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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李氏是中华民族姓氏中的最大姓氏［1］，历史悠久，英才辈出，对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及文化昌盛都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为我们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陇西李氏曾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龛的开凿、佛寺的修建及壁画的绘制等敦煌莫高窟有关诸问题，略述己见并求教于专家学者。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汉书·西域传》称，西域诸国“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裴矩《西域图记·序》曰：“发自敦煌，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为咽喉之地。”这就是敦煌在古代中西交通上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物阜民康，人物荟萃，是最早吸收诸多种文化的咽喉。佛教传入后，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这里成了弘扬佛教文化和传播佛教的重要之地，并且产生了像竺法护这样早期翻译佛经的著名高僧。十六国时期，这里开始兴起佛教石寺窟的开凿和修建，开我国内地佛教石窟寺兴建之先河。千百年来，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凿，这里的石窟群像灿烂的明珠镶嵌在敦煌这块土地上。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尤以莫高窟创建最早，时间最长，内容丰富，风格独特而称著于世，素有东方艺术博物馆之称，已为联合国列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
   莫高窟自十六国时期开始创建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后因战乱频仍及其他诸多原因，曾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劫余之后，还保存有元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少艺术作品和其他实物资料。这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极其重要的资料，其中仅陇西李氏在唐代先后镌刻的三块石碑，刻有《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对我们研究敦煌历史变迁、民族纷争、莫高兴衰及李氏郡望、世系等，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李氏三碑及其价值 敦煌莫高窟现保存有陇西李氏镌刻的石碑三通，其中《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碑阴，实有石碑两块，不同时期的碑文三种，前人多有录文和研究，对碑名也多有不同称谓。
   1．《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此碑有：“维大周圣历元年（698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的纪年，人们俗称《圣历碑》。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有录文，并称此碑“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罗振玉先生在《西陲石刻录》称此碑曰《周李君修佛龛碑》，向达先生在《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一文中称曰《李府君修佛龛记》，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称之曰《周柱国李君修佛龛碑》，李永宁称曰《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1］，孙修身称曰《李克（怀）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并序》［2］，马德称曰《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3］。
   《圣历碑》上半部早已毁损，据徐松称“碑额篆书……已剥落”，碑名为后人据其内容而命名，因此造成各家称谓之不同。前人虽多研究，但录文又多舛误。李永宁先生据各家录文和残存碑文，特别是根据王重民先生校订本又进行了考释，使该碑碑文基本得到恢复，故可窥其大致原貌。
   2．《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此碑有：“时大历十一年（776年）龙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纪年，俗称《大历碑》。《西域水道记》称此碑曰《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西陲石刻录》及李永宁文章称曰《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陇右金石录》称曰《李府君功德碑》，孙修身文章称曰《大唐李府君功德碑》，张书城先生称曰《李大宾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1］。此碑保存较完好，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字迹尚可辨认，名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故应以碑额名称命名。
   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并有“口口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口”的纪年，据各家考证，残缺年号乃唐昭宗乾宁年号，故人们简称曰《乾宁碑》。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各家文章均以碑额统一命名，但早年研究者除《西域水道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西陲石刻录》称曰《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陇右金石录》称曰《李氏再修功德碑》（目录小注曰：“即李府君碑阴，乾宁元年”）。
