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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凉武昭王李暠，是东晋后期陇西李氏宗族中一位杰出人物，他“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晋书·凉武昭王传》）。文武兼备，人目之为“国士”。出仕始于地方基层（《晋书》本传李云暠始任效谷县令），“温毅有惠政”。继而被推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时逢“吕氏政衰，段业暗弱”，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被拥立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暠乃决意兴复自振，大赦境内，建年立号，追谥父祖，设官命将，东伐凉兴，屯田玉门，发展农业，兴办学校，敦睦乡俗，激励名节，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治域之外他境民众产生很大吸引力。《晋书》本传，录载李暠《上晋帝表》二通，及所撰《戒诸子令》与《述志赋》各一篇，今人不难从中看到他济世惠民的抱负。
所建年号曰“庚子”。庚子年号取义云何，史未详言，后世多所误解。明人屠乔孙纂辑《十六国春秋》、清人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皆以为李暠即凉公位于庚子年（400年），遂记为“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及“甲辰五年”。《晋书》本传明言李暠“建年为庚子”，《魏书·私署凉王李暠传》亦云“年号庚子”，而屠、汤二公似皆理解为“建年于庚子”矣。盖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侯霸无取干支为年号者，故以己意迳标“庚子元年”“辛丑二年”之类。如此标年，实无年号之可言。一代宗师顾炎武亦不以“庚子”为年号，云：“晋人未即帝位，有谦让止称元年者，有以干支纪者。李暠改元庚子，窦建德改元丁丑，盖云庚子年、丁丑年（宇按，此云改元于庚子年丁丑年也）。近儒不晓，遂谓以此二字立号。然则，将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乎）？其谬甚矣。”（《救文格论》）却巧，敦煌出土唐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编号P2005），恰恰正有“庚子元年”（见该卷“赤气龙迹”条），“庚子〔三〕年”（分见该卷“靖恭堂”条，“白雀”条），“庚子四年”（见该卷“大石立”条）及“庚子五年”（分见该卷“嘉纳堂”条、“瑞葛”条、“嘉禾、木连理柳树生杨枝”条及“白狼、黑雉”条），唐人犹见崔鸿《十六国春秋》完帙，确知李暠以“庚子”为年号，无可怀疑。
顾氏之所以认为庚子为李暠立号之年而非所立之年号，主要原因是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原书至北宋已佚，顾氏未见以庚子年号系事记年之文，于是判断庚子非年号。如今敦煌遗书重新出世．有好几处提供了李暠确以庚子为年号的物证，这个年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随之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李暠庚子年号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包含着李暠为什么用“庚子”作年号。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和这个新问题中包孕的一个问题，即问题中的问题。
由于受到前人如屠乔孙、顾炎武、李暠建号于庚子之年旧说的影响，于是以为庚子之年不过仅有“龙兴”之始的纪念意义，别无他意。
然而自汉武帝创立年号之制，始称“建元”，继改“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诸号，无不有所取意。［1］帝王年号昉自人之名号，皆有所命意。
［1］窦建德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正月丙辰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是岁干支即丁丑。然而丁丑虽为是年干支，又别有含义；丁有强大之义，《史记·律书》曰“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汉书·律历志》曰“大盛于丁”。《月令》郑注云“时万物皆强大”。丑有举手振奋之意，《说文》云“丑……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亦举手时也”。段玉裁释 汉董仲舒曰：“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又云，“制为应天改之，乐（yue）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luo）也。”（引文俱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改年号，为改制之一端，必上应天命，下乐民心，其取字命义皆有深意，岂有仅以年纪干支为号之理？即使取干支为年号，亦必另有深义，不仅止于干支为纪而已。
李暠年号“庚子”，不仅因建位于庚子之年，而更有取于“庚子”二字的含义。西汉末年，王莽乱政，豪杰并起，人有幸心。皆引谶纬，假言天命。故谶纬之说大倡，下至东汉、魏、晋，其风日煽。东汉末年，献帝暗弱，曹氏权重，附曹诸臣，皆希颜拥推曹丕代汉。《后汉书·献帝纪》载，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献帝下诏禅位。曹丕知代汉已成必然，反而再三辞让。附曹诸臣纷纷上书劝进。《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松之注所引劝进诸表，可见多据谶纬之说建言者，其中尤以十月辛酉（汉帝禅位诏颁下之第七日）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所上《表》尤须注意。
