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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的时候，社会经济十分困难，直到唐太宗即位时，这种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那时，全国许多地方生产力没有得到恢复，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全国人口也大量减少。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数近九百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可是到了武德年间，全国户数只剩下二百余万了，劳动人手比隋朝大大减少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太宗要求大臣们在认识上和政策上要执行“安人（民）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贞观二年（628年），他向侍臣们指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食为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失时为本。”他强调要减少战争和土木营建工程，并表示要从他本人做起。同时，他制订了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并以民间是否“婚姻及时”、户口是否增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另外，他认真地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的情况，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开办屯田。
  在赋役政策上，他接受了隋亡的教训，提出对农民要“轻徭薄赋”，地方官吏如果超出规定向农民征税，要以“枉法”论处。
  这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说，贞观四年（630年），一年中全国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刑罚用得很少；人们居家用不着关闭大门，出远门的人用不着随身带着粮食。这当然有所夸大，但也反映出社会秩序在趋于安定。到了贞观十六年（624年），在全国不少地区，买一斗谷子只要五个钱，在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说明当时全国粮食是比较充足的。唐太宗死后第三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已上升为380万，比唐太宗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90％。所有这些，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但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