   以上陇西李氏三碑，对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因各家命名颇不一致，对研究者极感不便，且易产生误解，故应予订正。三碑中除《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碑额早已毁损，难予稽考，应以此名命名外，其余二碑均应以碑额统一命名。
   敦煌石窟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而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界极为瞩目，因此，敦煌学的研究，仍为当今国际上之热门学科。在敦煌学研究中，莫高窟创建史实及其发展演变的资料至为重要，这方面除大量的敦煌遗书文献外，还有不少其他实物资料，例如石刻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莫高窟重要的历史资料还首见于李氏碑中。《圣历碑》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台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这段记载至少说明有关莫高窟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莫高窟最早开凿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第二，莫高窟最早开凿第一窟的是沙门乐僔，开凿第二窟的是法良禅师，即“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其次又有建平公和东阳王的续开；第三，到了武则天圣历时，敦煌莫高窟的数量已有一千余龛。续建者建平公和东阳王事迹，近代学者也多有考证。
  东阳王为北魏宗室元荣，亦作元太荣，任瓜州刺史，封东阳王。在他任守敦煌期间，开凿佛窟，广写佛经，以为功德。［1］据考证，今编号249、285窟乃东阳王在敦煌任职时所凿的洞窟。［2］李永宁先生根据碑文并经实地考察考证，认为285窟可能就是东阳王所凿之窟。［3］ 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约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于义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一样，任内在莫高窟继续凿窟造龛，雕塑佛像。据考证，今编号428窟为北周洞窟，规模宏大，壁画及塑像精美富丽。“此窟之修建非建平公莫属。”［4］当时莫高窟的情景，正如碑文所载那样：“实钟秀之幽岩，灵奇之境域也”，“四海人士、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伦沸腾”，“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于天上。”这就是初唐时期莫高窟恢宏面貌的真实记载。
   唐代，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以唐代前期，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实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举凡往来于丝路之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以敦煌为中转站。尤其佛教东传首先从西域到达敦煌，后经魏晋时期的发展，敦煌便成了佛教圣地，凿窟、造寺、修佛、写经，成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也成了被统治者修造来世、解除痛苦的唯一精神寄托。武周时期，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法，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之修建也极盛一时，莫高窟凿窟修寺及其他佛事活动也空前高涨。这一时期留下不少著名洞窟，如陇西李氏穿凿的、今编号的332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到了代宗大历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原来敦煌及莫高窟繁荣景象，到李大宾立碑之时，已处于“口木夜警和门昼扃”，莫高窟也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的衰败景况。这就是当时敦煌陷落的情景。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领起义军民收复了沙州，从此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开始复苏并有了变化，李明振家族对李氏洞窟才得以重新修饰。同时还立碑作记，并将唐玄宗以后百多年来的敦煌及河西的历史在碑文中做了简要记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凡二甲子”。
   上述三碑除详细记载莫高窟始建、续修及发展演变历史外，特别是将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历史时期敦煌政治形势、政权更迭及地方统治集团之间内讧、争夺等情况都有所记载，是研究莫高窟历史和河西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等各个方面的可靠依据。
  李氏凿窟建寺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见证。莫高窟是丝绸之路及敦煌地区光辉历史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千百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中除受外来影响外，敦煌地区的豪门大姓对莫高窟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郡后，汉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这里的开发建设，徙移民、置屯田是两项极为重要的政策。