《表》云：“今年岁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宋书·符瑞志上》引作‘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命圣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此年）改制天下，与时协矣……臣谨按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 纬书《诗推度灾》所载“庚子”二字的特殊含义，正是李暠“庚子”年号取意的贴切注脚。“庚子”二字的特有含义，不仅见于《诗推度灾》，两汉多种古籍皆有所载，今举数例于下： 1．《史记·律书》曰“庚者，言阴气更万物”；又云“子者，滋也”。
2．《汉书·律历志》曰“敛更于庚”；又云“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
3．《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其曰庚辛”，郑玄注云：“庚之“举手时”“是人举思奋之时”。合而言之，则丁丑之义若云强大、旺盛、开始振奋之义。
言，更也。” 4．《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 从上面引文可知，庚有更革之义，子有滋生之义，为两汉人之常言共识，《诗推度灾》亦不过据时人常言而言，人所共知，并非自我作古、无根之谈。
李暠即凉公位在庚子年，而“庚子”二字含有更新滋育之义，又同李暠革新政治、布德于民的抱负不期而合（《晋书》本传说，李暠“志在以德抚其境内”），正所谓“改制天下，与时协矣”。以“庚子”为年号，既协于“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又深得下民渴望“圣人”布德施惠的心理要求，同时，兼能体现李暠与吕氏后凉乱政残民之异趋。
李暠更革之志，此较集中的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统一河西，安抚一方。中原地区自永平元年（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一直延续到光熙元年（306年），大大削弱了晋朝实力。匈奴左部首领刘渊乘机起兵反晋。311年刘曜攻破京师，怀帝被俘。北方大乱，不可收拾，晋王朝被迫南迁。淮河以北成为北方诸民族争夺、拼杀的战场。所谓“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见《晋书·凉武昭王传》李暠《上晋安帝表》）。李暠对此局面，“叩心绝气，忘寝与食，凋肝焦虑，不遑宁息”（同上引文）。于是立志振起，立足河西，遥应晋室弘复大业。数年之间，东征西抚，致力于统一河西的事业。以期“休众息役，惠康士庶”（同上引文李暠《戒诸子令》语）。然而创业之初，外抚强敌，内举百废，理想虽不可能全部遽然实现，李暠却进行了“无愧于前志”的努力。统一了张掖以西建康、酒泉、晋昌、凉兴、敦煌、高昌六郡之地；“鄯善前部王遗使贡其方物”；“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李暠治域成为东西邻境人民向往之区。
二、“敦劝稼穑”，注重国计民生。千余年前，国计民生的首要举措以及“惠政”的主要标志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早在李暠担任敦煌郡效谷县令时，已被称为“有惠政”。被推为凉公之后，“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注意“息兵按甲，务农养士”，在玉门、阳关实行军屯，“广田积谷，以为东伐之资”，不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给人民。对张掖以东数千户逃难者，先是安置在敦煌、晋昌（今安西县中部和东部）。406年，李暠自敦煌迁都酒泉，又将前秦建元末年安置在敦煌郡的江汉移民万余户及张掖以东难民数千户迁移到酒泉。既减轻了敦煌、晋昌两郡人口过于密集的压力，又充实了酒泉地广人稀的不足，使各郡人口分布趋向平衡，农田水利资源得到合理开发。所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敦煌“郡大众殷，制驭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因此李暠特别注重敦煌基地的建设和保卫工作，在敦煌县和寿昌县重修了二县塞城，又在敦煌郡境修筑了包围全郡的大塞城，即《晋书》本传所载“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加强了对易受外敌突袭的敦煌产粮基地的安全保卫措施。［1］苻坚淝水之战大败后，中原大乱，前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河西地区从385年凉州刺史梁熙杀苻洛、吕光杀梁熙开始，揭开了军阀争权夺利斗争的序幕，此后，兵连祸结，战火四起，十余年间，动荡不安。李暠既立，立意再造安定局面。重农息兵作为基本国策，亦是一大更革。
三、兴办文教，敦睦礼义。借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是于庚子三年（403年）在敦煌南门外修建“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在这座殿堂墙壁上图画“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又书有李暠撰写的《序》《颂》，“以明鉴诫之义”。
