帝建立的，所以唐皇经常以赐姓李氏来表示荣宠。若加赐以皇族的郡望，就更为尊贵。1980年西安市西北出土的《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铭》载：“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公则本国王之甥也。”“祖益初，天宝中，衔自郡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止卫中国，列在戎行。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带，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1］再检《新唐书·波斯传》，李益初于天宝十三载人质。墓志载李素系李益初之后，留居中国已有四代，均为唐官。像李益初来自波斯，唐玄宗不但赐他汉姓，并且赐给他一个与皇室同宗的郡望，以示荣宠。
关于唐代陇西李氏的渊源关于陇西李氏何时形成，由于记载杂乱，所以不易理出一条确切的线索，而且各种文献所记又大有出入，其中许多问题确难考证，做出最后的定论。在此，仅列出三种说法，以供参考： （一）以林宝所撰的《元和姓纂》为代表。《元和姓纂》卷一叙李氏之源： 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繇，为尧理官，子孙因姓理氏云云。裔孙理征得罪于纣，其子利贞逃难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因变姓李氏。利贞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居苦县赖乡曲仁里，曾孙昙生二子崇、玑，崇子孙居陇西，玑子孙居赵郡，崇五代孙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李广也。广以后生唐高祖李渊。
林宝在这里首先叙述的是李氏的渊源，按照他的说法，李氏源出于颛顼之子大业，到老子的两位曾孙时，由于两人所居之地不同，始分为陇西和赵郡两支。以后陇西李氏出了汉代大将李广，而李唐皇族便是李广之后。
（二）以《唐故振武节度隋军登仕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上柱国李府君［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039页。
墓志铭并序》［1］为代表： 公讳，其先陇西郡人也。源流出于姜姓，夏禹之苗裔，汉大将军安之后。
按照这种说法，陇西有一部分李姓最早是来自颛顼之后的另外一支——夏禹，按《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这一支后来出了汉大将军李安。
（三）以《维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2］为代表： 府君名扶，其本黄帝孙，颛顼之后……至后汉治书御史讳楷生五子，三子徙居赵，派为东南西宅，是为赵郡三祖；二子流寓陇西成纪，而子孙因其家焉。
按此墓志铭，陇西李氏的形成时间当在东汉时期。
在陇西李氏的定著四房中，《新唐书·宰相表》叙述了武阳、姑臧、丹阳三支的源流以及两支李姓庶族的渊流。
武阳房：《新唐书·宰相表》载：“李氏武阳房出自兴圣皇帝第七子豫，其后为武阳房。”即武阳房出自凉武昭王李暠之子。
姑臧大房：按《新唐书·宰相表》：“姑臧大房出自兴圣皇帝第八子翻……三子：宝、怀达、抗……宝七子：承、茂、辅、佐、公业、冲、仁宗。承号姑臧房。”姑臧房也是出自凉武昭王之子。
丹阳房：《新唐书·宰相表》：“丹阳房，晋东莞太守雍长子曰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安定太守，与族人宝入后魏，因居京兆山北。”丹阳房出自李雍长子李伦，凉武昭王李暠之先则是李雍的另一个儿子李柔，丹阳房与凉武昭王同祖。
［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344页。
［2］同上，下册，第2402页。
敦煌房：关于敦煌一房的源出，《新唐书·宰相表》没有记载，但敦煌文书中有一些材料可引为参考。敦煌文书中关于敦煌李氏的渊源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孙李宝之后，资料有P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P4640《李氏再修功德记》、P3608《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二是李陵、李穆之后，资料有《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二者虽源有异，但最早实为一族，区别在于其是否出自凉武昭王。按照前一种说法，敦煌李氏源出于凉武昭王，而按后一种说法则并不出于凉武昭王。
《新唐书·宰相表》还记载了两支陇西庶族李氏：“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这支原为丙姓的陇西李氏源出于李广、李陵。这支李氏在唐代有宰相李道广、李元纮父子。
还有一支“陇西李氏、后徙京兆”。关于这支李氏的来历，《新唐·宰相表》无载。这支在唐代有宰相李晟。《旧唐书》卷133《李晟传》载李晟乃“陇右临洮人”。《新唐书》卷154《李晟传》载“李晟乃洮州临潭人”。以此看，这支李氏出自洮州，后迁往京兆，为陇西李氏中的庶族李晟后被宪宗赐以皇籍。《唐会要》卷65载：“元和四年四月诏，故奉天定难功臣大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宜编入属籍。” 上面我们叙述了六支陇西李氏，其中有五支出自李广、李陵（武阳、丹阳、姑臧、敦煌和一支庶族李氏），而这五支中又有三支是凉武昭王之后（武阳、姑臧、敦煌［1］）。《北史》卷100《凉武昭王传》颇为详尽地记载了李暠先世情况，在此我们全文引出，一是这里提出了陇西李氏源出的又一种说法；其次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陇西李氏分支的时间：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 ［1］在没有确切定论说明敦煌李氏出自李陵、李穆时，我们暂且将其归为凉武王昭王李暠之后。
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曰乾，娶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字伯阳，为柱下史。
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魏者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后也。别孙悝，为魏文侯兴富国之术焉。在赵者曰昙，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后也。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郑公。
伯祐生二子，平燕、内德。子信为秦将，虏燕太子丹。信孙元旷，仕汉为侍中。元旷弟促翔，位太尉。仲翔讨叛羌于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记·李将军传》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仲翔曾孙广，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广子当户、椒、敢。当户子睦，战殁匈奴。敢历侍中、郎中令、关内侯。生子禹，位至侍中。并事具《史》《汉》。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长宗。长宗生博士况。况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临淮太守轨。轨字逸文，生积弩将军隆。隆字业绪，生雍。雍字?熙，仕魏、历尚书郎、济北、东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远，晋举秀才，为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
柔生弇，字季子……历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子昶，字仲坚，幼有名誉，年18而亡…… 凉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长生，筒公昶之子也，遗腹而诞。
关于李氏的源出，本书也记载其出自颛顼，但此后的记载与其他记载颇有出入。在这段文字中，将陇西李氏的出现定在汉时，也就是秦将李信的子孙仲翔之时。到李广孙李陵时，陇西李氏分出原为丙姓的一支庶族，按此世系，到李广12世孙李雍时，再分出丹阳一房。到凉武昭王时还有武阳、姑臧和敦煌三房，凉武昭王时再分出武阳、姑臧两房。至于敦煌一房分出的年代现无法确定。
唐代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原因初探｜李维君｜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的甘肃文学亦出现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高峰。纵观唐代甘肃文学的繁荣，其中陇西［1］李氏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实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就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研究甘肃古代文学和李氏文化的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由陇西李氏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2］，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声威远播的一个朝代，盛唐文明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巅峰，在文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诗歌的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陇西李氏在诗歌创作上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陇西成纪人”［3］李白把我国古典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的高峰；“关西将家子”［4］李益为中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还有李约、李中、李拯、李琪、李诉、李程等人都在唐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陇西李氏的散文作家更是举不胜举，与韩愈齐名的散文改革家李翱；被唐肃宗誉为“门弟、 ［1］即陇西郡，郡名亦由地处陇山（六盘山）之西而得名，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始置，辖入陇山以西渭水河谷广大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部，陇西李氏就出自秦汉时陇西郡。
［2］陈寅恪先生认为建立李唐王朝的是赵郡李氏。详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唐）李阳冰《草堂集序》，现代学者多持此说。
［4］李益《边思》，以下所引诗均引自《全唐诗》。不再另注。
