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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七二上《表》第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上，历述陇西李氏各房世系之后有这么个简短结语： 陇西李氏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臧，三曰敦煌，四曰丹阳。
   据此结语看《世系表》内容就会发现其中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表》中对武阳、姑臧、丹阳三房都有指名道姓的交代，但全《表》却无“敦煌”两个字样。第二，如果把《表》中“陇西李氏，后徙京兆”的李晟（相德宗）一房当作敦煌房来看的话，于理也不通。因为这一房“后徙京兆”了，而且又不是从敦煌徙京兆的。第三，如果把《表》中“陵降匈奴，裔孙归魏”的李道广（相武后）、李元纮（相玄宗）一房作为敦煌房来看的话，结语中道广、元纮一房又排在丹阳房李靖（相太宗）之前，而《表》中又排在丹阳房李靖之后。第四，更奇怪的是道广、元纮这一房几代人从来没有一人在敦煌居官或居家的。无论怎样去理解，李道广、李晟两个家族总是填充不了结语中“陇西李氏敦煌房”这个空白。
  我认为这是《世系表》作者没有考知“陵降匈奴、裔孙归魏”后，其子孙在周、隋、唐三朝两度居官敦煌、居家敦煌的来龙去脉，所以在结语中排错了敦煌房的名次，在《表》中又丢掉了敦煌房的名字。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曾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1］是不是《宰相世系表》中所有的“远胄”都“多舛”呢？想来也不一定，至少《表》中关于“陇西李氏敦煌房”的“远胄”是“多舛”的。本文试图对陇西李氏敦煌房的“远胄”作一番探讨。
  李陵“裔孙归魏”的年代和地带 拙作《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2］及《拓跋鲜卑起源、形成与南迁诸年代考异》［3］两文，曾初步探讨过这个问题，现撮述其要点于下：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李陵病殁匈奴。他的遗孀匈奴单于的女儿就以自己的名字“拓跋”为名组成了一个“拓跋部落”。这里“一个部落”就是汉地的“一家”。如“十万余落”即为“十万余家”。
  “拓跋部落”实际上就是“拓跋家”。这家人如果在汉地，当然要叫“李太太家”“李大娘家”或“李奶奶家”等。但是因为胡地“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史记·匈奴列传》），压根儿没有姓氏，所以只得以“家庭主妇”（李陵妻）的名字作为部落名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这个拓跋部落后来五六百年中如何发展、如何壮大、如何变化以至如何消亡，但其始祖就是李广嫡孙汉人李陵，始祖母就是匈奴单于的女儿拓跋氏。为以下行文方便，我们把这个李陵遗属的部落称为“汉匈拓跋部落”。
   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6年），五单于火并时，李陵的儿子曾在大泽之东（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乌藉人聚居地有过“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汉书·匈奴传》）与呼韩邪单于相对抗的活动，最后失败了。这是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的事，是李陵死后的第18年。《汉书》只说是李陵的儿子，没有明确说姓甚名谁。不过既然“胡俗以母名为姓”（《南齐书·魏虏传》），很可能他已经不姓李而姓“拓跋”了。再者，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代北之姓，代表其国名，所谓国者，质言之，即部落也”（《李唐氏族之推测》）。李陵子既为“拓跋部落”的成员，以“拓跋”为其姓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了。
