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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全国趋于平定、李唐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是以太子建成为一方、秦王世民为另一方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建成没有参加晋阳起兵，但在晋阳起兵以后至夺取长安这一段时间，也和世民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渊称帝以后，建成取得了太子——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地位，而世民却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屡建功勋，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于是，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同秦王拥有最高的功勋、最强的实力这个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建成对世民有猜忌之心，世民对建成亦并非无取代之望。武德五年（622年）起，这种潜在的矛盾终于发展成公开的争夺和激烈的较量。这年的十一月，建成一反常态，主动向李渊提出要率军去镇压刘黑闼第二次起兵。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增加他同秦王世民较量的砝码。
  在太子与秦王的矛盾斗争中，齐王元吉是站在太子一边的。他曾明确地建议太子除掉秦王，并说他将亲自下手。有一次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就打算派人乘机刺杀李世民。可能建成考虑到当着李渊的面不好干这种事，于是制止了元吉。兄弟之争，已到何等地步！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发动叛乱，事情涉及太子建成。李渊听了元吉、妃嫔和大臣封德彝的意见，又改变了主意。李渊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在客观上只能加剧建成和世民的矛盾、斗争。
  武德九年（626年），太子和秦王都在加紧策划消灭对方。有一次，“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因淮安王李神通扶送秦府而得救。这次谋杀事件，激怒了秦府属官。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都主张秦王采取措施，除去太子。
  建成、元吉鸩杀世民未成，又用计收买和调走秦府武将，也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却把房玄龄、杜如晦赶出秦府。恰在此时，突厥南侵，建成向李渊提议由元吉代世民出兵北征，得到李渊同意。元吉又提出调秦府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同行，并调拨秦王所率精兵归其指挥。这里的阴谋是露骨的，但也没有受到李渊的阻拦。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密议：准备在建成、世民为元吉饯行时，派壮士刺死世民。太子手下一个名叫王晊的官员向世民报告了建成、元吉的密谋，于是秦府上下为之哗然，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六月三日，世民向李渊报告了建成、元吉的阴谋。李渊答应次日早朝追查此事。鉴于以往李渊对建成的态度和做法，世民当然不会相信李渊会对建成采取果断措施。因此，六月四日一早，世民率秦府将领埋伏于玄武门之内，以待建成、元吉入朝。当建成、元吉入玄武门至临湖殿时察觉气氛不对，当即掉转马头打算退回东宫，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世民大呼赶来。元吉张弓射世民，三射而不中，而世民则将建成射死。
  随后，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射杀元吉。建成、元吉手下将领率东宫、齐府精兵攻玄武门，守门兵已被世民收买，皆为之力战。尉迟敬德以建成、元吉头颅出示，东宫、齐府兵见大势已去，立刻溃散。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李渊也只好接受萧瑀、陈叔达的建议：立世民为太子，委之以国事。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玄武门之变。在这次事变中，建成诸子与元吉诸子都因受到牵连而被杀。李世民靠着秦府文臣、武将的权谋和刀剑给自己开辟了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
  二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即六月六日，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于太子世民，自己只好去当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时年29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
  太宗从正式立为太子即帝位这段时间，主要是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忠实于他的、有政治见解的决策班子。因此，他即位前便通过李渊任命了新的决策班子，从而形成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这个决策班子和统治核心是：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宇文化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左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将军，张公瑾为右武侯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这些任命都在一个月当中宣布，可见唐太宗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决策班子和统治核心的重视和迫切。
  唐太宗在政治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主要是革新宰相制度，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官，严肃地方吏治等。
  唐太宗革新宰相制度，一是在“三省”长官之外，建立以他官代行宰相职权的制度；二是充分发挥宰相班子的作用。“三省”长官是：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品位都很高。唐太宗为了提拔一些品位不及宰相但却很有才干和政治远见的官员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其名目有“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知政事”等等。为了充分发挥宰相班子的作用，唐太宗强调说，中书省制订的诏勅，由门下省进行审议，这本是为了防止过失和错误：应当知道，“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这是“亡国之政”，尤其要注意防止。要求宰相们既通力合作，又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隋朝时，朝廷官员有二千五百多人。唐高祖李渊时，在机构和官员设置上，“多因隋制，虽小有变革，而大较不异”。唐太宗即位后，看到这样一支庞大的朝廷官员队伍，办事效能并不高，因而感慨地说：任用官员，主要看他是不是贤才，“若得其善者，虽步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何）为？”他指示房玄龄等人务必要精简机构，做到“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在”。根据唐太宗的指示，房玄龄等人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调整，最后确定朝廷官员编制为640人。这项改革不仅提高了朝廷官员的办事效能，而且也节省了国家用于官员俸禄方面的大量开支。