人物、文章当世第一”的宰相李揆，还有李大亮、李逢吉、李观、李晟、李俨、李审几、李罕、李舟、李玄道、李延寿等都有佳作流传。唐传奇的出现，被鲁迅先生誉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起了一个大变迁”［1］，然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朝威、李公佐，以及《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无一不是陇西李氏，因此被后人称为唐传奇上的“陇西三李”。可见，陇西李氏在有唐一代的文学舞台上的确出现了一次繁荣昌盛的高潮，在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处于唐代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现象亦然。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联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族望与郡望考察陇西李氏在唐时呈现文学繁荣的原因，必须先从陇西李氏的族望谈起。据史料记载，陇西李氏自开宗立户以来，便世代高官，门户显赫。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伯阳［2]8世孙李昙初为赵之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晋封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其子伯考仕陇西、河东二郡太守，自李崇至伯考，祖孙6代，或为镇将，或为郡守，其生平业绩，多在陇西，奠定了“陇西李”的基业。李伯考生2子，长曰尚，次曰向。“尚，成纪令，因居成纪”，尚生子广，为汉前将军，猿臂善射，匈奴畏之，号“飞将军”。陇西李氏自汉飞将军李广之后，便为天下第一流的士族高门。东晋以后又累世为官，功著秦陇，世称陇右豪族。李广的16世孙李暠十六国时期立国西凉，自此以后，陇西李氏更加强盛，其子孙历任北魏、后周，位高权重。如李暠之孙李宝归魏，复居敦煌。任北魏镇西大将军、开府仪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卷8，第325页。
［2］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取字。
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待为冠”［1］。李宝家“人位兼举，因冲（李宝少子）宠遇，遂为当世盛门”［2］。至隋文帝时，李氏已成为参冲中枢、左右政局的“八柱国”之一。如李陵之后李贤、李穆复归以后，历任周、隋两朝大将军、柱国将军、太师等职。竟至“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3］。可见，陇西李氏在唐朝以前就已是全国一流的士族高门了。李唐建国以后，李姓作为大唐的国姓，陇西李氏由中兴而至“大兴”。自从唐玄宗李隆基“确立凉武昭王为始祖”之后，天宝元年他曾诏令：“凉武昭王孙（李）宝已下”“四公子孙，并宜录入宗正寺，编入属籍”［4］。于是陇西李氏名正言顺地编入了皇族户籍，陇西李氏的地位便上升到顶峰。如《新唐书·袁郎传》载：“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唐人《姓氏谱》也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陇西李氏从西汉初到大唐帝国，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繁衍生息和人世沧桑，到唐帝国时代已形成了“遍地成林”“天下李氏出陇西”的壮观场面。可以说，整个有唐一代，就是陇西李氏大显身手的时代，上至帝王、宰相，下迄七品县令，为官者数不胜数。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官至宰相者就有10人。［5］然而在唐代，为官与文学水平是不无关系的，唐代由于诗赋取士、文才取官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为官者往往有很突出的文学修养。现举出几位有详细记载的唐代陇西李氏文人，他们大多是中过进士的，如李翱、李程、李拯、李复言、李公佐、李揆、李琪等都为进士出身。即便是非进士出身的李氏文人，也有很丰富的文学功底，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如“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6］的“诗仙”李白虽未曾中进士，但［1］《新唐书·高俭传》。
［2］《魏书·李宝传》。
［3］《隋书·李穆传》。
［4］《唐会要》卷三。
［5］李吉：《海内望族——陇西李》，载《学术论丛》，1994年第5期。
［6］李白：《感兴》其五。
他曾自叙说：“余小时，家大人令诵《子虚赋》。”［l］他还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足可见其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深厚文学功底。又如被李世民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其祖父李瑾是北魏的著作佐郎，他也未曾中过进士，但被召为秦王府文学官学士，可见其文学造诣也是非同一般的。
陇西李氏的族望，使得陇西李氏在唐代出现了高官辈出、人才济济的壮观局面。陇西李氏的族望在唐朝达了它的顶峰。陇西李氏本身的族望，再加上李唐皇室以陇西李氏“为其本望”的原则，必然引起了“天下第一望”的陇西李氏这一郡望。关于郡望，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编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称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况，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兴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东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是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吏，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唯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徒劳笔墨矣。
余按唐人称属籍，每举郡望、下迄五代，余风未泯，新五代史记之叙法，或据家乘、碑志而然，吴兰庭氏以为失，则犹未谂当时之习俗耳。［2］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的“郡望”与“籍贯”已非一个地方了，但人们在称其属籍时，多举郡望。然在有唐一代，“陇西”这个李氏的郡［1］李白：《代宋中丞自荐表》。
［2］岑仲勉：《唐史余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望，更有它特有的地位与内涵。“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1］，并且此地更是大唐皇族的望地，所以在当时，天下李氏以自己是陇西李氏而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是陇西李氏当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唐国史补》有这样的记载：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当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礼，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据此我们可推知，有唐一代，经历朝迁徙到全国的陇西李氏，定称自己为陇西而概不别属。如出生在中亚碎叶［2］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多次称自己为陇西人，“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3］，“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4］，“白本陇西布衣……”［5］并且，他对当时陇西李氏的兴旺感到很自豪，如“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6］。
说到唐时郡望的盛行，播迁全国的陇西李氏举其属籍必为陇西，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民族根本思源、睦宗敬祖的优良传统及“天下李氏出陇西”的这一历史事实。据史料分析，至少在东汉末年陇西李氏已开始渡江南迁，以后每个朝代，都因异地做官、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等原因，陇西李氏渡江南迁，几乎遍布全国，发展到安史之乱后，陇西李氏更是大规模向江南播迁。但是他们南迁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始终以陇西作为自己的“郡望”或“堂号”。如官至宰相的陇西李氏李揆，后来落籍郑州荥阳，可仍称自己为陇西李氏。［7］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推知，在举郡望之风大盛的唐代，再加上中华民族寻根［1］（唐）吕才等撰《姓氏谱》。
［2］郭沫若观点，现文学界多持此说。
［3］李白：《上张相镐》。
［4］李白：《上韩荆州书》。
［5］李白：《魏颢李翰林集序》。
［6］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
［7］据《旧唐书·李揆传》。
敬祖的优良传统的影响，流落异地、祖籍陇西的李氏文人称其属籍为陇西是完全肯定的。
但是，在陇西李氏族望和郡望如此兴盛的情况下，就是祖籍非陇西或不明自己来历的李氏，冒称其郡望为陇西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就连李唐皇族也是冒充陇西李氏的。［1］“李氏称陇西者，往往冒唐宗室”，明代杨慎此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但此时少数冒称陇西李氏者也完全是可能存在的，再加上“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2］的开阔胸怀，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样，陇西李氏在自身族望的基础上，又增强了自己实力本就强大的队伍，而往往那些“新兵”都是挺有才干的文人和官吏，因为平民提高自己的身份是没有用场的。
陇西李氏的郡望，使得天下李氏称陇西者数不胜数。族望和郡望，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人员主体，这是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繁荣的经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由李渊父子建立的李唐王朝，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河陇地区本是历代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封建王朝的肘腋之地。唐王朝建立后，更是十分重视对河陇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经营。尤其是在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史料记载，唐代前期唐王朝在此地区推行足食足兵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旧唐书·牛仙客传》称当时陇右“仓库盈满”“所积巨万”。《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 ［1］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明）杨慎，转引自张书城：《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额的37%[1］，又《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全国［2］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位居全国第一［3］。所以《资治通鉴》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陇西地区经济的发展给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唐代陇西经济的繁荣给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做了物质上的保证，那么，盛唐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地近京畿的文化氛围，则给陇西李氏以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盛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了全盛阶段，“兴胡之旅，岁月相继”［5］，一批批中亚各国人牵着骆驼，赶着骡马，穿越陇西，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往中亚、欧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但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昌盛，而且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陇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各种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思想都时时地影响着陇西李氏的学习和创作。再者，陇西地近京畿，也最容易受到长安文学的影响，中原文士也因这一地带的发展，多有旅居此地者。如此种种优越的条件，也为陇西李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是这一支文化现象形成的外因。