   李陵子在“大泽之东”“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失败后，就率其“汉匈拓跋部”从今黑龙江中下游、嫩江东岸就近逃亡到今齐齐哈尔市西北、大兴安岭北端的嘎仙洞地带去了。当时的嘎仙洞地带并不是深山老林的无人区：秦汉之交“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的“早期鲜卑”已经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在这一地带“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隋书·仪礼志》）。李陵子率领的“汉匈拓跋部落”在这里与某个“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鲜卑部落联姻，就形成了所谓“鲜卑父、匈奴母”的“汉匈鲜拓跋部落”。估计时间可能在李陵子失败后不久的汉宣帝末年，即公元前1世纪50年代以后。这里顺便要说明，“汉匈拓跋部”（简称匈奴拓跋部）组成的时间在先，“汉匈鲜拓跋部”（简称鲜卑拓跋部）组成的时间在后。换言之．有了匈奴拓跋部，才有鲜卑拓跋部；没有匈奴拓跋部，就没有鲜卑拓跋部。
   拓跋鲜卑这个部落的酋长是由什么人担任的？顾名思义是由改姓拓跋的李陵之子担任的。这位“远方来客”怎会一到那里就身居酋长的“高位”呢？因为早期鲜卑的酋长（“君长”）是由“推募”（选举）产生的。谁“勇健而多计策”，谁就被选为酋长。同时就以这位新任酋长的姓氏作为整个部落的“部落名称”了。由此反推，既然这个部落叫“鲜卑拓跋部落”，那么这个部落的酋长肯定就是“拓跋氏”（李陵子）了。可以想见出自汉匈拓跋部的李陵子比起早期鲜卑来，文化水平肯定要高一些。既然获得外界信息，又有组织本领和斗争经验，甚至还通晓汉人、匈奴、乌藉、鲜卑等各种族语，具备了在早期鲜卑中被选为酋长的各种优越条件。如果强求这位以“拓跋”为氏的酋长叫什么名号的话，我们可以称他为“拓跋推寅”，也就是《魏书》追封为宣皇帝的“第一推寅”。
  这位第一推寅真够得上是一位“勇健而多计策”的酋长。他可能按汉人习俗在众人而前“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地“推寅”（钻研）了一番，然后宣布只有“南迁大泽”才是“上上卦”。于是率领旗人从嘎仙洞地带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来了。又因此地“昏冥沮洳”，他还想继续“南徙”，但是“未行而崩”了。拓跋鲜卑从这时起，即从宣皇帝拓跋推寅起，亦即与李陵之后联姻起，才有了比较可靠的传说。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云“魏至宣［皇］帝始有传说。以先俱讬诸神话而伪造者”，对此，我深信不疑。
   也会有人怀疑这位第一推寅不一定是李陵的儿子。试想“各分散溪谷”以狩猎和采集为业的早期鲜卑部落中怎么会突然“推募”出了个“以拓跋为代”的酋长呢？他绝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肯定是从“从泽之东”逃去的李陵的儿子。其次，“各分散溪谷”的鲜卑零散部落中怎么会突然有个以拓跋为名的鲜卑部落，即拓跋鲜卑部落要“南迁大泽”呢？如果不是这个部落“着了魔”，就是新选酋长李陵子在那里给众人“推寅”（钻研）的结果。
  李陵“裔孙”二次南迁的年代和地带 拓跋推寅，即宣皇帝第一推寅“南迁大泽（呼伦湖区）”并非其最终目的。不料在“谋更南徙”之际“未行而崩”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于是这个部落不得不驻牧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区地带了。中经“非世缘”的六届酋长二百三十多年后，约在汉献帝时（189—220年在位），这个部落又“推募”（选举）出了一位“勇健而多计策”的酋长，他的名字叫拓跋邻，估计是李陵的十世孙。此人也就是《魏书》追封为献皇帝的第二推寅。他大力扩展部落组织，让他的7个弟兄分管了草原新附各族的7个部落，组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做好这个“组织准备”之后，他就决定继续向南迁移。但是他本人“时年衰老”，只得“以位授子”了。
  这第二次大迁徙，只得让儿子圣武帝拓跋诘汾去执行了。拓跋诘汾听了父亲的话，继续“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序世》），牧居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和和林格尔县地带。拓跋鲜卑打从这时起，即从献皇帝拓跋邻起，才有了父传子式的“世继”制。
   在这次大迁徙中，李陵十世孙中（与拓跋邻同辈）有个叫“拓跋俟地归”的，也属于上层决策人物。他是活动于北魏、西魏、北周、杨隋期间的李贤、李穆弟兄的十世祖。这可以从《李贤墓志》上找到根据： 公伟贤……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圣武帝拓跋诘汾］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1］ 《墓志》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点，李贤十世祖拓跋俟地归“本姓李”，是“汉将陵之后”。第二点，圣武帝拓跋诘汾“奄有天下”。“建国拓跋”，拓跋俟地归是“率诸国（各部落）定扶戴之议”的“议事大臣”。