  这种政策延续几百年后，使移居这里和治理这里的卒、吏后代，有一部分逐渐成了敦煌地区的豪门大姓。从魏晋到隋唐，这里著名的大姓有索、阴、翟、李、张、曹等十多家，他们之间累世联姻，连绵不断，形成了强大的地方统治集团。他们各都凿窟建寺，甚至祖孙相继，为莫高窟的修建及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仅陇西李氏有唐一代曾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就有七个。［1］今可考见者有三次大型开凿和一次盛大的修复活动。现存李氏三碑，对此记载详晰，是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圣历碑》是陇西李氏在莫高窟镌刻的第一块石碑，此碑对李氏郡望、世系及唐初李氏两次凿窟建寺史实记载最为翔实。据碑文记载，李氏族人在莫高窟第一个凿窟建寺者是李达。唐初，达任左玉铃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口口口军。达又“行能双美，文武兼优”，可能因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的影响，李达似淡于仕途而重来世之修行。尝叹息人生短促，为荣利劳碌而弃掷光明，于是“涤胸襟，疏耳目，坦心智之所滞，开视野之所疑……乃于斯胜岫造窟一龛，藻饰圆周，庄严具备……其上寥廓，其下峥嵘，悬日月于岩中，吐风云于涧曲……每年盛夏，奉谒尊容，就窟设斋，燔香作札”。这是唐初陇西李氏在莫高窟所凿的第一个石窟。此窟今编号为331窟［2］，窟内面积约40平方米之大，可以“就地设斋，燔香作礼”，是唐初有代表性的较大洞窟。
   李达长子名感，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上柱国，常与兄弟们论及先人凿窟修龛之规定和尊习佛事等问题。认为先人之遗规不得有违，只有凿窟修龛才能摆脱人生苦难，创造来世光明，所以在兄弟们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复于（先人）窟侧更造佛刹，穿凿向毕，而兄遂亡”。感弟怀操昭武校尉、行紫金镇将、上柱国，遵照其兄遗愿。“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丽饰……后起（涅）槃之变，中浮室刹，迎四面以环通，旁列金姿，俨千灵而侍卫……即有龙宫之表，还同鹿苑之游”。这是唐初陇西李氏在莫高窟第二次凿窟建寺。据考证，此窟即今编号的332窟。窟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年）穿凿修葺完毕后，勒铭作记，此碑内容十分重要，向为敦煌学研究者所珍视。
   唐玄宗天宝时，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割据势力相继而起，特别是安史之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蕃乘唐朝大军东调之机，攻占河陇及河西各地。到唐代宗时，河西形势如《大历碑》所记那样：“东自陇坻，归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敦煌紧张形势碑文都有如实记载。这时，有郑王府谘议陇西李大宾，即唐初穿凿李氏第一窟的李达之曾孙。其父奉国、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其家“业继弓裘，筑室连宏，里成冠盖”。大宾尝巡游莫高窟，见原来“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作鸣，四山雷发”的壮观景象不复存在，只见莫高各寺“塔中委尘”“禅处生草”“栏槛屹断”。就在这兵荒马乱、烽火连天，沙州将要陷落的严峻时刻，李大宾还千金贸工，百堵兴役，凿佛窟．建佛寺，塑佛身，绘佛像，就在此窟中，首次出现了《报恩经变》，它把儒家的忠君孝道思想贯穿到佛教教义之中。如此盛大的凿窟活动激励着沙州人民抗击吐蕃入侵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沙州人民无所畏惧，誓死保卫家乡的勇气。［1］ 此次李氏凿窟之规模极为宏大，据《大历碑》记载，窟内塑涅槃像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羂索菩萨各一铺，画报恩、天请问、普贤菩萨、文殊利菩萨、东方药师、西方净土、千手千眼观世音、弥勒上生、下生、如意轮、不空羂索等各一铺，贤劫千佛一躯。在完成石窟穿凿修饰之后，还在洞外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窟檐，“檐分雁翅，砌盘龙鳞”，“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这就是陇西李氏在莫高第三次穿凿修建之石窟，今编号148窟。这次凿窟建寺上距李克让第二次凿窟已70年矣。这次开凿的特点是洞窟大、佛塑多、壁画全，尤其在窟外修建了窟檐，不仅使莫高窟更加雄伟壮观，而且使优秀的民族建筑文化得到了发扬。
   代宗末年，敦煌人民在阎朝的率领下，杀死欲弃城逃奔漠北的河西节度使周鼎，继续组织地方力量抗击吐蕃入侵，在孤立无援的困难形势下，坚持了近十年的浴血奋战，最后以“勿徙他境”为条件，吐蕃终于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了敦煌。在“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暂时保全了全境人民的生命财产，许多豪门世族的势力也并未彻底摧毁，他们在吐蕃统治敦煌后继续官居要职。李氏就是其中之一。据《乾宁碑》载，李明振的父祖辈“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次将军之列”，“朱门不媿于五侯，树戟崇隆于贵族”。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豪门世族在吐蕃统治下，仍有强大的政治实力，这就为后来张议潮起义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
   《乾宁碑》立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此碑对李氏世系、吐蕃占领下的敦煌政治形势、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派明振等诣阙献捷，以及明振与唐王室联宗经过和张、索统治集团间的内讧等都有翔实记载，可补河西及敦煌陷蕃后百多年中史载之阙如。
   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整个河西地区发生了变化，生产得以恢复，经济有所发展，“十郡丰登”，“三边无警”，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因此，李明振及家人才得以抽暇巡视莫高，“谒先人之宝刹”。由于吐蕃几十年的统治和连年战争破坏等原因，莫高窟受到严重影响，李氏洞窟也因年久失修，一片坍塌残破景象。“林风透闼，埃尘宝座之前，危岭阳乌，曝露茶毗之所。”遂与兄弟们商酌后，乃募良工将李氏洞窟重又修复，并对南道“本家三窟”一并进行修缮。“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际。”这就是张议潮收复河陇后，李氏家族修复先人洞窟之举以及对保存莫高窟所做的贡献“其功大矣，笔何宣哉”。