盛唐大背景“统治阶级的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好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 ［1］参见陆庆夫：《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白居易说：“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也就是国家出钱向农民购粮，以为备战之用。
［3］参见陆庆夫：《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5］《旧唐书·崔融传》。
条。”［1］众所周知，唐代政治上许多开明的政策，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文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首先，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努力学习和钻研。据史料记载，唐代步入仕宦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中进士来实现的，自然进士之科也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考中进士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所以以诗赋为内容的进士考试，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之于文学的学习和创作。前文已言及陇西李氏文人多为进士出身，据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文学上进行的努力与获得的成绩是非同一般的。
谈及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作用，有一个唐代独特的行为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就是盛唐以来形成的“行卷”文学。关于“行卷”文学，程千帆先生曾下过精辟的定义：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长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见，“行卷”是应试举子们为自己应举而实行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行卷之风对文学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翱就曾自述：“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见右补阙安定梁君。”［3］可知李翱当时也参加过“行卷”者的行列。又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得出的结论，陇西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也是“行卷”之文［4］。据此可知，“行卷”之风对陇西李氏的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唐一代的历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和对诗歌的喜好都达到了 ［1］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唐摭言》卷1。
［3］李翱：《感知已赋》，《全唐文》卷634。
［4］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很高的程度。无须赘言，这里姑录唐宣宗为诗人白居易作的悼亡诗一首，即可窥见一帝王的作诗水平以及对一位诗人的爱慕和惋惜之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都冥路作诗仙；浮公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重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乡一怆然。
帝王自己对诗歌的喜好和对诗人的重视，给唐代文人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对文学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唐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不管是学校教育、私人办学，还是自学之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旧唐书》载：“吏民子弟，识兴明教，志希学艺，亦具名早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各乡令置学。”在此制度下的唐代学校教育发展很快，这样不但世族子弟有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庶民阶层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私人办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如李翱从小家贫，就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最后考中进士。
另外，自学成才者也比比皆是。杜牧《樊川文集·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载：“李府君少孤，旁无群从可以附托，年十余岁好学，寒拾薪自炙，夜无燃膏，默念所记。”教育的发达，带来了人才的增加，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才学之士，大多是以文才见长的，所以教育的发展引起文学的繁荣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引起唐代文学繁荣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繁荣、宗教的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这里不再赘言。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当然也是处于这种大背景下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的外因。文学自身的发展才是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因。众所周知，大唐一代，各种样式的文学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散文也因古文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很突出的成果。唐传奇的出现更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关于这一原因，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有详述，无需赘言。总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文学繁荣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整个唐朝文学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得以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滋生发芽、茁壮成长以至根深叶茂、蔚为壮观。
陇西李氏文学的繁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地域性，并具姓氏统一性特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文化现象是在陇西李氏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盛唐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陇西县福星中学语文教师）
下面我们就从三方面分别论述。
关于李唐氏族关于李唐皇族的渊源问题，是唐史研究中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讨论高峰。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三种意见。
（一）以刘遂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李唐皇族源出于夷狄。［1] [1］刘遂盼：《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卷1,1930年第4期，第821—825页；卷2、第1期，第1055—1060页。《李唐为蕃姓三考》，载《燕京学报》，1934年6月第15期，第235—240页。
（二）以朱希祖为代表的一派则据唐史中李唐皇族，自称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后裔的材料，乃肯定李氏出自陇西望族。［1］ （三）陈寅恪先生研究数年，前后发表论文三篇：《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2］在这三篇文章中，陈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李唐的氏族问题并没有一个定论，但由于陈寅恪先生考据缜密，推论合理，所以，英国学者称：“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3］尽管如此，由于陈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定论，所以也还有极大的探讨余地。
那么李唐皇族为什么要改变郡望呢？陈寅恪先生将其归结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4］。张金龙先生近年对李唐氏族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赵郡李氏为北魏最著名的高门士族之一，其门第一点也不比陇西李氏低”，“其所以改籍陇西必有更重要的原因，必有其难言之隐”，他分析这一难言之隐就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八月，知京兆王愉的反叛之事。在这次事件中，李渊的祖父李虎受到宗人李遗元参与反叛的牵连，“迨李熙孙遗元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参与王愉之逆，其子受宫刑，其家逃窜北镇得免，为避免祸患，始伪冒陇西李氏”［5］。
