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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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话说陇西堂》 图书
唯一号: 290120020210001736
颗粒名称: 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分类号: K820.9
页数: 3
页码: 121-123
摘要: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并有“口口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口”的纪年,据各家考证,残缺年号乃唐昭宗乾宁年号,故人们简称曰《乾宁碑》。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各家文章均以碑额统一命名,但早年研究者除《西域水道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西陲石刻录》称曰《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陇右金石录》称曰《李氏再修功德碑》(目录小注曰:“即李府君碑阴,乾宁元年”)。
关键词: 陇西堂 文化研究 家族

内容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并有“口口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口”的纪年,据各家考证,残缺年号乃唐昭宗乾宁年号,故人们简称曰《乾宁碑》。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各家文章均以碑额统一命名,但早年研究者除《西域水道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西陲石刻录》称曰《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陇右金石录》称曰《李氏再修功德碑》(目录小注曰:“即李府君碑阴,乾宁元年”)。
   以上陇西李氏三碑,对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因各家命名颇不一致,对研究者极感不便,且易产生误解,故应予订正。三碑中除《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碑额早已毁损,难予稽考,应以此名命名外,其余二碑均应以碑额统一命名。
   敦煌石窟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而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界极为瞩目,因此,敦煌学的研究,仍为当今国际上之热门学科。在敦煌学研究中,莫高窟创建史实及其发展演变的资料至为重要,这方面除大量的敦煌遗书文献外,还有不少其他实物资料,例如石 [1]张书城:《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见《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刻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莫高窟重要的历史资料还首见于李氏碑中。《圣历碑》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台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这段记载至少说明有关莫高窟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莫高窟最早开凿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第二,莫高窟最早开凿第一窟的是沙门乐僔,开凿第二窟的是法良禅师,即“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其次又有建平公和东阳王的续开;第三,到了武则天圣历时,敦煌莫高窟的数量已有一千余龛。续建者建平公和东阳王事迹,近代学者也多有考证。
  东阳王为北魏宗室元荣,亦作元太荣,任瓜州刺史,封东阳王。在他任守敦煌期间,开凿佛窟,广写佛经,以为功德。[1]据考证,今编号249、285窟乃东阳王在敦煌任职时所凿的洞窟。[2]李永宁先生根据碑文并经实地考察考证,认为285窟可能就是东阳王所凿之窟。[3] 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约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于义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一样,任内在莫高窟继续凿窟造龛,雕塑佛像。据考证,今编号428窟为北周洞窟,规模宏大,壁画及塑像精美富丽。“此窟之修建非建平公莫属。”[4]当时莫高窟的情景,正如碑文所载那样:“实钟秀之幽岩,灵奇之境域也”,“四海人士、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伦沸腾”,“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于天上。”这就是初唐时期莫高窟恢宏面貌的真实记载。
   [1]向在达:《莫高、榆林杂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补(摘要)》,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号。
   [4]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唐代,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以唐代前期,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实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举凡往来于丝路之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以敦煌为中转站。尤其佛教东传首先从西域到达敦煌,后经魏晋时期的发展,敦煌便成了佛教圣地,凿窟、造寺、修佛、写经,成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也成了被统治者修造来世、解除痛苦的唯一精神寄托。武周时期,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法,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之修建也极盛一时,莫高窟凿窟修寺及其他佛事活动也空前高涨。这一时期留下不少著名洞窟,如陇西李氏穿凿的、今编号的332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到了代宗大历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原来敦煌及莫高窟繁荣景象,到李大宾立碑之时,已处于“口木夜警和门昼扃”,莫高窟也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的衰败景况。这就是当时敦煌陷落的情景。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领起义军民收复了沙州,从此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开始复苏并有了变化,李明振家族对李氏洞窟才得以重新修饰。同时还立碑作记,并将唐玄宗以后百多年来的敦煌及河西的历史在碑文中做了简要记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凡二甲子”。
   上述三碑除详细记载莫高窟始建、续修及发展演变历史外,特别是将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历史时期敦煌政治形势、政权更迭及地方统治集团之间内讧、争夺等情况都有所记载,是研究莫高窟历史和河西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等各个方面的可靠依据。

知识出处

话说陇西堂

《话说陇西堂》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地:2017.12

本书以探究陇西李氏文化为中心,汇集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关于李氏文化源流、沿袭脉络、发展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学术界研究李氏文化的资料内容,对于保存李氏文化资料、深入研究陇西李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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