  李氏世系 早在两千多年前，陇西李氏就是陇西这一地区的望姓。汉初，陇西李氏已分为狄道和成纪两大房派，到了唐代，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陇西李氏定著者已有四房，即武阳、姑臧、丹阳和敦煌。武阳和姑臧房均出自凉武昭王之后，丹阳房出自东莞太守雍之后，敦煌房出自汉骑都尉李陵之后。
   敦煌房李氏世系在莫高窟李氏三碑及《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简称《李明振墓志铭》）中都有记载［1］，向以陇西之人、凉武昭王之后及唐宗室自称。
  三碑对世系的记载前后有出入，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为了理清敦煌李氏世系，据三碑碑文析出有关世系部分，并列表于后（见表1-3），再分别论及三碑立碑时的历史背景及有关问题。
   1．《圣历碑》载：远祖頠、显祖昭，其事迹史载不详，无可考稽。
  曾祖穆，《北史》《周书》《隋书》均有传。碑称：“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这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李穆兄弟三人，在北周及隋时，功高位显，他们从来自称是汉骑都尉陵之后，陇西成纪人。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陇西李氏，定著四房”，敦煌出自汉骑都尉之后，但碑文记其郡望时称：“汉武开拓四郡，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建功狄道……因而家焉。其后为陇西之人，逮凉昭（王）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这里所谓凉昭食邑敦煌，显然有与李唐皇族联宗之意。
   李穆历北周及隋，隋拜为太师、大将军，“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 穆之贵盛，当时无比”［1］。李穆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死后不久，其子孙遭宇文述诬陷，一门被隋炀帝枉杀者竟达三十多人，其余男女老少流放域外。李白所称“隋末多难”，“谪居条支”，“窜于碎叶”，“隐易姓名”，正指的是此事。不久，唐王朝建立，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特下诏专为李门冤案平反昭雪，“子孙流放者，并还乡里”［2］。于是流放西域各地的李氏后代，才得以返回故里，恢复了本来姓氏。
   李穆是敦煌房李氏始祖，是敦煌世胄宦族，虽因官寓家于长安，但其子孙仍有留居敦煌者，隋炀帝制造的李门冤案发生后，居住在这里的李穆后代，并未幸免于难，同样遭到流徙域外的命运，当其冤案平反后，有一部分先从域外返回故里，并在李唐王朝扶持下，家族迅速得到了振兴。到了李克让在莫高凿窟立碑时，其兄弟子侄都各任官职，但碑文有两处提到祖父之名时，仅记其职衔，讳言祖父之名。据孙修身先生在《敦煌李姓世系考》文中考证，其祖父为李穆的第六子李直。直在李门冤案中可能被杀或流徙西域，李门冤案平反后，到李达时才返回敦煌定居。
  所以敦煌房李氏是李陵之后，非凉武昭王之后也。
   《圣历碑》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早在六十多年前的太宗贞观初年，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修《氏族志》，贞观八年（634年）《氏族志》初稿完成，仍将博陵崔干等列为第一大姓，太宗对此极为不满，并对高士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云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知人间为何重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乃命高士廉等对《氏族志》重又进行刊定。重新刊定后的《氏族志》依据在当朝品秩高下，遂将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姓，外戚列居第二等，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崔、卢、王、谢等降为第三等姓。
   陇西李氏虽分有不同房派，都尊陇西为其郡望之地。唐太宗修《氏族志》不仅抬高了李氏皇族为千古第一等姓，提高了李氏姓望，而且统一了天下李氏郡望——陇西。天下李氏莫不以此为荣。因此，凡属李姓之人与李唐王室联宗则成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李克让立碑时，欲将自家列入李氏皇族属籍，以提高自家身世也属正常情理。
   2．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当李大宾凿窟立碑时，距离李克让第一次立碑已逾17年之久。此时敦煌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敦煌形势危在旦夕，但李大宾仍继续在莫高凿窟建寺，立碑作记，还称自己是兴圣皇帝（李暠）13代孙，“六代祖宝”［4］。这一联系举动，不仅对敦煌李氏世系造成错乱，而且也错乱了李暠和李宝辈分关系。正如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之说一样，都是为了攀附皇族，提高自家门第，结果造成了千百年来李白身世难解之谜。
   3．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兵逐蕃，收复敦煌。又经过两年的征战，先后收复了被吐蕃奴隶主贵族侵占了百多年的瓜、沙、伊、西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派其兄长张议谭率李明振兄弟等二十余人，奉十一州图表到长安报捷，同年十一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管理十一州军政大事。这次奉图籍到朝廷报捷的李明振，据《乾宁碑》载：“凉武昭王之系也。”当张议潮举兵起义时，李明振家族为协助收复十一州之地立下了功劳，明振又与张议潮为翁婿关系，且自称是唐宗室，所以派人赴京报捷时，刻意选派似与李唐宗室有关的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余名亲信前往，其目的在于加强边陲政权与李唐王朝的关系，求得中央王朝的信任。当奉籍报捷人员到达京城后，“宣宗临轩问其所”时，李明振遂将“家牒面奏玉阶”，宣宗“亦冲融破颜”。