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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生中都有其最光辉的一段年华一样，唐太宗一生中也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华年，这就是从晋阳起兵到贞观前期的20年时间，即李世民20岁至39岁这段时间。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唐王朝政治的日益巩固，唐太宗贞观前期政治生活中光明面开始收缩，而原来就存在的阴暗面却逐渐扩大，造成了贞观后期和贞观前期在政治风气上的差别以及唐太宗本人晚年的骄奢。
  这个变化，大致是从贞观十年（639年）开始的。而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唐太宗纳谏精神的衰退。贞观十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尖锐地指出：说他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能“悦以从谏”；可是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然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正直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心术不正之徒反倒可以“肆其巧辩”。结论是：“妨政损德，其在此乎！”魏徵的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从唐太宗纳谏精神的变化，已看出贞观政治的变化。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骄”，还表现在盲目自信的作风上有了发展。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准备对高丽用兵，向郑元〓询问有关情况。
  郑元〓如实地说：“辽东道路遥远，运粮很困难；高丽将士善于守城，不易立即攻下。”这都是实情。但是唐太宗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已经不是隋朝了，您只管听我胜利的消息吧。”第二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取得一点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大，跟他出兵时的设想已有很大差距。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奢”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游猎太频”。当大臣们纷纷提出批评时，唐太宗甚至反唇相讥，说什么“现在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忽，我只是常与左右的人猎于后苑，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唐太宗“游猎”的地方很多，并不只限于“后苑”。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为“游畋”而“废学”，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吴王恪也在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
  二是不惜国库。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唐太宗竟然下了一道诏书，说自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太子属官张玄素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几乎被太子家奴秘密打死。三是不断营建宫殿。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谏诤，停修洛阳宫。但是第二年，他便命修仁寿宫，并改名为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634年），营造大明宫，原准备为李渊避暑时居住，但李渊没有来得及住上就于第二年去世了。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在洛阳兴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修翠微宫。
  第二年（648年），即唐太宗去世前一年，他还营建了玉华宫，就是“务令俭约”，结果仍然“所费已巨亿计”。这些都是劳民伤财的举动。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轻用人力”，还表现在“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特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对高丽的战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呢，唐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但事隔不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出发征高丽。这年秋天，唐太宗下诏，发江南12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以备征高丽之用。次年正月，再发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同年八月，他下诏敕，要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唐太宗遣军镇压。有的地方，百姓苦于造船之役，只好自己出钱雇别州之人造船，因而弄到“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的地步！像这样“轻用人力”，在贞观前期是不曾出现过的。
  40岁以后的唐太宗，不论在政治作风、思想作风方面，还是在健康状况方面，都走上了衰退的历程。这对于如此杰出的一位封建君主来说，当然也就于英武、豪迈之中染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二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的种种变化，虽说是一种发展趋势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唐太宗成为一个昏君或暴君。社会是复杂的，一个杰出历史人物所处的位置，往往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好转，地主阶级的贪婪和享乐的欲望，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一部分朝臣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等，这是唐太宗必然要发生变化的原因。
  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品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特别是由于隋亡的教训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记忆犹新，这就使唐太宗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群臣：“创业困难，还是守成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徵回答说守成困难。唐太宗概括得好：“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我当想着与诸公一道谨慎地对待它。”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天下，但守天下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魏徵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宗庙社稷之福”。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并没有变成刚愎自用的拒谏者；纳谏精神虽不如贞观前期，但还是在纳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徵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于魏徵的去世，十分悲痛，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徵是贞观朝敢于直言谏诤的第一人，唐太宗这样深切悼念魏徵，说明他对于谏诤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始终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后期，唐太宗在滥用民力方面确有所发展，但他是以“水”不覆“舟”为前提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隋炀帝“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
  唐太宗晚年也碰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但唐太宗终究有其英明之处，他在太子承乾谋反败露后，于魏王泰、晋王治二人的抉择中，最后选了晋王治为太子，并立下一条原则：“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在他看来，太子失道固不可取；然而诸王中有谋取皇位继承权的做法的，也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一决定，避免了最高统治集团可能出现的分裂以至倾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和远见。
  唐太宗的晚年是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有不少失误和错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然保持着一代英主的风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给太子李治。他对李治说：“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写在这本书里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帝王。为了真正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教育，唐太宗揭去了君父威严的面纱，在儿子面前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反省，他对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唐太宗的这一剖白，其言甚重，其情至深，反映了他晚年能够自省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封建君主中是极少见的。
  三贞观十六年（642年），年仅45岁的唐太宗已过早地衰老了，他毫不隐讳地对臣下们说：“朕年将50，已觉衰怠。”此后，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谢世，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这无疑加速了他的“衰怠”。贞观十九年（645年）辽东之役的归途中，他患了痈疮，直到次年二月，“疾未全平，欲专保养”，所以他让太子李治去处理“军国机务”。不幸的是，唐太宗这时开始服食金石之药了。他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的长寿之术，而他自己也终于落入这个窠臼。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他患了“风疾”。这时，他变得烦躁畏热，因而命人在骊山绝顶修建翠微宫。这大概跟他继续服金石之药有关系。唐太宗一病半年多，虽于同年十一月“疾愈”，但体力大减，只能“三日一视朝”。第二年，唐太宗又派人从天竺访得方士罗迩娑婆寐，因误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病情急剧恶化。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十分勉强地来到显道门，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敕令。五月，大概是丹药毒性大发，唐太宗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他向太子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一交代了后事。接着，他便永远告别了他统治了23年的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