  定“拓跋”为“国名”也是由拓跋俟地归率领各部落酋长议定的。拓跋诘汾“称帝”也是由拓跋俟地归率领各部落“扶戴”起来的。第三点，圣武帝拓跋诘汾“南越阴山”，“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始“居匈奴之故地”。在这次“远征”中，拓跋俟地归是“凿石开路”、“成股肱之任”的带路人。可见拓跋俟地归的确也“聪明仁智”，有北人推崇的“推寅”精神。第四点，从《李贤墓志》看出李贤十世祖拓跋俟地归也是“本姓李”，也是“汉将陵之后”。这与《宋书·索虏传》说的“索头虏［拓跋魏］，姓拓跋氏，其先李陵后也”是一致的。足证拓跋俟地归也是拓跋魏的“帝室同姓”，与拓跋邻、拓跋诘汾父子有血缘关系。他既然能以“率诸国定扶戴之议”，肯定也是拓跋皇族中的一位头面人物。
   拓跋诘汾、拓跋俟地归等迁居漠北“匈奴之故地”时，还是个并不怎么强大的部落联盟。到拓跋诘汾子拓跋力微时还附属在没鹿回部大人纥豆陵氏之下。其后兼并了没鹿回部，“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魏书·序纪》）。到三国曹髦甘露三年（258年），这个部落［1］《文物》1985年第11期。
  又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同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开了一个由拓跋贵族和扈从武士所操纵的部落联盟大会，迫使“诸君长皆来助祭”（《魏书·序纪》）。通过这次大会，汉、匈、鲜拓跋部才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拓跋诘汾的儿子拓跋力微才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地位。
  李陵裔孙复姓为李、复称“陇西李氏”的年代和因由 首先谈复姓为李这个问题。李陵遗属改姓拓跋组成“汉匈拓跋部落”（一般称“匈奴拓跋部”）是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李陵死后的事。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失败后逃入早期鲜卑组成的“汉、匈、鲜拓跋部落”（一般称鲜卑拓跋部），再后“南迁大泽”“南越阴山”进入中原，其子孙一直是以“拓跋为氏”的。据考，他家复姓为李是在李贤曾祖李富战没中原、祖父李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今宁夏固原）”时期。更具体地说，他家复姓为李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
   这年，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在北魏首都，历事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当过50年大官的三朝元老崔浩被公开处死了。一同处死的还有他的全家和同宗亲属，还有他的姻亲、著名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还有史馆人员若干。同案被害者共128人，惨案的直接起因是崔浩晚年修史时据实直书了北魏祖先的出身传：“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条），而且“立石铭刻《国记》《拓跋鲜卑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魏书·崔浩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崔浩所犯“天条”肯定不少。我想最严重的一条恐怕莫过于揭露了拓跋魏老祖宗的底子。如“其先李陵后也”（汉人、异邦人之后），“匈奴种也”（仇人、外族人之后），“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故俗以母名为姓”等。这本来是“事皆详实”的，但是让自称“阴山贵种”的拓跋鲜卑贵族听来无疑是在辱骂他们是汉人、匈奴人、鲜卑人等混血的“杂种”。太武帝恼羞成怒，就杀人灭口。这一大血案给太武帝朝野造成了恐怖气氛：谁要说拓跋魏是“李陵后也”“匈奴种也”，谁就闯下弥天大祸，正所谓“有言其（拓跋氏）是陵后者，辄见杀”（《南齐书·索虏传》）。既然太武帝等人如此这般地数典忘祖，霸占了李陵之后的姓氏（部落名），矢口否认李陵后裔宣、献二帝带领他们走出森林、走向文明这一系列铁的史实，已非皇族的李陵之后，即拓跋推寅、拓跋俟地归等人之后，再要说他们“姓拓跋，是汉将陵之后”，其后果不堪设想，全族会被杀，而且先祖李陵的“香火”也就“断”了，出于万全之计，立即恢复本姓是最上之策。太武帝制造的崔浩血案直接促成了李陵之后复姓为李。这可从下面所列世系看出来： 汉匈拓跋氏，一般称匈奴拓跋氏，汉将陵之后，产生于公元前74年。