效果怎样，史未详言。但他在立国之初就大力表彰古代男女英彦的做法，劝励官员们以“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为榜样的做法，无疑值得称道。表彰和劝励的另一面，也含有诫饬之意，诫饬官员们不要做与“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背道而驰的事。这大约是李暠整顿吏治的一个举措：庚子五年正月，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500人”。高门学生，即高等学生，在敦煌文献中又称“上足子弟”。对高门学生实施学问和道德教育，使之成为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级［1］参见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人才。在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官吏后备人才。要改革弊政，实行新政，必须造就适应革故图新的新型人才。李暠的实际治域东起酒泉，西到高昌，人口大约十多万。在十多万人口的地区之内，创办500人规模的高等学校，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历史上除了西凉之外，任何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都没有如此的气度和魄力。李暠还通过第试来选拔人才，近年在新疆哈喇和卓九一号墓出土有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包括口谘、马骘、张弘三人的对策，已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可以看出应试者的文才、见识及主张，无疑是较好的拔才方法。当时河西著名儒士宋繇、刘昞、张邈、梁中庸，都是李暠的重臣，足见李暠对知识分子的倚重。
尤其难得的是，李暠特别重视对诸子的教育。李暠诸子都担任着西凉要职，既是“衙内”，又是高官。次子李歆被立为世子（长子李谭早卒），三子李让为敦煌太守。李让死后，六子李恂又任敦煌太守，四子李翻任酒泉太守，五子李预任新城太守，又有诸子李宏、李眺、李亮，宏任羽林右监，眺任左将军，亮任右将军。诸子的为人行事，不仅为社会所瞩目，而且对军国大事亦具有很大影响。因此，李暠又写“诸葛亮《训戒》”以勖诸子，颁《戒诸子令》，告诫诸子修习“经史道德”，“杜渐防萌”，“克己纂修”，“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病丧，勤省按，听诉讼；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广加咨询，无自专用”；“富贵而不骄”，“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可以说，这些既是对诸子的教导，也是对官吏们的寄望，同时又是李暠追求的理想人格，或许又可以当成李暠颁布的“干部标准”看待。在拼杀苛酷的十六国时期，李暠的确是与众不同的贤王，《晋书》本传说他“纬世之量”，“英姿杰出”，“怀荒弭暴，开国化家”，的确当之无愧。
所建年号曰“庚子”。庚子年号取义云何，史未详言，后世多所误解。明人屠乔孙纂辑《十六国春秋》、清人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皆以为李暠即凉公位于庚子年（400年），遂记为“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及“甲辰五年”。《晋书》本传明言李暠“建年为庚子”，《魏书·私署凉王李暠传》亦云“年号庚子”，而屠、汤二公似皆理解为“建年于庚子”矣。盖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侯霸无取干支为年号者，故以己意迳标“庚子元年”“辛丑二年”之类。如此标年，实无年号之可言。一代宗师顾炎武亦不以“庚子”为年号，云：“晋人未即帝位，有谦让止称元年者，有以干支纪者。李暠改元庚子，窦建德改元丁丑，盖云庚子年、丁丑年（宇按，此云改元于庚子年丁丑年也）。近儒不晓，遂谓以此二字立号。然则，将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乎）？其谬甚矣。”（《救文格论》）却巧，敦煌出土唐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编号P2005），恰恰正有“庚子元年”（见该卷“赤气龙迹”条），“庚子〔三〕年”（分见该卷“靖恭堂”条，“白雀”条），“庚子四年”（见该卷“大石立”条）及“庚子五年”（分见该卷“嘉纳堂”条、“瑞葛”条、“嘉禾、木连理柳树生杨枝”条及“白狼、黑雉”条），唐人犹见崔鸿《十六国春秋》完帙，确知李暠以“庚子”为年号，无可怀疑。
顾氏之所以认为庚子为李暠立号之年而非所立之年号，主要原因是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原书至北宋已佚，顾氏未见以庚子年号系事记年之文，于是判断庚子非年号。如今敦煌遗书重新出世．有好几处提供了李暠确以庚子为年号的物证，这个年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随之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李暠庚子年号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包含着李暠为什么用“庚子”作年号。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和这个新问题中包孕的一个问题，即问题中的问题。
由于受到前人如屠乔孙、顾炎武、李暠建号于庚子之年旧说的影响，于是以为庚子之年不过仅有“龙兴”之始的纪念意义，别无他意。
然而自汉武帝创立年号之制，始称“建元”，继改“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诸号，无不有所取意。［1］帝王年号昉自人之名号，皆有所命意。