除此之外，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是否也含有攀附之意呢？我们以为有这层的原因。为此，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赵郡李氏与 ［1］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载《朱希祖先生文集》。
［2］载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3］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5］张金龙文：《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陇西李氏门第高下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赵郡李氏即便不高于陇西李氏，起码二姓也是平起平坐的。而从北朝以来的史料看，陇西李氏的地位明显高于赵郡李氏。《新唐书》卷95《高俭传》载：“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崔慎经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载：“元魏以五姓婚姻，冠于百氏，姑臧公承实为称首。承四子，皆贵于当时。”［1］到唐朝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皇帝下诏禁止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居七姓十一家之首的仍是李宝。［2］《唐国史补》上载：“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在北朝时期，陇西李氏的势力相当强大，出现了李宝、李冲家族和李贤、李穆家族，两家都是北朝时期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家族，社会地位相当高，李宝更是处在各姓之首。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赵郡李氏的地位更高的感觉呢？这里就涉及一个郡望高下的标准问题。“山东氏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3］山东士族是以家学礼法之厚重而为世人特别是山东地区的世人所仰慕。而代北之人和关中之人衡量世族的标准与此迥异。《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传》附柳芳论氏族略云：“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在这一标准下，主要以关中和代北之人构成的北朝统治集团将高官辈出的陇西李宝二姓定为世族第一等，是符合这一地区的共同认识的。李唐皇族虽源出于赵郡李氏，但由于几代人（五代，熙—天赐—虎—昞—渊）居住在代北和关中，所以，他们的认识标准已明显地带有这一地区的特点，而这种认识标准又与山东之人的认识产生 ［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2179页。
［2］《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79页。
了矛盾。表现最明显的是在编修《氏族志》问题上。贞观元年，“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1］。初步刊定的结果仍是以山东崔氏为第一等。对此，唐太宗颇为不解：“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贤旧门，向声背实，买婚为荣耶？”［2］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认识的地区差异。按照唐太宗的看法，山东崔、卢、李、郑近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军事人物出现，所以已不能视为一流大族了。那么，为什么《氏族志》在最初将崔氏定为第一等呢？这同样是认识的地区差异所致。
我们知道，《氏族志》的主修者为高士廉，他是山东渤海蓨人，“祖岳，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清河王。父励，字敬德，北齐乐安王、尚书左仆射、隋洮州刺史”［3］。高土廉属于山东地域之人，其出身属北齐高门。
在其他编纂人中，韦挺，“京兆万年人。父冲、仕隋为民部尚书”［4］。岑文本，“邓州棘阳人。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5］。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6］。从唐太宗为修《氏族志》而配备的班底看，地域分配是很合理的，有山东人，有江南人，有代北人，有关内人。但在这些人中，高士廉作为主修之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可以这样说，以崔氏为第一等是山东地域之人认识的一种胜利。但这种胜利是极其短暂的，太宗马上命将皇族定为一等，后族为二等，山东崔氏为第三等。即使山东崔氏降为第三等，它也［1］《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2］《新唐书》卷95《高俭传》。
［3］《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4］《新唐书》卷98《韦挺传》。
［5］《新唐书》卷102《岑文本传》。
［6］《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在除皇族和后族以外成为百姓之首，那么为什么唐太宗没有彻底将崔氏降低，而将北朝以来的士冠之首山东崔氏降到第三等呢？我们以为这是唐太宗与山东之人妥协的产物，当时唐朝的政局刚刚稳定下来，而且百废待兴，唐太宗虽不将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视为第一等著族，但基于全局的考虑，仍将崔氏定在百氏之上，皇、后氏族之下。
山东崔、卢、李、郑的特殊地位得以维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权贵对于他们的趋奉，使得他们自感仍有资本可恃，也使许多其他人士要对山东士族另眼相看。唐太宗时的名相、名将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与山东旧族联姻，高宗时，又有宰相李义府为其子求婚，求婚不得的结果是导致了《姓氏录》的出现。武则天时又有侯思止欲取赵郡李氏女之事。与旧士族联姻的人中大多数出身山东地区：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1］ 魏徵：“魏州曲城人。”［2］ 李勣：“曹州离狐人。”［3］ 李义府：“瀛洲饶阳人。”［4］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贫，懒不治业，为渤海高元礼奴。”［5］ 从这些山东出身的宰相或因特殊情况而沾染山东习惯的权贵与山东士族联姻的做法上看，也确实印证了柳芳所说“山东之人尚婚娅”的特点。
所以，关于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郡望高下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地域认识的差异，山东和关中、代北各有自己的标准，由于北朝以来乃关中、代北之人掌权，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陇西李氏的政治地位明显要高于赵郡李氏。但从家门礼法上讲，赵郡李氏依然相当突出。到了唐代，赵郡李氏政治地位上虽已衰落，但仍可以其严格的家门礼法吸引山东出身的权贵们与之联姻。但对于李唐皇族的先人来说，由［1］《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
［2］《新唐书》卷97《魏徵传》。
［3］《新唐书》卷93《李勣传》。
［4］《新唐书》卷223《奸臣传》。
［5］《新唐书》卷209《酷吏传》。。
于受代北、关中地区的认识的影响，也染上崇尚贵戚和冠冕的意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由已无贵戚和冠冕的赵郡李氏，改为凉武昭王之后和北魏时的世族之首的陇西郡望，应是含有攀附更高一等氏族的成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李唐氏族在陇西李氏中地位的变化。《旧唐书·高祖本记》（《新唐书·高祖本记》与《旧书》记载大体相同）载：“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在唐高祖李渊的五世祖李熙时，李唐先世来到武川。此时王恽之乱还没有发生，所以李唐郡望还没有改变，并且他们初到六镇，势力甚小，在这种情况下，陇西李氏断不可将其视为同宗。陈寅恪先生对此分析道：“（李）宝为共祖兄弟，熙与冲为共曾祖兄弟，血缘甚近。魏太和之世，冲宗族贵显，一时无比。
熙既与冲为共曾祖兄弟，所生时代，前后相差，必不能甚远。”“是李冲既陇西李氏，不认为同宗，自无疑义。”［1］李唐改其郡望是在李渊的祖父李虎时，此时，李唐先人已在北镇安稳立足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宇文泰建西魏，李虎成为八大柱国之一。李虎所改之郡望也在宇文泰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时得到承认。至李渊时，李唐皇族成为陇西李氏已有三代，这三代又是李唐一族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不可否认，在这一关键性的阶段时，陇西郡望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由于几代居住在代北和关中，李唐皇族所具有的特点明显地带有代北和关中的特色。
所以说，不管李唐最初来自何方，他们经过几代人已完全具有了陇西之人的特点和意识，并逐渐为陇西李氏所接受，进而引以自豪。
唐朝初创时，李渊就以同宗的身份招降了萧铣的手下，出身于陇西狄道的李袭志。《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李袭志字重光，本陇西狄道人也。”隋时任始安郡丞，炀帝被杀后，他据地自守，后被萧铣攻破，萧铣以他为工部尚书，检校桂林总管。武德年初，唐皇李渊以同宗关系派人去招降，“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随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国”，李渊再以同宗的身份褒扬他的所作所为：“况卿朕之宗姓，情异于常，一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令并入属籍，著于宗正。”［1］李袭志接受了李渊的劝降并为其效力，也说明他承认了李唐皇族为其同宗。《唐会要》卷65《宗正寺》条载：“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陇西李氏自请与唐宗室同宗。归义军时期声振一时的陇西李明振一族也颇以与皇室为同宗而感到自豪。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中有这样一段话：“因（固）本根而枝叶遂繁，承皇族而图籍縻广。乃有故府郡讳明振，字九皋，即西凉府（武）昭王之系也。” 岑仲勉先生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李唐源出于赵郡的观点，对此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觑，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岑先生的这两个疑问，也正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同意陈寅恪先生李唐出于赵郡说，但李唐改其郡望是在唐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之时，到唐朝建立时，李唐一族在代北、关中已有五世，改其姓望也有三世，他们的习惯与特点也完全混同于当地之人，同时陇西之人也完全接纳他们为同宗同族之人，反而由于年代久远，且地域特点不同，导致赵郡李氏反而不认其为同宗了。
