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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碑》载：远祖頠、显祖昭，其事迹史载不详，无可考稽。曾祖穆，《北史》《周书》《隋书》均有传。碑称：“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这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李穆兄弟三人，在北周及隋时，功高位显，他们从来自称是汉骑都尉陵之后，陇西成纪人。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陇西李氏，定著四房”，敦煌出自汉骑都尉之后，但碑文记其郡望时称：“汉武开拓四郡，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建功狄道……因而家焉。其后为陇西之人，逮凉昭（王）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这里所谓凉昭食邑敦煌，显然有与李唐皇族联宗之意。
   李穆历北周及隋，隋拜为太师、大将军，“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 穆之贵盛，当时无比”［1］。李穆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死后不久，其子孙遭宇文述诬陷，一门被隋炀帝枉杀者竟达三十多人，其余男女老少流放域外。李白所称“隋末多难”，“谪居条支”，“窜于碎叶”，“隐易姓名”，正指的是此事。不久，唐王朝建立，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特下诏专为李门冤案平反昭雪，“子孙流放者，并还乡里”［2］。于是流放西域各地的李氏后代，才得以返回故里，恢复了本来姓氏。
   李穆是敦煌房李氏始祖，是敦煌世胄宦族，虽因官寓家于长安，但其子孙仍有留居敦煌者，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发生后，居住在这里的李穆后代，并未幸免于难，同样遭到流徙域外的命运，当其冤案平反后，有一部分先从域外返回故里，并在李唐王朝扶持下，家族迅速得到了振兴。到了李克让在莫高凿窟立碑时，其兄弟子侄都各任官职，但碑文有两处提到祖父之名时，仅记其职衔，讳言祖父之名。据孙修身先生在《敦煌李姓世系考》文中考证，其祖父为李穆的第六子李直。直在李门冤案中可能被杀或流徙西域，李门冤案平反后，到李达时才返回敦煌定居。
  所以敦煌房李氏是李陵之后，非凉武昭王之后也。
   《圣历碑》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早在六十多年前的太宗贞观初年，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修《氏族志》，贞观八年（634年）《氏族志》初稿完成，仍将博陵崔干等列为第一大姓，太宗对此极为不满，并对高士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云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知人间为何重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乃命高士廉等对《氏族志》重又进行刊定。重新刊定后的《氏族志》依据在当朝品秩高下，遂将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姓，外戚列居第二等，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崔、卢、王、谢等降为第三等姓。
   陇西李氏虽分有不同房派，都尊陇西为其郡望之地。唐太宗修《氏族志》不仅抬高了李氏皇族为千古第一等姓，提高了李氏姓望，而且统一了天下李氏郡望——陇西。天下李氏莫不以此为荣。因此，凡属李姓之人与李唐王室联宗则成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李克让立碑时，欲将自家列入李氏皇族属籍，以提高自家身世也属正常情理。

［1］《李明振墓志铭》系敦煌石室文献之抄件，早已流落巴黎，编号为伯4615号。 ［1］《隋书·李穆传》卷三十七。 ［2］《旧唐书·高祖本纪》卷一。 ［3］《旧唐书·高士廉传》卷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