［1］窦建德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正月丙辰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是岁干支即丁丑。然而丁丑虽为是年干支，又别有含义；丁有强大之义，《史记·律书》曰“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汉书·律历志》曰“大盛于丁”。《月令》郑注云“时万物皆强大”。丑有举手振奋之意，《说文》云“丑……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亦举手时也”。段玉裁释 汉董仲舒曰：“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又云，“制为应天改之，乐（yue）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luo）也。”（引文俱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改年号，为改制之一端，必上应天命，下乐民心，其取字命义皆有深意，岂有仅以年纪干支为号之理？即使取干支为年号，亦必另有深义，不仅止于干支为纪而已。
李暠年号“庚子”，不仅因建位于庚子之年，而更有取于“庚子”二字的含义。西汉末年，王莽乱政，豪杰并起，人有幸心。皆引谶纬，假言天命。故谶纬之说大倡，下至东汉、魏、晋，其风日煽。东汉末年，献帝暗弱，曹氏权重，附曹诸臣，皆希颜拥推曹丕代汉。《后汉书·献帝纪》载，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献帝下诏禅位。曹丕知代汉已成必然，反而再三辞让。附曹诸臣纷纷上书劝进。《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松之注所引劝进诸表，可见多据谶纬之说建言者，其中尤以十月辛酉（汉帝禅位诏颁下之第七日）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所上《表》尤须注意。
《表》云：“今年岁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宋书·符瑞志上》引作‘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命圣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此年）改制天下，与时协矣……臣谨按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 纬书《诗推度灾》所载“庚子”二字的特殊含义，正是李暠“庚子”年号取意的贴切注脚。“庚子”二字的特有含义，不仅见于《诗推度灾》，两汉多种古籍皆有所载，今举数例于下： 1．《史记·律书》曰“庚者，言阴气更万物”；又云“子者，滋也”。
2．《汉书·律历志》曰“敛更于庚”；又云“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
3．《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其曰庚辛”，郑玄注云：“庚之“举手时”“是人举思奋之时”。合而言之，则丁丑之义若云强大、旺盛、开始振奋之义。
言，更也。” 4．《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 从上面引文可知，庚有更革之义，子有滋生之义，为两汉人之常言共识，《诗推度灾》亦不过据时人常言而言，人所共知，并非自我作古、无根之谈。
李暠即凉公位在庚子年，而“庚子”二字含有更新滋育之义，又同李暠革新政治、布德于民的抱负不期而合（《晋书》本传说，李暠“志在以德抚其境内”），正所谓“改制天下，与时协矣”。以“庚子”为年号，既协于“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又深得下民渴望“圣人”布德施惠的心理要求，同时，兼能体现李暠与吕氏后凉乱政残民之异趋。
李暠更革之志，此较集中的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统一河西，安抚一方。中原地区自永平元年（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一直延续到光熙元年（306年），大大削弱了晋朝实力。匈奴左部首领刘渊乘机起兵反晋。311年刘曜攻破京师，怀帝被俘。北方大乱，不可收拾，晋王朝被迫南迁。淮河以北成为北方诸民族争夺、拼杀的战场。所谓“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见《晋书·凉武昭王传》李暠《上晋安帝表》）。李暠对此局面，“叩心绝气，忘寝与食，凋肝焦虑，不遑宁息”（同上引文）。于是立志振起，立足河西，遥应晋室弘复大业。数年之间，东征西抚，致力于统一河西的事业。以期“休众息役，惠康士庶”（同上引文李暠《戒诸子令》语）。然而创业之初，外抚强敌，内举百废，理想虽不可能全部遽然实现，李暠却进行了“无愧于前志”的努力。统一了张掖以西建康、酒泉、晋昌、凉兴、敦煌、高昌六郡之地；“鄯善前部王遗使贡其方物”；“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李暠治域成为东西邻境人民向往之区。