其次，以代北和关中人的特点，他们崇尚冠冕和贵戚，李唐一族由于长期居住代北、关中，也不免染有这一特点。陇西李氏乃北魏时期的头等世族，并且有凉武昭王和李广这样的先人，以李唐皇族以崇尚冠冕和贵戚的习惯，是不会将其郡望由高官辈出的陇西李氏改回到政治上业已衰落的赵郡李氏去。
［1］《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
唐代陇西李氏官员概述在唐代，陇西李氏在唐政权中做官的人数很多，上到宰相，下到县中的小官，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陇西李氏中的宰相情况： 按《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卷2上载：“陇西李氏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臧，三曰敦煌，四曰丹阳。宰相十人。”“武阳房有迥秀；姑臧大房有义琰、蔚、揆、逢吉；丹阳房有靖、昭德；又有道广、元、纮、晟。”据此，陇西李氏在唐代出了十位宰相。但从两《唐书》传记所载的情况看，陇西李氏宰相并不止此，还有文宗时的宰相李训、武宗时的宰相李让夷。按《新唐书》卷179《李训传》记载：李训，“故宰相揆族孙。”《旧唐书》卷169《李训传》“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孙也”。这样，李训应属姑臧大房一支。《新唐书》卷181《李让夷传》载：“李让夷字达心，系本陇西。”《旧唐书》同样载其出自陇西。李让夷应是出自陇西李氏非世族的一支。此外还有两位李姓宰相，新、旧唐书所载其郡望不同，这两位宰相就是李程和李石。《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和《新书》传载二人乃唐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旧唐书》卷167《李程传》载：“李程字表臣陇西人。”《旧唐书》卷172《李石传》载：“李石字中玉，陇西人。”由于目前材料有限，二人的郡望暂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将有异议的二人归入陇西。这样，在唐代，陇西李氏共出了14位宰相。
14位宰相在唐朝各阶段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太宗时1人（李靖）、高宗时1人（李义琰）、武则天时3人（李迥秀、李昭德、李道广）、玄宗时1人（李元纮）、后期8人（李揆、李蔚、李逢吉、李晟、李训、李让夷、李程、李石）。下面就对这几位宰相略作分析。
太宗时有陇西出身的宰相李靖，李靖是唐初颇为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唐初统一战争中，统一北方的指挥者是李世民，而占唐朝四分之一版图的南方地区则是由李靖统一的。他平萧铣，越岭南，招降岭南冯盎，“得伪郡凡九十六，户六十余万”［1］，辅公祏反，再由李靖平定。唐高祖李渊盛赞李靖：“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2］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又与李勣联手灭掉曾使唐皇屈辱称臣的突厥。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3］唐高祖、唐太宗雪耻之后的兴奋之怀情溢于言表，“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4］。李靖还“通书史”［5］，他所总结、创立的兵法是孙武以来最重要的兵法。［6］武艺高强的唐太宗对李靖都十分信服，他曾对李靖说：“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7］ 高宗、武则天时陇西李姓宰相有4人。武则天当政后抑制关陇集团和世家大族，以科举的形式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和各方人才。在这种形势下，陇西李氏这样的著族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像李义琰“少举进士”，“麟德中为白水令，有能名”［8］。李迥秀“弱冠应英材杰出举，”“则天雅爱其才甚宠待之”［9］。李昭德“少举明经”［10］，甚为武则天信任。而庶族出身的李道广却以门萌入仕，也以才能受到武则天的赏识，“道广、武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宽猛折衷，称为善政，存心抚，汴州独不逃散”。
李义琰在高宗欲将大权交给武则天时坚决反对，“时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 ［1］《新唐书》卷93《李靖传》。
［2］《旧唐书》卷67《李靖传》。
［3］《旧唐书》卷67《李靖传》。
［4］《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条。
［5］《新唐书》卷59《李袭志传》。。
［6］李靖兵法较完整地保存于《通典·兵典》中。
［7］《新唐书》卷93《李靖传》附《李彦芳传》。
［8］《旧唐书》卷81《李义琰传》。
［9］《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
［10］《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
寝”［1］。另外三位陇西李姓宰相则是武则天的坚决支持者，特别是李昭德在唐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可小视，他对于中央政权由武周回归李唐起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厥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从上面的统计和分析看，陇西李氏著族在武则天时有3人做到宰相，人数不少。我们不可忽略这样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是武则天尽管打击士族，但她同时更需要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辅佐她，在才能和出身发生冲突时，武则天更多选择的是才能；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尽管著族在心理上依然保持着一种优越感，但现实政治中他们已无法仅凭其出身而飞黄腾达了，他们不得不从多方面顺应历史的潮流，如参加科举以求仕进等。
在唐代后期政治中，陇西李氏宰相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德宗在“四镇之乱”泾原之兵哗变之后被迫离京，逃往奉天，李晟乃收复长安，是消灭叛军的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文宗时，宰相李训与郑注等人密谋捕杀专权宦官，但因事泄失败，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2］。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
宰相之外，陇西李氏在唐代还有其他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像著名史 ［1］《新唐书》卷209《酷吏传》《侯思止传》载：“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请娶赵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执不可，曰：‘俊臣往劫庆诜女，已辱国，此奴复尔耶？’掳杀之。” ［2］《通鉴》卷245宗太和九年条。
学家李延寿，《旧唐书》传载：“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唐太宗时，李延寿奉诏参与修撰《五代史志》和《晋书》，并撰成《太宗政典》30卷。《北史》和《南史》是他承父未竟之业，历经16载才最后完成的重要史著。
李明振及其家族对于唐代后期历史也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李明振一族世居敦煌，关于其郡望有两种说法：一是出自李陵、李穆之后，一是出自凉武昭王。李明振一族在当地相当有势力，李明振在20岁时就做了敦煌的社官。安史之乱后，吐蕃乘中原之乱攻陷陇右，张议潮与李明振家族合力收复河西，并在大中年闻入朝献捷，“公其时也，始蒙表荐，因依献捷，亲拜彤廷。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阶。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视。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1］赐金银宝贝”［2］。李明振之妻乃张议潮第十四女。归义军后期，此女起过重要作用。
张议潮死，其子淮深继为归义军节度使，后与夫人、六子一道被害。沙州陷入张、索、李三家争权之中。乾宁元年（894年），李明振妻率诸子灭索勋，重立张议潮之后张承奉为节度使，而李家则掌握了归义军实权，向达称：“议潮之祚，盖又因李氏而复振。”［3］ 隋末唐初割据一方的李轨也出自陇西。《旧唐书·李轨传》：“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也。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以此看李轨应出自陇西著族姑臧大房。李轨在隋末混乱中，割据武威一带，称臣于突厥。李渊称帝后，曾以从兄弟的身份招降李轨，“时高祖方图薛举，遣使潜往凉州与之相结，下玺书谓之为从弟”。但李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随使者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4］。
李渊试图以同姓、同郡望的血亲关系招降李轨，但没有成功。
［1］“凉州司马”后有夺文，《沙州文录》等皆作“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带”。《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
［2]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
［3］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载向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第423页。
［4］《旧唐书》卷55《李轨传》。
此外还有一大批陇西李姓人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官职。李大亮是太宗时的著名将领，在唐初统一战争和边疆的治理工作中有贡献，深得唐太宗和房玄龄的信任。“十七年，晋王为皇太子，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以大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甚为亲信。
大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尝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见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1］李令问出自李靖一族，“先天中，预诛窦怀贞等功，封宋国公，实封五百户”［2］。李揆族子李益：“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3］李晟之子李愬在宪宗平藩中立有殊功，雪夜生擒吴元济，大大鼓舞了削藩之人的士气。
两《唐书》中所反映的是陇西李氏中上层官员的情况，而唐代墓志中的大量材料则反映了陇西李氏官员多层次的情况。［4］陇西李氏在地方上做官的分布情况是相当广的，从刺史、上佐到县令、其他官吏，以至唐后期节度使下的官职。中央从勋官上柱国、柱国，到王府之官，人数众多。