   汉、匈、鲜拓跋氏，一般称鲜卑拓跋氏，产生于公元前56年。
   拓跋俟地归，李贤、李穆十世祖，拓跋诘汾时“建国拓跋，因以［拓跋］为氏”。
   子，拓跋氏，贤、穆九世祖。
   孙，拓跋氏，贤，穆八世祖。
   曾孙，拓跋氏，贤、穆七世祖。
   玄孙，拓跋氏，贤、穆六世祖。
   五世孙，拓跋氏，贤、穆五世祖。
   六世孙，拓跋氏，贤、穆四世祖。
   七世孙，李富，贤、穆曾祖，“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没于阵”。
   八世孙，李斌，贤、穆祖父，“袭领父兵，镇于高平（今宁夏固原）”。
   九世孙，李文保，贤、穆父，早卒。
   十世孙，李贤，北周柱国，河西桓公；李穆，隋太师，申国公。
   从上可以看出拓跋俟地归七世孙李富，突然在魏太武时复姓为“李”了。这分明是李贤、李穆的曾祖李富和祖父李斌从“魏太武时”崔浩血案中吸取了血的教训的结果。
   其次谈李陵裔孙恢复“陇西郡望”这个问题。据考，太武帝一手制造的崔浩文字狱虽然直接促成了李陵后裔复姓为李这一族姓大变动，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言家世是“陇西成纪人”。他们恢复陇西成纪郡望是在宇文北周定都长安以后。北周创始人宇文泰为了泯灭入关各色人种（边疆鲜卑化的各少数民族和鲜卑化的汉人）同关陇土著豪右（以汉人为主）之间的矛盾和地域隔阂，他诏命“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为宗长，仍撰谱录，记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类序》）。这时李陵后裔李贤、李穆弟兄都具有大将军、柱国大将军的军衔，都是有大功于北周的高级将领，正在“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之列，自然就名正言顺地恢复了他先祖李广、李陵陇西成纪的这个郡望。而他们的子孙李浑（李穆子）、李敏（李贤孙）、李静训（李贤曾孙女，《考古》1995年第9期）等都继承了陇西成纪的关内本望。拙作《说李白“本姓李，其先陇西成纪人”》［1］《说李白是“中国人”》［2］曾反复讨论过李陵裔孙改姓拓跋、复姓为李、复称陇西李氏等问题。
  李陵裔孙李贤、李穆是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 李陵裔孙李贤、李穆弟兄是与拓跋诘汾同时“南越阴山”的拓跋俟地归的十世孙，是北魏太武帝时“战没于阵”的李富的曾孙。在西魏、北周时，两弟兄曾居官敦煌并居家敦煌，可称为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李贤“晋爵河西郡公”，北周保定二年（562年）授瓜州刺史”。李贤北周时的全衔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周书·李贤传》），《李贤墓志》上也有“利建茅舍，启土宇于河西，分竹敦煌，仍专万里之务”这样的话，死后又追封为“河西桓公”。
   李贤三弟李穆当时与李贤同在敦煌。这从《周书·李贤传》可以看 ［1］拙作请见《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2］拙作请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9期。
  出来。宇文北周“高祖（宇文邕）西巡”时曾“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李］穆亦如之”（《周书·李贤传》）。由此可知李穆当年在敦煌也领到了一份同样的赏赐。至于李穆在敦煌所任官职，现藏敦煌研究院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是这样说的：“曾祖［李］穆，［北］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郡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道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 李贤、李穆北周时曾居官敦煌，其子孙隋唐时仍在居家敦煌并居官敦煌的。据《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李穆的儿子李口（刻名处残缺，可能为李直）就是隋大黄府上大都督、车骑将军。李穆的孙子李达是效谷府旅帅、上护军。关于李达，据李大宾《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碑文说，入唐以后，他曾“皇敦煌司马”。李达以下李克让（穆曾孙）、李奉国（穆玄孙）、李大宾（穆五世孙）、李〓（穆六世孙）、李恩（穆七世孙）、李明振（穆八世孙）等十几二十几代人一直都居家敦煌，其中有些人也曾“居官敦煌”。
