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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多年前，陇西李氏就是陇西这一地区的望姓。汉初，陇西李氏已分为狄道和成纪两大房派，到了唐代，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陇西李氏定著者已有四房，即武阳、姑臧、丹阳和敦煌。武阳和姑臧房均出自凉武昭王之后，丹阳房出自东莞太守雍之后，敦煌房出自汉骑都尉李陵之后。
敦煌房李氏世系在莫高窟李氏三碑及《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简称《李明振墓志铭》）中都有记载［1］，向以陇西之人、凉武昭王之后及唐宗室自称。
三碑对世系的记载前后有出入，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为了理清敦煌李氏世系，据三碑碑文析出有关世系部分，并列表于后（见表1-3），再分别论及三碑立碑时的历史背景及有关问题。
1．《圣历碑》载：远祖頠、显祖昭，其事迹史载不详，无可考稽。
曾祖穆，《北史》《周书》《隋书》均有传。碑称：“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这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李穆兄弟三人，在北周及隋时，功高位显，他们从来自称是汉骑都尉陵之后，陇西成纪人。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陇西李氏，定著四房”，敦煌出自汉骑都尉之后，但碑文记其郡望时称：“汉武开拓四郡，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建功狄道……因而家焉。其后为陇西之人，逮凉昭（王）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这里所谓凉昭食邑敦煌，显然有与李唐皇族联宗之意。
李穆历北周及隋，隋拜为太师、大将军，“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 ［1］《李明振墓志铭》系敦煌石室文献之抄件，早已流落巴黎，编号为伯4615号。
穆之贵盛，当时无比”［1］。李穆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死后不久，其子孙遭宇文述诬陷，一门被隋炀帝枉杀者竟达三十多人，其余男女老少流放域外。李白所称“隋末多难”，“谪居条支”，“窜于碎叶”，“隐易姓名”，正指的是此事。不久，唐王朝建立，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特下诏专为李门冤案平反昭雪，“子孙流放者，并还乡里”［2］。于是流放西域各地的李氏后代，才得以返回故里，恢复了本来姓氏。
李穆是敦煌房李氏始祖，是敦煌世胄宦族，虽因官寓家于长安，但其子孙仍有留居敦煌者，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发生后，居住在这里的李穆后代，并未幸免于难，同样遭到流徙域外的命运，当其冤案平反后，有一部分先从域外返回故里，并在李唐王朝扶持下，家族迅速得到了振兴。到了李克让在莫高凿窟立碑时，其兄弟子侄都各任官职，但碑文有两处提到祖父之名时，仅记其职衔，讳言祖父之名。据孙修身先生在《敦煌李姓世系考》文中考证，其祖父为李穆的第六子李直。直在李门冤案中可能被杀或流徙西域，李门冤案平反后，到李达时才返回敦煌定居。
所以敦煌房李氏是李陵之后，非凉武昭王之后也。
《圣历碑》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早在六十多年前的太宗贞观初年，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修《氏族志》，贞观八年（634年）《氏族志》初稿完成，仍将博陵崔干等列为第一大姓，太宗对此极为不满，并对高士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云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知人间为何重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乃命高士廉等对《氏族志》重又进行刊定。重新刊定后的《氏族志》依据在当朝品秩高下，遂将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姓，外戚列居第二等，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崔、卢、王、谢等降为第三等姓。
［1］《隋书·李穆传》卷三十七。
［2］《旧唐书·高祖本纪》卷一。
［3］《旧唐书·高士廉传》卷六十五。
陇西李氏虽分有不同房派，都尊陇西为其郡望之地。唐太宗修《氏族志》不仅抬高了李氏皇族为千古第一等姓，提高了李氏姓望，而且统一了天下李氏郡望——陇西。天下李氏莫不以此为荣。因此，凡属李姓之人与李唐王室联宗则成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李克让立碑时，欲将自家列入李氏皇族属籍，以提高自家身世也属正常情理。