郎官是唐中央非常重要的官职，尚书省六部设有郎中、员外郎之职，统称郎官。在唐代，郎官的地位有其特殊地位，品级虽是五六品，而其授官则需皇帝制授。所以极为重要：“郎官起草立议，操而成之，然后尚书授成于郎中。郎中之选，非楚金百炼、旅弓六钧，弗与也。”［5］当然郎官中也有轻重之别，吏、兵两部最为人所看重，而工部则被视为“后行闲司”。现在就从劳格、赵钺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来看看陇西李氏所做郎官的情况。由于现在仅存左司石柱，所以我就从这本书中看看吏、户、礼三部的陇西李氏郎官。他们的分布是这样的：［1］《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
［2］《旧唐书》卷67《李靖传附李令问传》。
［3］《旧唐书》卷137《李益传》。
［4］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
［5］《全唐文》卷389独孤及《吏部郎中厅壁记》。
左司郎中：2人，李让夷、李绘。
左司员外郎：2人，李成式、李当。
吏部郎中：2人，李元纮、李绾。
吏部员外郎：3人，李崇基、李杰、李舟。
司封郎中：1人，李积。
司封员外郎：3人，李众、李逢吉、李皆。
司勋郎中：2人，李崇敏、李正封。
司勋员外郎：7人，李承嘉、李岫、李揆、李程、李巨、李中敏、李昭。
考功郎中：3人，李辿、李玄成、李拯。
考功员外郎：2人，李迥秀、李翱。
吏部郎中：1人，李丹。
吏部员外郎：2人，李融、李随。
度支郎中：1人，李舒。
度支员外郎：1人，李憕。
金部郎中：2人，李上公、李景素。
金部员外郎：无。
仓部郎中：无。
仓部员外郎：1人，李稚州。
礼部郎中：无礼部员外郎：无。
祠部郎中：无。
祠部员外郎：1人，李恒。
陇西李氏做过吏、户、礼三部郎官的共有37人，37人中又有30人做过最重要的吏部郎官。
在此附带谈一下，唐代是由李姓皇帝建立的，所以唐皇经常以赐姓李氏来表示荣宠。若加赐以皇族的郡望，就更为尊贵。1980年西安市西北出土的《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铭》载：“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公则本国王之甥也。”“祖益初，天宝中，衔自郡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止卫中国，列在戎行。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带，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1］再检《新唐书·波斯传》，李益初于天宝十三载人质。墓志载李素系李益初之后，留居中国已有四代，均为唐官。像李益初来自波斯，唐玄宗不但赐他汉姓，并且赐给他一个与皇室同宗的郡望，以示荣宠。
关于唐代陇西李氏的渊源关于陇西李氏何时形成，由于记载杂乱，所以不易理出一条确切的线索，而且各种文献所记又大有出入，其中许多问题确难考证，做出最后的定论。在此，仅列出三种说法，以供参考： （一）以林宝所撰的《元和姓纂》为代表。《元和姓纂》卷一叙李氏之源： 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繇，为尧理官，子孙因姓理氏云云。裔孙理征得罪于纣，其子利贞逃难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因变姓李氏。利贞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居苦县赖乡曲仁里，曾孙昙生二子崇、玑，崇子孙居陇西，玑子孙居赵郡，崇五代孙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李广也。广以后生唐高祖李渊。
林宝在这里首先叙述的是李氏的渊源，按照他的说法，李氏源出于颛顼之子大业，到老子的两位曾孙时，由于两人所居之地不同，始分为陇西和赵郡两支。以后陇西李氏出了汉代大将李广，而李唐皇族便是李广之后。
（二）以《唐故振武节度隋军登仕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上柱国李府君［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039页。
墓志铭并序》［1］为代表： 公讳，其先陇西郡人也。源流出于姜姓，夏禹之苗裔，汉大将军安之后。
按照这种说法，陇西有一部分李姓最早是来自颛顼之后的另外一支——夏禹，按《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这一支后来出了汉大将军李安。
（三）以《维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2］为代表： 府君名扶，其本黄帝孙，颛顼之后……至后汉治书御史讳楷生五子，三子徙居赵，派为东南西宅，是为赵郡三祖；二子流寓陇西成纪，而子孙因其家焉。
按此墓志铭，陇西李氏的形成时间当在东汉时期。
在陇西李氏的定著四房中，《新唐书·宰相表》叙述了武阳、姑臧、丹阳三支的源流以及两支李姓庶族的渊流。
武阳房：《新唐书·宰相表》载：“李氏武阳房出自兴圣皇帝第七子豫，其后为武阳房。”即武阳房出自凉武昭王李暠之子。
姑臧大房：按《新唐书·宰相表》：“姑臧大房出自兴圣皇帝第八子翻……三子：宝、怀达、抗……宝七子：承、茂、辅、佐、公业、冲、仁宗。承号姑臧房。”姑臧房也是出自凉武昭王之子。
丹阳房：《新唐书·宰相表》：“丹阳房，晋东莞太守雍长子曰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安定太守，与族人宝入后魏，因居京兆山北。”丹阳房出自李雍长子李伦，凉武昭王李暠之先则是李雍的另一个儿子李柔，丹阳房与凉武昭王同祖。
［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344页。
［2］同上，下册，第2402页。
敦煌房：关于敦煌一房的源出，《新唐书·宰相表》没有记载，但敦煌文书中有一些材料可引为参考。敦煌文书中关于敦煌李氏的渊源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孙李宝之后，资料有P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P4640《李氏再修功德记》、P3608《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二是李陵、李穆之后，资料有《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二者虽源有异，但最早实为一族，区别在于其是否出自凉武昭王。按照前一种说法，敦煌李氏源出于凉武昭王，而按后一种说法则并不出于凉武昭王。
《新唐书·宰相表》还记载了两支陇西庶族李氏：“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这支原为丙姓的陇西李氏源出于李广、李陵。这支李氏在唐代有宰相李道广、李元纮父子。
还有一支“陇西李氏、后徙京兆”。关于这支李氏的来历，《新唐·宰相表》无载。这支在唐代有宰相李晟。《旧唐书》卷133《李晟传》载李晟乃“陇右临洮人”。《新唐书》卷154《李晟传》载“李晟乃洮州临潭人”。以此看，这支李氏出自洮州，后迁往京兆，为陇西李氏中的庶族李晟后被宪宗赐以皇籍。《唐会要》卷65载：“元和四年四月诏，故奉天定难功臣大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宜编入属籍。” 上面我们叙述了六支陇西李氏，其中有五支出自李广、李陵（武阳、丹阳、姑臧、敦煌和一支庶族李氏），而这五支中又有三支是凉武昭王之后（武阳、姑臧、敦煌［1］）。《北史》卷100《凉武昭王传》颇为详尽地记载了李暠先世情况，在此我们全文引出，一是这里提出了陇西李氏源出的又一种说法；其次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陇西李氏分支的时间：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 ［1］在没有确切定论说明敦煌李氏出自李陵、李穆时，我们暂且将其归为凉武王昭王李暠之后。
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曰乾，娶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字伯阳，为柱下史。
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魏者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后也。别孙悝，为魏文侯兴富国之术焉。在赵者曰昙，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后也。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郑公。
伯祐生二子，平燕、内德。子信为秦将，虏燕太子丹。信孙元旷，仕汉为侍中。元旷弟促翔，位太尉。仲翔讨叛羌于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记·李将军传》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仲翔曾孙广，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广子当户、椒、敢。当户子睦，战殁匈奴。敢历侍中、郎中令、关内侯。生子禹，位至侍中。并事具《史》《汉》。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长宗。长宗生博士况。况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临淮太守轨。轨字逸文，生积弩将军隆。隆字业绪，生雍。雍字?熙，仕魏、历尚书郎、济北、东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远，晋举秀才，为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
柔生弇，字季子……历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子昶，字仲坚，幼有名誉，年18而亡…… 凉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长生，筒公昶之子也，遗腹而诞。
关于李氏的源出，本书也记载其出自颛顼，但此后的记载与其他记载颇有出入。在这段文字中，将陇西李氏的出现定在汉时，也就是秦将李信的子孙仲翔之时。到李广孙李陵时，陇西李氏分出原为丙姓的一支庶族，按此世系，到李广12世孙李雍时，再分出丹阳一房。到凉武昭王时还有武阳、姑臧和敦煌三房，凉武昭王时再分出武阳、姑臧两房。至于敦煌一房分出的年代现无法确定。
唐代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原因初探｜李维君｜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的甘肃文学亦出现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高峰。纵观唐代甘肃文学的繁荣，其中陇西［1］李氏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实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就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研究甘肃古代文学和李氏文化的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由陇西李氏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2］，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声威远播的一个朝代，盛唐文明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巅峰，在文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诗歌的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陇西李氏在诗歌创作上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陇西成纪人”［3］李白把我国古典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的高峰；“关西将家子”［4］李益为中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还有李约、李中、李拯、李琪、李诉、李程等人都在唐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陇西李氏的散文作家更是举不胜举，与韩愈齐名的散文改革家李翱；被唐肃宗誉为“门弟、 ［1］即陇西郡，郡名亦由地处陇山（六盘山）之西而得名，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始置，辖入陇山以西渭水河谷广大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部，陇西李氏就出自秦汉时陇西郡。