  为了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按照地理形势把全国划成十个“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道。
  唐太宗从朝廷要员中委任观风俗使，分行四方，“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同时，唐太宗还亲自负责选派各州刺史的工作。所有这些，对革新地方吏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唐朝建立的时候，社会经济十分困难，直到唐太宗即位时，这种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那时，全国许多地方生产力没有得到恢复，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全国人口也大量减少。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数近九百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可是到了武德年间，全国户数只剩下二百余万了，劳动人手比隋朝大大减少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太宗要求大臣们在认识上和政策上要执行“安人（民）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贞观二年（628年），他向侍臣们指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食为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失时为本。”他强调要减少战争和土木营建工程，并表示要从他本人做起。同时，他制订了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并以民间是否“婚姻及时”、户口是否增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另外，他认真地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的情况，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开办屯田。
  在赋役政策上，他接受了隋亡的教训，提出对农民要“轻徭薄赋”，地方官吏如果超出规定向农民征税，要以“枉法”论处。
  这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说，贞观四年（630年），一年中全国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刑罚用得很少；人们居家用不着关闭大门，出远门的人用不着随身带着粮食。这当然有所夸大，但也反映出社会秩序在趋于安定。到了贞观十六年（624年），在全国不少地区，买一斗谷子只要五个钱，在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说明当时全国粮食是比较充足的。唐太宗死后第三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已上升为380万，比唐太宗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90％。所有这些，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但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四唐太宗统治时期，不独北方的突厥、薛延陀相继成为唐王朝的威胁，而且西方的吐谷浑、吐蕃等也不时东向炫耀武力。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保证内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不断地对这些地区用兵。
  贞观三年（629年），他派大将李靖、张公瑾出击东突厥。第二年，李靖等大败东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基本上解除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威胁。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命段志玄、樊兴等率军打败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攻唐，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军破吐蕃军于松州城（今四川松潘），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奉命平定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次年，唐太宗命张俭、李勋、张士贵等率军大破薛延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击破焉耆。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将李勋再次出击，薛延陀败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至此，唐王朝的统治才真正得到巩固，社会秩序也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
  唐太宗作为一个英明的封建君主，不在于他胜利地指挥了对上述地区的用兵，而在于他在用兵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第一，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州县制度，同时仍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第二，他允许少数民族人民迁入内地生活，如突厥族内迁的就有10万口，而在长安定居的竟有万家，可见唐太宗气度之大。第三，唐太宗还任用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在朝中做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都出身于少数民族，也都是唐太宗核心集团的成员；颉利可汗被俘后，唐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而迁居长安的突厥族各级首领多被拜为将军，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达一百余人，几乎同原来朝廷大臣的人数相等。这种情况，在历代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统治集团中是极少见的。第四，唐太宗十分重视同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和亲，多次以宗室之女嫁给各族首领，以建立一种甥舅的亲戚关系，这对加强各族间的联系、促进各族间的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与松赞干布结为夫妇，是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确实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贞观四年（630年）四月，西北各族首领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为他上“天可汗”的尊号。唐太宗召见他们，高兴地说：“我是大唐天子，同时又行使可汗的权力！”群臣和各族首领听了，都兴奋地高呼“万岁”，唐太宗果然以“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达诏书。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与唐太宗置酒欢宴群臣。席间，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方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十分热闹。看到这种不寻常的场面，李渊兴奋极了，笑着对大家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一天，唐太宗在翠微殿会见群臣。