2．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当李大宾凿窟立碑时，距离李克让第一次立碑已逾17年之久。此时敦煌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敦煌形势危在旦夕，但李大宾仍继续在莫高凿窟建寺，立碑作记，还称自己是兴圣皇帝（李暠）13代孙，“六代祖宝”［4］。这一联系举动，不仅对敦煌李氏世系造成错乱，而且也错乱了李暠和李宝辈分关系。正如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之说一样，都是为了攀附皇族，提高自家门第，结果造成了千百年来李白身世难解之谜。
3．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兵逐蕃，收复敦煌。又经过两年的征战，先后收复了被吐蕃奴隶主贵族侵占了百多年的瓜、沙、伊、西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派其兄长张议谭率李明振兄弟等二十余人，奉十一州图表到长安报捷，同年十一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管理十一州军政大事。这次奉图籍到朝廷报捷的李明振，据《乾宁碑》载：“凉武昭王之系也。”当张议潮举兵起义时，李明振家族为协助收复十一州之地立下了功劳，明振又与张议潮为翁婿关系，且自称是唐宗室，所以派人赴京报捷时，刻意选派似与李唐宗室有关的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余名亲信前往，其目的在于加强边陲政权与李唐王朝的关系，求得中央王朝的信任。当奉籍报捷人员到达京城后，“宣宗临轩问其所”时，李明振遂将“家牒面奏玉阶”，宣宗“亦冲融破颜”。此举引起在场“群公愕视”，其愕视底蕴不得而知，宣宗却因当时政治需要，默认了敦煌房李氏与李唐皇族间的宗属关系，并别授以官职，赐以金银财宝。所以当李明振家族于乾宁元年立碑时称其本 ［4］李宝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孙。碑文称“六代祖宝”，是把李宝变成凉武昭王的七世孙，记载极为错乱。
家为“唐宗子”，碑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从此，敦煌房李氏进入李唐宗室属籍之列。［1］ 关于莫高窟李氏三碑中所述陇西李氏世系，近年有关专家多有研究，基本上理清了他们的世系及与凉武昭王的关系（见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张书城先生在其所撰《李白先世之谜》《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等文，基本上解开了李白身世这一千古之谜，还将李白、李明振的世系列表进行了对比研究，现移录于后（见表四），便于了解陇西李氏敦煌房这一支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与李唐王室的关系。
敦煌房李氏世系在莫高窟李氏三碑及《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简称《李明振墓志铭》）中都有记载［1］，向以陇西之人、凉武昭王之后及唐宗室自称。
三碑对世系的记载前后有出入，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为了理清敦煌李氏世系，据三碑碑文析出有关世系部分，并列表于后（见表1-3），再分别论及三碑立碑时的历史背景及有关问题。
1．《圣历碑》载：远祖頠、显祖昭，其事迹史载不详，无可考稽。
曾祖穆，《北史》《周书》《隋书》均有传。碑称：“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这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李穆兄弟三人，在北周及隋时，功高位显，他们从来自称是汉骑都尉陵之后，陇西成纪人。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陇西李氏，定著四房”，敦煌出自汉骑都尉之后，但碑文记其郡望时称：“汉武开拓四郡，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建功狄道……因而家焉。其后为陇西之人，逮凉昭（王）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这里所谓凉昭食邑敦煌，显然有与李唐皇族联宗之意。
李穆历北周及隋，隋拜为太师、大将军，“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 ［1］《李明振墓志铭》系敦煌石室文献之抄件，早已流落巴黎，编号为伯4615号。
穆之贵盛，当时无比”［1］。李穆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死后不久，其子孙遭宇文述诬陷，一门被隋炀帝枉杀者竟达三十多人，其余男女老少流放域外。李白所称“隋末多难”，“谪居条支”，“窜于碎叶”，“隐易姓名”，正指的是此事。不久，唐王朝建立，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特下诏专为李门冤案平反昭雪，“子孙流放者，并还乡里”［2］。于是流放西域各地的李氏后代，才得以返回故里，恢复了本来姓氏。
