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唐太宗光辉的华年
内容
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生中都有其最光辉的一段年华一样，唐太宗一生中也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华年，这就是从晋阳起兵到贞观前期的20年时间，即李世民20岁至39岁这段时间。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唐王朝政治的日益巩固，唐太宗贞观前期政治生活中光明面开始收缩，而原来就存在的阴暗面却逐渐扩大，造成了贞观后期和贞观前期在政治风气上的差别以及唐太宗本人晚年的骄奢。
这个变化，大致是从贞观十年（639年）开始的。而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唐太宗纳谏精神的衰退。贞观十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尖锐地指出：说他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能“悦以从谏”；可是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然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正直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心术不正之徒反倒可以“肆其巧辩”。结论是：“妨政损德，其在此乎！”魏徵的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从唐太宗纳谏精神的变化，已看出贞观政治的变化。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骄”，还表现在盲目自信的作风上有了发展。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准备对高丽用兵，向郑元〓询问有关情况。
郑元〓如实地说：“辽东道路遥远，运粮很困难；高丽将士善于守城，不易立即攻下。”这都是实情。但是唐太宗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已经不是隋朝了，您只管听我胜利的消息吧。”第二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取得一点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大，跟他出兵时的设想已有很大差距。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奢”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游猎太频”。当大臣们纷纷提出批评时，唐太宗甚至反唇相讥，说什么“现在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忽，我只是常与左右的人猎于后苑，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唐太宗“游猎”的地方很多，并不只限于“后苑”。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为“游畋”而“废学”，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吴王恪也在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
二是不惜国库。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唐太宗竟然下了一道诏书，说自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太子属官张玄素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几乎被太子家奴秘密打死。三是不断营建宫殿。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谏诤，停修洛阳宫。但是第二年，他便命修仁寿宫，并改名为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634年），营造大明宫，原准备为李渊避暑时居住，但李渊没有来得及住上就于第二年去世了。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在洛阳兴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修翠微宫。
第二年（648年），即唐太宗去世前一年，他还营建了玉华宫，就是“务令俭约”，结果仍然“所费已巨亿计”。这些都是劳民伤财的举动。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轻用人力”，还表现在“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特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对高丽的战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呢，唐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但事隔不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出发征高丽。这年秋天，唐太宗下诏，发江南12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以备征高丽之用。次年正月，再发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同年八月，他下诏敕，要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唐太宗遣军镇压。有的地方，百姓苦于造船之役，只好自己出钱雇别州之人造船，因而弄到“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的地步！像这样“轻用人力”，在贞观前期是不曾出现过的。
40岁以后的唐太宗，不论在政治作风、思想作风方面，还是在健康状况方面，都走上了衰退的历程。这对于如此杰出的一位封建君主来说，当然也就于英武、豪迈之中染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这个变化，大致是从贞观十年（639年）开始的。而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唐太宗纳谏精神的衰退。贞观十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尖锐地指出：说他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能“悦以从谏”；可是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然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正直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心术不正之徒反倒可以“肆其巧辩”。结论是：“妨政损德，其在此乎！”魏徵的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从唐太宗纳谏精神的变化，已看出贞观政治的变化。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骄”，还表现在盲目自信的作风上有了发展。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准备对高丽用兵，向郑元〓询问有关情况。
郑元〓如实地说：“辽东道路遥远，运粮很困难；高丽将士善于守城，不易立即攻下。”这都是实情。但是唐太宗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已经不是隋朝了，您只管听我胜利的消息吧。”第二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取得一点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大，跟他出兵时的设想已有很大差距。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奢”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游猎太频”。当大臣们纷纷提出批评时，唐太宗甚至反唇相讥，说什么“现在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忽，我只是常与左右的人猎于后苑，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唐太宗“游猎”的地方很多，并不只限于“后苑”。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为“游畋”而“废学”，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吴王恪也在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
二是不惜国库。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唐太宗竟然下了一道诏书，说自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太子属官张玄素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几乎被太子家奴秘密打死。三是不断营建宫殿。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谏诤，停修洛阳宫。但是第二年，他便命修仁寿宫，并改名为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634年），营造大明宫，原准备为李渊避暑时居住，但李渊没有来得及住上就于第二年去世了。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在洛阳兴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修翠微宫。
第二年（648年），即唐太宗去世前一年，他还营建了玉华宫，就是“务令俭约”，结果仍然“所费已巨亿计”。这些都是劳民伤财的举动。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轻用人力”，还表现在“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特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对高丽的战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呢，唐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但事隔不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出发征高丽。这年秋天，唐太宗下诏，发江南12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以备征高丽之用。次年正月，再发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同年八月，他下诏敕，要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唐太宗遣军镇压。有的地方，百姓苦于造船之役，只好自己出钱雇别州之人造船，因而弄到“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的地步！像这样“轻用人力”，在贞观前期是不曾出现过的。
40岁以后的唐太宗，不论在政治作风、思想作风方面，还是在健康状况方面，都走上了衰退的历程。这对于如此杰出的一位封建君主来说，当然也就于英武、豪迈之中染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