［2］陈寅恪先生认为建立李唐王朝的是赵郡李氏。详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唐）李阳冰《草堂集序》，现代学者多持此说。
［4］李益《边思》，以下所引诗均引自《全唐诗》。不再另注。
人物、文章当世第一”的宰相李揆，还有李大亮、李逢吉、李观、李晟、李俨、李审几、李罕、李舟、李玄道、李延寿等都有佳作流传。唐传奇的出现，被鲁迅先生誉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起了一个大变迁”［1］，然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朝威、李公佐，以及《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无一不是陇西李氏，因此被后人称为唐传奇上的“陇西三李”。可见，陇西李氏在有唐一代的文学舞台上的确出现了一次繁荣昌盛的高潮，在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处于唐代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现象亦然。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联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族望与郡望考察陇西李氏在唐时呈现文学繁荣的原因，必须先从陇西李氏的族望谈起。据史料记载，陇西李氏自开宗立户以来，便世代高官，门户显赫。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伯阳［2]8世孙李昙初为赵之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晋封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其子伯考仕陇西、河东二郡太守，自李崇至伯考，祖孙6代，或为镇将，或为郡守，其生平业绩，多在陇西，奠定了“陇西李”的基业。李伯考生2子，长曰尚，次曰向。“尚，成纪令，因居成纪”，尚生子广，为汉前将军，猿臂善射，匈奴畏之，号“飞将军”。陇西李氏自汉飞将军李广之后，便为天下第一流的士族高门。东晋以后又累世为官，功著秦陇，世称陇右豪族。李广的16世孙李暠十六国时期立国西凉，自此以后，陇西李氏更加强盛，其子孙历任北魏、后周，位高权重。如李暠之孙李宝归魏，复居敦煌。任北魏镇西大将军、开府仪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卷8，第325页。
［2］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取字。
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待为冠”［1］。李宝家“人位兼举，因冲（李宝少子）宠遇，遂为当世盛门”［2］。至隋文帝时，李氏已成为参冲中枢、左右政局的“八柱国”之一。如李陵之后李贤、李穆复归以后，历任周、隋两朝大将军、柱国将军、太师等职。竟至“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3］。可见，陇西李氏在唐朝以前就已是全国一流的士族高门了。李唐建国以后，李姓作为大唐的国姓，陇西李氏由中兴而至“大兴”。自从唐玄宗李隆基“确立凉武昭王为始祖”之后，天宝元年他曾诏令：“凉武昭王孙（李）宝已下”“四公子孙，并宜录入宗正寺，编入属籍”［4］。于是陇西李氏名正言顺地编入了皇族户籍，陇西李氏的地位便上升到顶峰。如《新唐书·袁郎传》载：“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唐人《姓氏谱》也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陇西李氏从西汉初到大唐帝国，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繁衍生息和人世沧桑，到唐帝国时代已形成了“遍地成林”“天下李氏出陇西”的壮观场面。可以说，整个有唐一代，就是陇西李氏大显身手的时代，上至帝王、宰相，下迄七品县令，为官者数不胜数。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官至宰相者就有10人。［5］然而在唐代，为官与文学水平是不无关系的，唐代由于诗赋取士、文才取官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为官者往往有很突出的文学修养。现举出几位有详细记载的唐代陇西李氏文人，他们大多是中过进士的，如李翱、李程、李拯、李复言、李公佐、李揆、李琪等都为进士出身。即便是非进士出身的李氏文人，也有很丰富的文学功底，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如“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6］的“诗仙”李白虽未曾中进士，但［1］《新唐书·高俭传》。
［2］《魏书·李宝传》。
［3］《隋书·李穆传》。
［4］《唐会要》卷三。
［5］李吉：《海内望族——陇西李》，载《学术论丛》，1994年第5期。
［6］李白：《感兴》其五。
他曾自叙说：“余小时，家大人令诵《子虚赋》。”［l］他还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足可见其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深厚文学功底。又如被李世民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其祖父李瑾是北魏的著作佐郎，他也未曾中过进士，但被召为秦王府文学官学士，可见其文学造诣也是非同一般的。
陇西李氏的族望，使得陇西李氏在唐代出现了高官辈出、人才济济的壮观局面。陇西李氏的族望在唐朝达了它的顶峰。陇西李氏本身的族望，再加上李唐皇室以陇西李氏“为其本望”的原则，必然引起了“天下第一望”的陇西李氏这一郡望。关于郡望，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编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称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况，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兴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东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是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吏，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唯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徒劳笔墨矣。
余按唐人称属籍，每举郡望、下迄五代，余风未泯，新五代史记之叙法，或据家乘、碑志而然，吴兰庭氏以为失，则犹未谂当时之习俗耳。［2］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的“郡望”与“籍贯”已非一个地方了，但人们在称其属籍时，多举郡望。然在有唐一代，“陇西”这个李氏的郡［1］李白：《代宋中丞自荐表》。
［2］岑仲勉：《唐史余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望，更有它特有的地位与内涵。“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1］，并且此地更是大唐皇族的望地，所以在当时，天下李氏以自己是陇西李氏而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是陇西李氏当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唐国史补》有这样的记载：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当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礼，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据此我们可推知，有唐一代，经历朝迁徙到全国的陇西李氏，定称自己为陇西而概不别属。如出生在中亚碎叶［2］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多次称自己为陇西人，“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3］，“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4］，“白本陇西布衣……”［5］并且，他对当时陇西李氏的兴旺感到很自豪，如“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6］。
说到唐时郡望的盛行，播迁全国的陇西李氏举其属籍必为陇西，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民族根本思源、睦宗敬祖的优良传统及“天下李氏出陇西”的这一历史事实。据史料分析，至少在东汉末年陇西李氏已开始渡江南迁，以后每个朝代，都因异地做官、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等原因，陇西李氏渡江南迁，几乎遍布全国，发展到安史之乱后，陇西李氏更是大规模向江南播迁。但是他们南迁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始终以陇西作为自己的“郡望”或“堂号”。如官至宰相的陇西李氏李揆，后来落籍郑州荥阳，可仍称自己为陇西李氏。［7］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推知，在举郡望之风大盛的唐代，再加上中华民族寻根［1］（唐）吕才等撰《姓氏谱》。
［2］郭沫若观点，现文学界多持此说。
［3］李白：《上张相镐》。
［4］李白：《上韩荆州书》。
［5］李白：《魏颢李翰林集序》。
［6］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
［7］据《旧唐书·李揆传》。
敬祖的优良传统的影响，流落异地、祖籍陇西的李氏文人称其属籍为陇西是完全肯定的。
但是，在陇西李氏族望和郡望如此兴盛的情况下，就是祖籍非陇西或不明自己来历的李氏，冒称其郡望为陇西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就连李唐皇族也是冒充陇西李氏的。［1］“李氏称陇西者，往往冒唐宗室”，明代杨慎此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但此时少数冒称陇西李氏者也完全是可能存在的，再加上“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2］的开阔胸怀，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样，陇西李氏在自身族望的基础上，又增强了自己实力本就强大的队伍，而往往那些“新兵”都是挺有才干的文人和官吏，因为平民提高自己的身份是没有用场的。
