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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统治时期，不独北方的突厥、薛延陀相继成为唐王朝的威胁，而且西方的吐谷浑、吐蕃等也不时东向炫耀武力。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保证内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不断地对这些地区用兵。
贞观三年（629年），他派大将李靖、张公瑾出击东突厥。第二年，李靖等大败东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基本上解除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威胁。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命段志玄、樊兴等率军打败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攻唐，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军破吐蕃军于松州城（今四川松潘），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奉命平定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次年，唐太宗命张俭、李勋、张士贵等率军大破薛延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击破焉耆。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将李勋再次出击，薛延陀败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至此，唐王朝的统治才真正得到巩固，社会秩序也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
唐太宗作为一个英明的封建君主，不在于他胜利地指挥了对上述地区的用兵，而在于他在用兵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第一，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州县制度，同时仍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第二，他允许少数民族人民迁入内地生活，如突厥族内迁的就有10万口，而在长安定居的竟有万家，可见唐太宗气度之大。第三，唐太宗还任用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在朝中做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都出身于少数民族，也都是唐太宗核心集团的成员；颉利可汗被俘后，唐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而迁居长安的突厥族各级首领多被拜为将军，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达一百余人，几乎同原来朝廷大臣的人数相等。这种情况，在历代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统治集团中是极少见的。第四，唐太宗十分重视同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和亲，多次以宗室之女嫁给各族首领，以建立一种甥舅的亲戚关系，这对加强各族间的联系、促进各族间的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与松赞干布结为夫妇，是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确实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贞观四年（630年）四月，西北各族首领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为他上“天可汗”的尊号。唐太宗召见他们，高兴地说：“我是大唐天子，同时又行使可汗的权力！”群臣和各族首领听了，都兴奋地高呼“万岁”，唐太宗果然以“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达诏书。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与唐太宗置酒欢宴群臣。席间，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方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十分热闹。看到这种不寻常的场面，李渊兴奋极了，笑着对大家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一天，唐太宗在翠微殿会见群臣。
他向大臣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不少帝王虽然能平定汉族地区，但都不能制服周边少数民族，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做到了他们不曾做到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的回答多空洞无物，言不及义。
最后还是唐太宗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他讲的最后一条经验是：“以往帝王都只看重汉族而鄙视少数民族，唯独我能够像爱护汉族一样地爱护少数民族，所以各少数民族对待我犹如对待父母。”他的这番话，过分夸大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然而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在他统治的时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西9500里，南北16918里”。
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唐王朝跟几十个国家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在各国中有很高的声望。贞观十六年（642年），著名佛学家玄奘在中印度会见竭若鞠国戒日王时，戒日王在谈话中郑重地提到，他曾经听说过“秦王天子”所开创的种种光辉事业，又听说那里的人民都爱演唱《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唐太宗的声望在当时已远播域外。
贞观三年（629年），他派大将李靖、张公瑾出击东突厥。第二年，李靖等大败东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基本上解除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威胁。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命段志玄、樊兴等率军打败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攻唐，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军破吐蕃军于松州城（今四川松潘），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奉命平定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次年，唐太宗命张俭、李勋、张士贵等率军大破薛延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击破焉耆。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将李勋再次出击，薛延陀败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至此，唐王朝的统治才真正得到巩固，社会秩序也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
唐太宗作为一个英明的封建君主，不在于他胜利地指挥了对上述地区的用兵，而在于他在用兵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第一，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州县制度，同时仍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第二，他允许少数民族人民迁入内地生活，如突厥族内迁的就有10万口，而在长安定居的竟有万家，可见唐太宗气度之大。第三，唐太宗还任用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在朝中做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都出身于少数民族，也都是唐太宗核心集团的成员；颉利可汗被俘后，唐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而迁居长安的突厥族各级首领多被拜为将军，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达一百余人，几乎同原来朝廷大臣的人数相等。这种情况，在历代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统治集团中是极少见的。第四，唐太宗十分重视同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和亲，多次以宗室之女嫁给各族首领，以建立一种甥舅的亲戚关系，这对加强各族间的联系、促进各族间的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与松赞干布结为夫妇，是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确实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贞观四年（630年）四月，西北各族首领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为他上“天可汗”的尊号。唐太宗召见他们，高兴地说：“我是大唐天子，同时又行使可汗的权力！”群臣和各族首领听了，都兴奋地高呼“万岁”，唐太宗果然以“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达诏书。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与唐太宗置酒欢宴群臣。席间，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方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十分热闹。看到这种不寻常的场面，李渊兴奋极了，笑着对大家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一天，唐太宗在翠微殿会见群臣。
他向大臣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不少帝王虽然能平定汉族地区，但都不能制服周边少数民族，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做到了他们不曾做到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的回答多空洞无物，言不及义。
最后还是唐太宗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他讲的最后一条经验是：“以往帝王都只看重汉族而鄙视少数民族，唯独我能够像爱护汉族一样地爱护少数民族，所以各少数民族对待我犹如对待父母。”他的这番话，过分夸大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然而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在他统治的时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西9500里，南北16918里”。
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唐王朝跟几十个国家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在各国中有很高的声望。贞观十六年（642年），著名佛学家玄奘在中印度会见竭若鞠国戒日王时，戒日王在谈话中郑重地提到，他曾经听说过“秦王天子”所开创的种种光辉事业，又听说那里的人民都爱演唱《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唐太宗的声望在当时已远播域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