   有人可能要对上列名单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大宾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在莫高窟《大唐李府君功德碑记》中自称他是“兴圣皇帝十三代孙”。李大宾的曾孙李明振乾宁元年（894年）在莫高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也自称他是“凉武昭王之系也”。这么说来，李大宾、李明振等都是“陇西狄道”凉武昭王之后，怎么又说他们是“陇西成纪”李陵、李贤、李穆之后呢？在我看来，那是李大宾、李明振等攀附李唐宗室的托词。因为唐高祖李渊曾冒称他是“凉武昭王之后”。所以李大宾自称他是“兴圣皇帝凉武昭王之后”而其曾孙李明振也跟着说自己是“凉武昭王之后”。其实李唐世居赵郡（今河北省隆尧县），不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就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据陈寅恪说），与陇西李氏毫不相干。拙作《李唐宗室、李白、李明振都是冒充凉武昭王之后的》曾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1][1］拙作请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第1期。
   或问，凉武昭王至少也是陇西李氏，其子孙也曾世居敦煌并居官敦煌，为什么不在此一并讨论一下？因本文是专题讨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陵降匈奴，裔孙归魏”，“三曰敦煌”这类问题的。限于本文体例，就不涉及凉武昭王子孙因官寓家于敦煌的问题了。再者《宰相世系表》内早已把凉武昭王子孙“迁出”敦煌分为武阳、姑臧、丹阳三房了，从《宰相世系表》内容来看，可以说敦煌再没有凉武昭王的子孙了。
  李陵裔孙曾两居敦煌 因为拓跋俟地归十世孙李贤、李穆弟兄北周时已经居官敦煌，所以上节把他们确定为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了。但是贤、穆五世孙李大宾《大唐李府君功德碑记》怎么又说他“曾祖［李］达（贤、穆孙），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呢？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到底该是贤、穆弟兄呢，还是贤、穆的孙子辈李达呢？如果贤、穆是敦煌房的始祖，他们的孙子辈李达怎么又在敦煌“其后因家焉”呢？这就提出了李陵裔孙二次居家敦煌的问题。
   李贤调京后，于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去世，李穆就成为这一家族最显赫的人物：据《隋书·李穆伟》，北周“天和中（约568年），晋爵申国公，持节绥集东境……建德初（约572年），拜太保。岁余，出原州总管。数年，进位上柱国，转并州总管”。大象初（约580年）“加邑至九千户，拜大左辅，总管如故”。隋文帝杨坚代周，李穆“居天下精兵处”，“密表劝进”，坚决拥护汉人隋文帝统一中国。待到李穆“来朝，高祖（隋文帝）降坐礼之，拜太师”，“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周书·李贤传》云：贤、穆弟兄“荷生成之恩，蒙国士之遇……任兼文武，声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国荣家……冠冕之盛，当时莫比焉。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
   正是这个“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的“西京盛族”，后来遭到了隋炀帝的忌妒。大业十一年（615年），他捏造罪证，栽赃陷害，制造了“朝野称冤”的李门大血案；满门抄斩32人，“余无少长，皆徙边徼”（今青海湖至新疆罗布泊地带）。拙作《李白先世“隋末多难”纵横谈》已比较详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透过这一惨案，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内地再没有一个——哪怕只是“一个”——李贤、李穆之后了。留在敦煌的贤、穆子孙肯定也不会“例外”，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李陵裔孙“首居敦煌”一事可以说在这里不得不告一段落。