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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拓跋俟地归十世孙李贤、李穆弟兄北周时已经居官敦煌，所以上节把他们确定为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了。但是贤、穆五世孙李大宾《大唐李府君功德碑记》怎么又说他“曾祖［李］达（贤、穆孙），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呢？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到底该是贤、穆弟兄呢，还是贤、穆的孙子辈李达呢？如果贤、穆是敦煌房的始祖，他们的孙子辈李达怎么又在敦煌“其后因家焉”呢？这就提出了李陵裔孙二次居家敦煌的问题。
   李贤调京后，于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去世，李穆就成为这一家族最显赫的人物：据《隋书·李穆伟》，北周“天和中（约568年），晋爵申国公，持节绥集东境……建德初（约572年），拜太保。岁余，出原州总管。数年，进位上柱国，转并州总管”。大象初（约580年）“加邑至九千户，拜大左辅，总管如故”。隋文帝杨坚代周，李穆“居天下精兵处”，“密表劝进”，坚决拥护汉人隋文帝统一中国。待到李穆“来朝，高祖（隋文帝）降坐礼之，拜太师”，“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周书·李贤传》云：贤、穆弟兄“荷生成之恩，蒙国士之遇……任兼文武，声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国荣家……冠冕之盛，当时莫比焉。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
   正是这个“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的“西京盛族”，后来遭到了隋炀帝的忌妒。大业十一年（615年），他捏造罪证，栽赃陷害，制造了“朝野称冤”的李门大血案；满门抄斩32人，“余无少长，皆徙边徼”（今青海湖至新疆罗布泊地带）。拙作《李白先世“隋末多难”纵横谈》已比较详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透过这一惨案，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内地再没有一个——哪怕只是“一个”——李贤、李穆之后了。留在敦煌的贤、穆子孙肯定也不会“例外”，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李陵裔孙“首居敦煌”一事可以说在这里不得不告一段落。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的这桩冤案，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一登基就专门下诏平反了：说贤、穆家族为“鼎族高门，元工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又前代［隋］酷滥，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旧唐书·高祖纪》）。“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这一句，就把我提出的李陵裔孙“再居敦煌”落到实处了：李大宾曾祖李达（贤、穆孙）正是唐初“放还乡里”、回到敦煌，才担任“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的。这就是李陵裔孙“再居敦煌”的说示。
   现据拙作《拓跋鲜卑起源、形成与南迁诸年代考异》［2］中的“远祖”世系与《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3］中的“近祖”世系，列陇西李氏敦煌房的世系简表于下： 李广，汉之飞将军。
   李当户。
   李陵，汉骑都尉，匈奴右校王。“陵降匈奴，裔孙归魏”。
   宣皇帝拓跋推寅（第一推寅），陵子。汉宣帝时从嘎仙洞地带“南迁大泽”，为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谋更南徒，未行而崩”。
   （中经六届酋长，约八代人，二百三十多年）。
   献皇帝拓跋邻（第二推寅），陵10世孙。汉献帝时组织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但“时年衰老，乃以位授予”。从此拓跋氏有了世继制。
   拓跋俟地归，亦为陵10世孙（与拓跋邻同辈），李贤、李穆十世祖。
  ［1］拙作请见《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拙作请见《北朝研究》1993年第4期。
  ［3］拙作请见《敦煌学辑刊》总第10期。
  与拓跋诘汾“同步”“南越阴山”，居“匈奴故地”。
   （中经六代，均“以拓跋为氏”）。
   李富，陵17世孙，拓跋俟地归7世孙，李贤、李穆曾祖，因太武帝朝崔浩案复姓为李，“魏太武时战没于阵”。
   李斌，陵18世孙，拓跋俟地归8世孙，贤、穆祖父，“袭领父［富］兵，镇于高平（今宁夏固原）”。
   李文保，早卒。陵19世孙，拓跋俟地归9世孙，贤、穆父。
   李贤、李穆，陵20世孙，拓跋俟地归10世孙。北周时两弟兄居官敦煌，为敦煌房始祖。
   李直，疑为李穆第五子。“隋大黄府上都督，车骑将军”，可能隋末（615年）满门抄斩时遇难。
   李达，贤、穆远房侄辈（亲侄被杀）。唐初（618年），穆“子孙［隋末］被流者并放还乡里”。李达复归敦煌，“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此为贤、穆子孙“再居敦煌”。
   李克让，自云“敦煌人也”。弟兄子侄均任官河西。
   李奉国，克让侄辈，皇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
   李大宾，唐赞善大夫。
   李〓，归唐赠右散骑常侍。
   李恩，敦煌录事参军。
   李明振，陵28世孙，拓跋俟地归18世孙。归义军节度使。“河西节度、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
   李弘定，陵29世孙，使持节，瓜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