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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见证。莫高窟是丝绸之路及敦煌地区光辉历史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千百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中除受外来影响外，敦煌地区的豪门大姓对莫高窟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郡后，汉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这里的开发建设，徙移民、置屯田是两项极为重要的政策。
  这种政策延续几百年后，使移居这里和治理这里的卒、吏后代，有一部分逐渐成了敦煌地区的豪门大姓。从魏晋到隋唐，这里著名的大姓有索、阴、翟、李、张、曹等十多家，他们之间累世联姻，连绵不断，形成了强大的地方统治集团。他们各都凿窟建寺，甚至祖孙相继，为莫高窟的修建及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仅陇西李氏有唐一代曾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就有七个。［1］今可考见者有三次大型开凿和一次盛大的修复活动。现存李氏三碑，对此记载详晰，是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圣历碑》是陇西李氏在莫高窟镌刻的第一块石碑，此碑对李氏郡望、世系及唐初李氏两次凿窟建寺史实记载最为翔实。据碑文记载，李氏族人在莫高窟第一个凿窟建寺者是李达。唐初，达任左玉铃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口口口军。达又“行能双美，文武兼优”，可能因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的影响，李达似淡于仕途而重来世之修行。尝叹息人生短促，为荣利劳碌而弃掷光明，于是“涤胸襟，疏耳目，坦心智之所滞，开视野之所疑……乃于斯胜岫造窟一龛，藻饰圆周，庄严具备……其上寥廓，其下峥嵘，悬日月于岩中，吐风云于涧曲……每年盛夏，奉谒尊容，就窟设斋，燔香作札”。这是唐初陇西李氏在莫高窟所凿的第一个石窟。此窟今编号为331窟［2］，窟内面积约40平方米之大，可以“就地设斋，燔香作礼”，是唐初有代表性的较大洞窟。
   李达长子名感，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上柱国，常与兄弟们论 ［1］史苇湘：《世族与石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
  及先人凿窟修龛之规定和尊习佛事等问题。认为先人之遗规不得有违，只有凿窟修龛才能摆脱人生苦难，创造来世光明，所以在兄弟们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复于（先人）窟侧更造佛刹，穿凿向毕，而兄遂亡”。感弟怀操昭武校尉、行紫金镇将、上柱国，遵照其兄遗愿。“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丽饰……后起（涅）槃之变，中浮室刹，迎四面以环通，旁列金姿，俨千灵而侍卫……即有龙宫之表，还同鹿苑之游”。这是唐初陇西李氏在莫高窟第二次凿窟建寺。据考证，此窟即今编号的332窟。窟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年）穿凿修葺完毕后，勒铭作记，此碑内容十分重要，向为敦煌学研究者所珍视。
   唐玄宗天宝时，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割据势力相继而起，特别是安史之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蕃乘唐朝大军东调之机，攻占河陇及河西各地。到唐代宗时，河西形势如《大历碑》所记那样：“东自陇坻，归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敦煌紧张形势碑文都有如实记载。这时，有郑王府谘议陇西李大宾，即唐初穿凿李氏第一窟的李达之曾孙。其父奉国、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其家“业继弓裘，筑室连宏，里成冠盖”。大宾尝巡游莫高窟，见原来“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作鸣，四山雷发”的壮观景象不复存在，只见莫高各寺“塔中委尘”“禅处生草”“栏槛屹断”。就在这兵荒马乱、烽火连天，沙州将要陷落的严峻时刻，李大宾还千金贸工，百堵兴役，凿佛窟．建佛寺，塑佛身，绘佛像，就在此窟中，首次出现了《报恩经变》，它把儒家的忠君孝道思想贯穿到佛教教义之中。如此盛大的凿窟活动激励着沙州人民抗击吐蕃入侵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沙州人民无所畏惧，誓死保卫家乡的勇气。［1］ 此次李氏凿窟之规模极为宏大，据《大历碑》记载，窟内塑涅槃像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羂索菩萨各一铺，画报恩、天请问、普贤菩萨、文殊利菩萨、东方药师、西方净土、千手千眼观世音、弥勒上生、下生、 ［1］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如意轮、不空羂索等各一铺，贤劫千佛一躯。在完成石窟穿凿修饰之后，还在洞外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窟檐，“檐分雁翅，砌盘龙鳞”，“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这就是陇西李氏在莫高第三次穿凿修建之石窟，今编号148窟。这次凿窟建寺上距李克让第二次凿窟已70年矣。这次开凿的特点是洞窟大、佛塑多、壁画全，尤其在窟外修建了窟檐，不仅使莫高窟更加雄伟壮观，而且使优秀的民族建筑文化得到了发扬。
   代宗末年，敦煌人民在阎朝的率领下，杀死欲弃城逃奔漠北的河西节度使周鼎，继续组织地方力量抗击吐蕃入侵，在孤立无援的困难形势下，坚持了近十年的浴血奋战，最后以“勿徙他境”为条件，吐蕃终于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了敦煌。在“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暂时保全了全境人民的生命财产，许多豪门世族的势力也并未彻底摧毁，他们在吐蕃统治敦煌后继续官居要职。李氏就是其中之一。据《乾宁碑》载，李明振的父祖辈“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次将军之列”，“朱门不媿于五侯，树戟崇隆于贵族”。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豪门世族在吐蕃统治下，仍有强大的政治实力，这就为后来张议潮起义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
   《乾宁碑》立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此碑对李氏世系、吐蕃占领下的敦煌政治形势、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派明振等诣阙献捷，以及明振与唐王室联宗经过和张、索统治集团间的内讧等都有翔实记载，可补河西及敦煌陷蕃后百多年中史载之阙如。
   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整个河西地区发生了变化，生产得以恢复，经济有所发展，“十郡丰登”，“三边无警”，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因此，李明振及家人才得以抽暇巡视莫高，“谒先人之宝刹”。由于吐蕃几十年的统治和连年战争破坏等原因，莫高窟受到严重影响，李氏洞窟也因年久失修，一片坍塌残破景象。“林风透闼，埃尘宝座之前，危岭阳乌，曝露茶毗之所。”遂与兄弟们商酌后，乃募良工将李氏洞窟重又修复，并对南道“本家三窟”一并进行修缮。“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际。”这就是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李氏家族修复先人洞窟之举以及对保存莫高窟所做的贡献“其功大矣，笔何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