  他向大臣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不少帝王虽然能平定汉族地区，但都不能制服周边少数民族，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做到了他们不曾做到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的回答多空洞无物，言不及义。
  最后还是唐太宗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他讲的最后一条经验是：“以往帝王都只看重汉族而鄙视少数民族，唯独我能够像爱护汉族一样地爱护少数民族，所以各少数民族对待我犹如对待父母。”他的这番话，过分夸大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然而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在他统治的时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西9500里，南北16918里”。
  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唐王朝跟几十个国家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在各国中有很高的声望。贞观十六年（642年），著名佛学家玄奘在中印度会见竭若鞠国戒日王时，戒日王在谈话中郑重地提到，他曾经听说过“秦王天子”所开创的种种光辉事业，又听说那里的人民都爱演唱《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唐太宗的声望在当时已远播域外。
  五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上面讲到他在翠微殿的那次谈话，一共总结了5条经验，其中前面4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用人的问题，足见他把善于用人放在政治活动的关键位置上来对待。贞观年间，人才济济，绝非偶然。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武德三年（620年）他与别一将领寻相率众向秦王李世民投降。不久，寻相叛变。世民手下诸将怀疑敬德也要作乱，便把他囚禁起来，并劝世民立即把他杀掉。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难道还会落在寻相之后耶？！”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并安慰敬德说：“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次小小的误会放在心里，我是决不会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话而加害良士的。”敬德对此十分感动，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魏徵原是太子建成属官，在建成与世民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曾劝说建成早下决心除去世民。玄武门事件后，魏徵自然成了阶下囚。世民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场的人都预感到魏徵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然而魏徵却从容自若，他回答世民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世民向来看重魏徵的才干，又十分欣赏他的这种正直，立刻改变了态度，以礼相待，并推荐他出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年），又命魏徵“参预朝政”，贞观七年（622年），令其出任侍中，这都是宰相职位。魏徵成为贞观名臣，跟唐太宗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唐太宗以他们二人分任左、右仆射。“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辅助唐太宗造就了贞观盛世。后人谈到唐代贤相，无不首推房、杜。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跟他善于纳谏相表里。从贞观初年起，他就反复地同大臣们探讨有关进谏和纳谏的问题。他指出“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因而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除了一般的号召以外，唐太宗还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鼓励大臣进谏。当大臣奏事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倾听着，希望奏事的人大胆指出批评和建议。当他和宰相们商讨国家事务时，允许谏官旁听，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而他对谏诤者通常都要给予奖励。
  在唐太宗种种“求谏”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有一种进谏、纳谏的政治家风度。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按唐代的制度，点兵应在年满21岁的丁壮中进行。可是封德彝竟提出：男子18岁以上、身体高大壮实者，亦在应征之列。唐太宗同意这种做法。但是诏敕下达三四次，魏徵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不肯签发诏敕。唐太宗盛怒之下召见魏徵，指责他为什么如此固执。魏徵回答说：“您常说要以诚信统治天下。可是自您即位以来，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几次失信于民了，这难道能说是诚信统治天下吗？”太宗听了这一席话，很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得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丁壮，魏徵也因为敢于直谏而得到唐太宗奖赏的金瓮一只。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隋代乾元殿旧址，以备巡幸、享乐之用。大臣张玄素上书反对。他在上书中，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认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最后指出，如果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唐太宗很不自在，他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回答：“如果您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是同归于乱。”唐太宗看到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也很动心，因而感慨地说：“我没有认真考虑，以致作出这种错误的决定。”于是，他一面指示停止修复乾元殿的工程，一面表扬张玄素的这种直谏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太宗在纳谏方面，确有一种难得的诚恳和开明的精神。据史书记载说，从武德九年至贞观十七年（626—643），仅魏徵一人就进谏二百余事，而大部分都被唐太宗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