此举引起在场“群公愕视”，其愕视底蕴不得而知，宣宗却因当时政治需要，默认了敦煌房李氏与李唐皇族间的宗属关系，并别授以官职，赐以金银财宝。所以当李明振家族于乾宁元年立碑时称其本家为“唐宗子”，碑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从此，敦煌房李氏进入李唐宗室属籍之列。［1］ 关于莫高窟李氏三碑中所述陇西李氏世系，近年有关专家多有研究，基本上理清了他们的世系及与凉武昭王的关系（见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张书城先生在其所撰《李白先世之谜》《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等文，基本上解开了李白身世这一千古之谜，还将李白、李明振的世系列表进行了对比研究，现移录于后（见表四），便于了解陇西李氏敦煌房这一支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与李唐王室的关系。
  结束语 1．陇西李氏是我国姓氏中的最大姓氏。本固枝繁，图籍縻广，无论国内或旅居海外的李姓族人，都尊陇西为其郡望，以示不忘其根；以陇西堂为统一堂号，以示不忘其宗。如马来西亚北部槟榔屿一偏僻山脚下，有一个60户人家的潮州村，他们虽侨居这里已几代了，但其富有地方色彩的潮州语和富有民族色彩的风俗至今不改。他们每家门口都挂一匾额，写着自己姓氏始祖的开基郡名，李姓人家挂“陇西世家”匾额，郑姓人家挂“荥阳世家”匾额。［2］这种不忘其根、不忘其宗的亲近之情，联系着他们宗亲和血缘关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继承这一民族文化，对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将会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2．陇西李氏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不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业绩贯穿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他们所做的贡献又是多方面的，仅就敦煌莫高窟这一佛教石窟的建造而言，陇西李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一千多年前，他们不畏艰险，不惜千金，在莫高建造了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窟龛，为敦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李氏三碑就是
  敦煌莫高窟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陇西李氏丰功伟绩之记录。他们在吐蕃围困敦煌的严酷形势下，无所畏惧，以坚强的毅力和勇气凿窟修寺。
  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李氏文化的研究、继承必将推向一个更高阶段。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李氏子孙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政治、经济或科技、文化领域多李姓俊杰之士。他们或叱咤政坛，纵横捭阖，掌握国家民族之命运；或善于理财，驰骋工商界，成为国际著名企业家，故有“华人富豪多李姓”的情况；［1］有的或在科学领域独领风骚，为世人所仰望，如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也以李姓为最。
   上述现象都与李氏文化有关，无论是历史的或现行的，都应该研究，继承发扬其优秀文化以提高民族自信心，进一步树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精神。这应是我们研究李氏文化的主要目标。
  （一）《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 （二）《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 （三）《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李白、李明振世系表（二）》（注）

［1］据《西部开发报》1994年2月3日载文谓李氏宗亲已越过1亿人，浩浩瀚瀚．为我国一庞大家族。 ［1］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 ［2］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见《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3］马德：《敦煌李氏世系订误》，见《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1］张书城：《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见《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1］向在达：《莫高、榆林杂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补（摘要）》，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号。 ［4］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史苇湘：《世族与石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 ［1］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李明振墓志铭》系敦煌石室文献之抄件，早已流落巴黎，编号为伯4615号。 ［1］《隋书·李穆传》卷三十七。 ［2］《旧唐书·高祖本纪》卷一。 ［3］《旧唐书·高士廉传》卷六十五。 ［4］李宝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孙。碑文称“六代祖宝”，是把李宝变成凉武昭王的七世孙，记载极为错乱。 ［1］《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2］《马来西亚潮州村》，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2月2日第4版。 ［1］《华人富豪多李姓》，见《参考消息》1993年10月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