二、“敦劝稼穑”，注重国计民生。千余年前，国计民生的首要举措以及“惠政”的主要标志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早在李暠担任敦煌郡效谷县令时，已被称为“有惠政”。被推为凉公之后，“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注意“息兵按甲，务农养士”，在玉门、阳关实行军屯，“广田积谷，以为东伐之资”，不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给人民。对张掖以东数千户逃难者，先是安置在敦煌、晋昌（今安西县中部和东部）。406年，李暠自敦煌迁都酒泉，又将前秦建元末年安置在敦煌郡的江汉移民万余户及张掖以东难民数千户迁移到酒泉。既减轻了敦煌、晋昌两郡人口过于密集的压力，又充实了酒泉地广人稀的不足，使各郡人口分布趋向平衡，农田水利资源得到合理开发。所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敦煌“郡大众殷，制驭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因此李暠特别注重敦煌基地的建设和保卫工作，在敦煌县和寿昌县重修了二县塞城，又在敦煌郡境修筑了包围全郡的大塞城，即《晋书》本传所载“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加强了对易受外敌突袭的敦煌产粮基地的安全保卫措施。［1］苻坚淝水之战大败后，中原大乱，前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河西地区从385年凉州刺史梁熙杀苻洛、吕光杀梁熙开始，揭开了军阀争权夺利斗争的序幕，此后，兵连祸结，战火四起，十余年间，动荡不安。李暠既立，立意再造安定局面。重农息兵作为基本国策，亦是一大更革。
三、兴办文教，敦睦礼义。借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是于庚子三年（403年）在敦煌南门外修建“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在这座殿堂墙壁上图画“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又书有李暠撰写的《序》《颂》，“以明鉴诫之义”。
效果怎样，史未详言。但他在立国之初就大力表彰古代男女英彦的做法，劝励官员们以“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为榜样的做法，无疑值得称道。表彰和劝励的另一面，也含有诫饬之意，诫饬官员们不要做与“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背道而驰的事。这大约是李暠整顿吏治的一个举措：庚子五年正月，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500人”。高门学生，即高等学生，在敦煌文献中又称“上足子弟”。对高门学生实施学问和道德教育，使之成为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级［1］参见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人才。在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官吏后备人才。要改革弊政，实行新政，必须造就适应革故图新的新型人才。李暠的实际治域东起酒泉，西到高昌，人口大约十多万。在十多万人口的地区之内，创办500人规模的高等学校，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历史上除了西凉之外，任何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都没有如此的气度和魄力。李暠还通过第试来选拔人才，近年在新疆哈喇和卓九一号墓出土有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包括口谘、马骘、张弘三人的对策，已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可以看出应试者的文才、见识及主张，无疑是较好的拔才方法。当时河西著名儒士宋繇、刘昞、张邈、梁中庸，都是李暠的重臣，足见李暠对知识分子的倚重。
尤其难得的是，李暠特别重视对诸子的教育。李暠诸子都担任着西凉要职，既是“衙内”，又是高官。次子李歆被立为世子（长子李谭早卒），三子李让为敦煌太守。李让死后，六子李恂又任敦煌太守，四子李翻任酒泉太守，五子李预任新城太守，又有诸子李宏、李眺、李亮，宏任羽林右监，眺任左将军，亮任右将军。诸子的为人行事，不仅为社会所瞩目，而且对军国大事亦具有很大影响。因此，李暠又写“诸葛亮《训戒》”以勖诸子，颁《戒诸子令》，告诫诸子修习“经史道德”，“杜渐防萌”，“克己纂修”，“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病丧，勤省按，听诉讼；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广加咨询，无自专用”；“富贵而不骄”，“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可以说，这些既是对诸子的教导，也是对官吏们的寄望，同时又是李暠追求的理想人格，或许又可以当成李暠颁布的“干部标准”看待。在拼杀苛酷的十六国时期，李暠的确是与众不同的贤王，《晋书》本传说他“纬世之量”，“英姿杰出”，“怀荒弭暴，开国化家”，的确当之无愧。
附注
［1］窦建德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正月丙辰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是岁干支即丁丑。然而丁丑虽为是年干支，又别有含义；丁有强大之义，《史记·律书》曰“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汉书·律历志》曰“大盛于丁”。《月令》郑注云“时万物皆强大”。丑有举手振奋之意，《说文》云“丑……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亦举手时也”。段玉裁释“举手时”“是人举思奋之时”。合而言之，则丁丑之义若云强大、旺盛、开始振奋之义。 ［1］参见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