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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的种种变化，虽说是一种发展趋势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唐太宗成为一个昏君或暴君。社会是复杂的，一个杰出历史人物所处的位置，往往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好转，地主阶级的贪婪和享乐的欲望，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一部分朝臣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等，这是唐太宗必然要发生变化的原因。
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品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特别是由于隋亡的教训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记忆犹新，这就使唐太宗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群臣：“创业困难，还是守成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徵回答说守成困难。唐太宗概括得好：“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我当想着与诸公一道谨慎地对待它。”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天下，但守天下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魏徵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宗庙社稷之福”。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并没有变成刚愎自用的拒谏者；纳谏精神虽不如贞观前期，但还是在纳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徵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于魏徵的去世，十分悲痛，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徵是贞观朝敢于直言谏诤的第一人，唐太宗这样深切悼念魏徵，说明他对于谏诤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始终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后期，唐太宗在滥用民力方面确有所发展，但他是以“水”不覆“舟”为前提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隋炀帝“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
唐太宗晚年也碰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但唐太宗终究有其英明之处，他在太子承乾谋反败露后，于魏王泰、晋王治二人的抉择中，最后选了晋王治为太子，并立下一条原则：“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在他看来，太子失道固不可取；然而诸王中有谋取皇位继承权的做法的，也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一决定，避免了最高统治集团可能出现的分裂以至倾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和远见。
唐太宗的晚年是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有不少失误和错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然保持着一代英主的风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给太子李治。他对李治说：“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写在这本书里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帝王。为了真正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教育，唐太宗揭去了君父威严的面纱，在儿子面前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反省，他对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唐太宗的这一剖白，其言甚重，其情至深，反映了他晚年能够自省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封建君主中是极少见的。
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品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特别是由于隋亡的教训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记忆犹新，这就使唐太宗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群臣：“创业困难，还是守成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徵回答说守成困难。唐太宗概括得好：“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我当想着与诸公一道谨慎地对待它。”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天下，但守天下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魏徵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宗庙社稷之福”。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并没有变成刚愎自用的拒谏者；纳谏精神虽不如贞观前期，但还是在纳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徵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于魏徵的去世，十分悲痛，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徵是贞观朝敢于直言谏诤的第一人，唐太宗这样深切悼念魏徵，说明他对于谏诤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始终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后期，唐太宗在滥用民力方面确有所发展，但他是以“水”不覆“舟”为前提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隋炀帝“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
唐太宗晚年也碰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但唐太宗终究有其英明之处，他在太子承乾谋反败露后，于魏王泰、晋王治二人的抉择中，最后选了晋王治为太子，并立下一条原则：“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在他看来，太子失道固不可取；然而诸王中有谋取皇位继承权的做法的，也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一决定，避免了最高统治集团可能出现的分裂以至倾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和远见。
唐太宗的晚年是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有不少失误和错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然保持着一代英主的风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给太子李治。他对李治说：“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写在这本书里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帝王。为了真正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教育，唐太宗揭去了君父威严的面纱，在儿子面前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反省，他对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唐太宗的这一剖白，其言甚重，其情至深，反映了他晚年能够自省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封建君主中是极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