陇西李氏的郡望，使得天下李氏称陇西者数不胜数。族望和郡望，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人员主体，这是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繁荣的经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由李渊父子建立的李唐王朝，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河陇地区本是历代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封建王朝的肘腋之地。唐王朝建立后，更是十分重视对河陇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经营。尤其是在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史料记载，唐代前期唐王朝在此地区推行足食足兵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旧唐书·牛仙客传》称当时陇右“仓库盈满”“所积巨万”。《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 ［1］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明）杨慎，转引自张书城：《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额的37%[1］，又《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全国［2］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位居全国第一［3］。所以《资治通鉴》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陇西地区经济的发展给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唐代陇西经济的繁荣给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做了物质上的保证，那么，盛唐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地近京畿的文化氛围，则给陇西李氏以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盛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了全盛阶段，“兴胡之旅，岁月相继”［5］，一批批中亚各国人牵着骆驼，赶着骡马，穿越陇西，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往中亚、欧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但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昌盛，而且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陇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各种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思想都时时地影响着陇西李氏的学习和创作。再者，陇西地近京畿，也最容易受到长安文学的影响，中原文士也因这一地带的发展，多有旅居此地者。如此种种优越的条件，也为陇西李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是这一支文化现象形成的外因。
盛唐大背景“统治阶级的政策制度以及个人好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 ［1］参见陆庆夫：《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白居易说：“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也就是国家出钱向农民购粮，以为备战之用。
［3］参见陆庆夫：《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5］《旧唐书·崔融传》。
条。”［1］众所周知，唐代政治上许多开明的政策，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陇西李氏的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文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形成。首先，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努力学习和钻研。据史料记载，唐代步入仕宦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中进士来实现的，自然进士之科也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所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考中进士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所以以诗赋为内容的进士考试，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之于文学的学习和创作。前文已言及陇西李氏文人多为进士出身，据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文学上进行的努力与获得的成绩是非同一般的。
谈及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作用，有一个唐代独特的行为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就是盛唐以来形成的“行卷”文学。关于“行卷”文学，程千帆先生曾下过精辟的定义：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长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见，“行卷”是应试举子们为自己应举而实行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行卷之风对文学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翱就曾自述：“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见右补阙安定梁君。”［3］可知李翱当时也参加过“行卷”者的行列。又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得出的结论，陇西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也是“行卷”之文［4］。据此可知，“行卷”之风对陇西李氏的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唐一代的历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和对诗歌的喜好都达到了 ［1］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唐摭言》卷1。
［3］李翱：《感知已赋》，《全唐文》卷634。
［4］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很高的程度。无须赘言，这里姑录唐宣宗为诗人白居易作的悼亡诗一首，即可窥见一帝王的作诗水平以及对一位诗人的爱慕和惋惜之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都冥路作诗仙；浮公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重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乡一怆然。
帝王自己对诗歌的喜好和对诗人的重视，给唐代文人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对文学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唐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不管是学校教育、私人办学，还是自学之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旧唐书》载：“吏民子弟，识兴明教，志希学艺，亦具名早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各乡令置学。”在此制度下的唐代学校教育发展很快，这样不但世族子弟有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庶民阶层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私人办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如李翱从小家贫，就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最后考中进士。
另外，自学成才者也比比皆是。杜牧《樊川文集·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载：“李府君少孤，旁无群从可以附托，年十余岁好学，寒拾薪自炙，夜无燃膏，默念所记。”教育的发达，带来了人才的增加，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才学之士，大多是以文才见长的，所以教育的发展引起文学的繁荣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引起唐代文学繁荣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繁荣、宗教的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这里不再赘言。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当然也是处于这种大背景下的陇西李氏文学繁荣的外因。文学自身的发展才是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因。众所周知，大唐一代，各种样式的文学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散文也因古文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很突出的成果。唐传奇的出现更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关于这一原因，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有详述，无需赘言。总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文学繁荣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整个唐朝文学出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为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得以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陇西李氏文学繁荣只有在盛唐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滋生发芽、茁壮成长以至根深叶茂、蔚为壮观。
陇西李氏文学的繁荣，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地域性，并具姓氏统一性特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文化现象是在陇西李氏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盛唐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陇西县福星中学语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