李穆是敦煌房李氏始祖，是敦煌世胄宦族，虽因官寓家于长安，但其子孙仍有留居敦煌者，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发生后，居住在这里的李穆后代，并未幸免于难，同样遭到流徙域外的命运，当其冤案平反后，有一部分先从域外返回故里，并在李唐王朝扶持下，家族迅速得到了振兴。到了李克让在莫高凿窟立碑时，其兄弟子侄都各任官职，但碑文有两处提到祖父之名时，仅记其职衔，讳言祖父之名。据孙修身先生在《敦煌李姓世系考》文中考证，其祖父为李穆的第六子李直。直在李门冤案中可能被杀或流徙西域，李门冤案平反后，到李达时才返回敦煌定居。
所以敦煌房李氏是李陵之后，非凉武昭王之后也。
《圣历碑》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早在六十多年前的太宗贞观初年，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修《氏族志》，贞观八年（634年）《氏族志》初稿完成，仍将博陵崔干等列为第一大姓，太宗对此极为不满，并对高士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云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知人间为何重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乃命高士廉等对《氏族志》重又进行刊定。重新刊定后的《氏族志》依据在当朝品秩高下，遂将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姓，外戚列居第二等，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崔、卢、王、谢等降为第三等姓。
［1］《隋书·李穆传》卷三十七。
［2］《旧唐书·高祖本纪》卷一。
［3］《旧唐书·高士廉传》卷六十五。
陇西李氏虽分有不同房派，都尊陇西为其郡望之地。唐太宗修《氏族志》不仅抬高了李氏皇族为千古第一等姓，提高了李氏姓望，而且统一了天下李氏郡望——陇西。天下李氏莫不以此为荣。因此，凡属李姓之人与李唐王室联宗则成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李克让立碑时，欲将自家列入李氏皇族属籍，以提高自家身世也属正常情理。
2．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当李大宾凿窟立碑时，距离李克让第一次立碑已逾17年之久。此时敦煌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敦煌形势危在旦夕，但李大宾仍继续在莫高凿窟建寺，立碑作记，还称自己是兴圣皇帝（李暠）13代孙，“六代祖宝”［4］。这一联系举动，不仅对敦煌李氏世系造成错乱，而且也错乱了李暠和李宝辈分关系。正如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之说一样，都是为了攀附皇族，提高自家门第，结果造成了千百年来李白身世难解之谜。
3．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兵逐蕃，收复敦煌。又经过两年的征战，先后收复了被吐蕃奴隶主贵族侵占了百多年的瓜、沙、伊、西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派其兄长张议谭率李明振兄弟等二十余人，奉十一州图表到长安报捷，同年十一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管理十一州军政大事。这次奉图籍到朝廷报捷的李明振，据《乾宁碑》载：“凉武昭王之系也。”当张议潮举兵起义时，李明振家族为协助收复十一州之地立下了功劳，明振又与张议潮为翁婿关系，且自称是唐宗室，所以派人赴京报捷时，刻意选派似与李唐宗室有关的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余名亲信前往，其目的在于加强边陲政权与李唐王朝的关系，求得中央王朝的信任。当奉籍报捷人员到达京城后，“宣宗临轩问其所”时，李明振遂将“家牒面奏玉阶”，宣宗“亦冲融破颜”。此举引起在场“群公愕视”，其愕视底蕴不得而知，宣宗却因当时政治需要，默认了敦煌房李氏与李唐皇族间的宗属关系，并别授以官职，赐以金银财宝。所以当李明振家族于乾宁元年立碑时称其本 ［4］李宝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孙。碑文称“六代祖宝”，是把李宝变成凉武昭王的七世孙，记载极为错乱。
家为“唐宗子”，碑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从此，敦煌房李氏进入李唐宗室属籍之列。［1］ 关于莫高窟李氏三碑中所述陇西李氏世系，近年有关专家多有研究，基本上理清了他们的世系及与凉武昭王的关系（见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张书城先生在其所撰《李白先世之谜》《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等文，基本上解开了李白身世这一千古之谜，还将李白、李明振的世系列表进行了对比研究，现移录于后（见表四），便于了解陇西李氏敦煌房这一支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与李唐王室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