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的这桩冤案，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一登基就专门下诏平反了：说贤、穆家族为“鼎族高门，元工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又前代［隋］酷滥，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旧唐书·高祖纪》）。“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这一句，就把我提出的李陵裔孙“再居敦煌”落到实处了：李大宾曾祖李达（贤、穆孙）正是唐初“放还乡里”、回到敦煌，才担任“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的。这就是李陵裔孙“再居敦煌”的说示。
   现据拙作《拓跋鲜卑起源、形成与南迁诸年代考异》［2］中的“远祖”世系与《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3］中的“近祖”世系，列陇西李氏敦煌房的世系简表于下： 李广，汉之飞将军。
   李当户。
   李陵，汉骑都尉，匈奴右校王。“陵降匈奴，裔孙归魏”。
   宣皇帝拓跋推寅（第一推寅），陵子。汉宣帝时从嘎仙洞地带“南迁大泽”，为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谋更南徒，未行而崩”。
   （中经六届酋长，约八代人，二百三十多年）。
   献皇帝拓跋邻（第二推寅），陵10世孙。汉献帝时组织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但“时年衰老，乃以位授予”。从此拓跋氏有了世继制。
   拓跋俟地归，亦为陵10世孙（与拓跋邻同辈），李贤、李穆十世祖。
  ［1］拙作请见《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拙作请见《北朝研究》1993年第4期。
  ［3］拙作请见《敦煌学辑刊》总第10期。
  与拓跋诘汾“同步”“南越阴山”，居“匈奴故地”。
   （中经六代，均“以拓跋为氏”）。
   李富，陵17世孙，拓跋俟地归7世孙，李贤、李穆曾祖，因太武帝朝崔浩案复姓为李，“魏太武时战没于阵”。
   李斌，陵18世孙，拓跋俟地归8世孙，贤、穆祖父，“袭领父［富］兵，镇于高平（今宁夏固原）”。
   李文保，早卒。陵19世孙，拓跋俟地归9世孙，贤、穆父。
   李贤、李穆，陵20世孙，拓跋俟地归10世孙。北周时两弟兄居官敦煌，为敦煌房始祖。
   李直，疑为李穆第五子。“隋大黄府上都督，车骑将军”，可能隋末（615年）满门抄斩时遇难。
   李达，贤、穆远房侄辈（亲侄被杀）。唐初（618年），穆“子孙［隋末］被流者并放还乡里”。李达复归敦煌，“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此为贤、穆子孙“再居敦煌”。
   李克让，自云“敦煌人也”。弟兄子侄均任官河西。
   李奉国，克让侄辈，皇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
   李大宾，唐赞善大夫。
   李〓，归唐赠右散骑常侍。
   李恩，敦煌录事参军。
   李明振，陵28世孙，拓跋俟地归18世孙。归义军节度使。“河西节度、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
   李弘定，陵29世孙，使持节，瓜州刺史。
  小结 如果要填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陇西李氏“三曰敦煌”这个敦煌房的空白，只有在“李陵裔孙”中去寻找。《表》中李道广、李元纮这一房虽属“李陵裔孙”，但与敦煌不沾边儿。只有李陵裔孙李贤、李穆、李明振这一家族，才能填充敦煌房的空白。因为他们在周、隋、唐三朝曾两度居官敦煌并居家敦煌，不仅是敦煌的世家大族，而且后来是“贵盛无比”的“西京盛族”。
   不用说，《世系表》中李道广、李元纮这一房也是“李陵裔孙”，也是“陇西李氏”。不过他们不是“复姓陇西李氏”这支李陵后裔的“本支”。他们改姓为丙比较晚（拓跋魏建国后），复姓为李则更晚（唐高祖登基后），同时改姓、复姓的因由也与李贤、李穆、李明振家族大不相同。李道广、李元纮等人从来也没有像李贤、李穆一样自称是李陵之后，更没有自称是陇西成纪人。
   《世系表》只掌握了李陵“裔孙”李道广、李元纮等近世的知名人物（“记近事则有征”）。但是忽略了李陵遗属早在西汉时已组建并发展拓跋部落的一系列史实（“溯远冑则多舛”）。

［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 ［2］拙作请见《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拙怍请见《北朝研究》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