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用最少的时间，达到最大的阅读量，不想在泛泛的阅读中无谓地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在工作、生活快节奏的今天，尤其是这样。所以，笔者不准备写后记。但由于在整个撰写和出版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就不得不写了。如此也好，那就让读者了解一下我撰写、创作的心理状态。
   平生喜欢神话传说，更喜欢积累相关历史资料。1971年前后探家，在西和县城看见“仇池影院”四字，心里萌发一种不悦的感觉。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伏羲文化的概念，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在不断地、无心地积累资料，只是爱好而已，并未想到要做一件什么事。
   2005年，有幸读到《羲皇之乡文艺大观》一书，从中拜读了赵逵夫教授《刑天葬首仇池山说》《刑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仇生·仇维·仇池山》《三目神与氐族渊源》《崔骃＜武都赋＞考论》等论文，从中得知“仇池山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诞生的圣地”。这使笔者喜出望外，惊喜万分，仰天沉思，许久不能平静。陈泽先生在《羲乡渊源考论》一文中说：“在近十年来，历届伏羲文化研讨会上，除赵逵夫教授论述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纪外，其他学者闭口不提伏羲生于仇池，而众口一腔地说‘伏羲生于天水，长于成纪’。”一个“众口一腔”，一个“闭口不提”，使人有一种尴尬又有几分不平。等平静地一想，考史者皆是“元元本本，殚见洽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穷尽证据，实事求是。事实上，天水、西和同属陇东南，西和曾隶属天水、“仇池”，或两地同时被确定，或某一地被确定，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渊源与迁徙的次序问题。因为伏羲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是人必然会动，动是人的本能，尤其在人类还处于野蛮与文明的过渡转折点，逐步由狭窄，走向宽敞，由陡峭走向平坦，以求得相对优越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是必然的，也是本能的。伏羲的母亲华胥氏不也是逐水草而居、而牧，从今庆阳华池迁徒来到今西和县、礼县一带的么。电视剧《天地传奇》中有伏羲氏从外地接回了外祖母的情节，描述的应当就是这段历史。究竟伏羲的生地在何处，这不是以今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河礼县也罢，天水秦安也罢，都在伏羲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伏羲肇始文明之时，人类还在野蛮中。因此，伏羲不但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伏羲文化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要唤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史学工作者都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考证工程中来，为完成此项伟大的工程贡献各自的力量。
   伏羲文化就像一座耸入云端的大厦高楼，主体上部已被漫长的岁月和悠久的历史风化湮没，楼基却永恒地存在于岁月的沉沙中。伏俊琏教授在《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中说：“研究历史，它的本来意义就是发现，而无所谓发明。我们的任务，就是一点点刨开历史长河的沉沙，发现历史的真相。”赵逵夫教授已经刨开了仇池地区的“沉沙”，楼基部分已突出地面，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续向下“刨”，大家都来“刨”，不分等级、贵贱“刨”，中华民族一起“刨”，一代接一代地“刨”，总能“刨”到底，“刨”出个究竟。
   1986年，我有幸参加了《兰州市煤炭志》资料收集工作，从中学到了许多关于方志的知识，尤其是得到一幅《元陕西行省地图》，标有“仇池山”“西汉水”“西和州”“礼店文州元帅府”“邽山”“陇西”“秦安”“天水”等与伏羲文化密切相关的珍贵地名。此图的得到，更加激发了我对伏羲“生于仇池”的探讨热情。从这时起，我便开始有目的地收集资料，但仍然是积累资料而已，并未萌发写东西的念头。因为学历、资历、经济状况不允许。
   至2007年，我积累的伏羲文化资料已达1.5尺厚，经分类排比，认为有必要串起来，形成一个简单的书面资料。经多次反复对照，发现已经是一个成形的东西。这时已到了2008年4月，想写又不敢写，因为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中引《中庸》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又引《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先给李学勤先生写信请教，但因为李先生忙未顾及回信，我就自作主张开始写了。起初，怕别人笑话偷着写，2008年底才公开了。
   2011年，我多次向张克复研究员请教，他指出了许多不足之处，给予了耐心指导。我撰写的方法是不列提纲，不打草稿，信笔而写。大体用了两种手法： 首先以《山海经》“昆仑”为论题，历代先贤的典籍为论据，以证明“昆仑”的实际存在及存在的地望。
   其次以自己认为的“昆仑”为论题，寻找现实中的“昆仑”与《山海经》中“昆仑”的对应点。对应点对上了，又要找出历朝历代的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为论据，辨析《山海经》之“昆仑”与现实中的“昆仑”是否相吻合。
   如此，几个证据形成一个小证据链，共同证明这个小概念的成立。几个小证据链又形成一个大证据链，共同证明这个大概念的成立。最后，这些大概念形成一个核心，共同证明总概念的成立。
  而这个总概念就是“古昆仑”，同时也就是“伏羲文化”的渊源。
   笔者在整个撰写过程中，由于思想高度集中，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家人叫几声也不知道回应，亲邻都说我“神经不合适”。
  的确，那段时间如厕都在想文章中这一句该怎么写，下一句又该怎么写，那一段还缺少什么。有时睡到半夜，灵感冒出来就必须写下来，不然第二天就想不起来了。
   其间，因资料缺乏而内容不全者有很多。如写“漾水”一章，没有《水经注》就去西北书城抄，报纸一铺坐上去，连续抄了三天，才将全文抄完。在写到“河水”“赤水”时，无书可抄，便留下了这部分的缺憾。有时为了买一本书要费好大劲，才得以如愿。也有许多好心人无偿支持，赠以优秀书籍。如相识恨晚的伏俊琏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送了他的著作《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人物志译注》及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周宜兴的《中华文明八千年之说》等书籍。甘肃文化出版社原彦平主任赠送《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及《史记》《中华龙文化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嘉峪关论坛论文集》等。我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及时弥补了本书的缺憾。 这本《伏羲文化渊源考辨》的撰写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一开始正赶上原单位阿干煤矿破产，仅有400元薪水，无住房，食不果腹，为了求生存和查资料方便又来兰州租房。现在的家中除餐具、被褥和一台洗衣机外，其余都是垃圾堆捡的，如写字台、凳子、书架等。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完成了《伏羲文化渊源考辨》一书的撰写，我毫不谦虚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伟大”是说伏羲文化本身的伟大和非凡。但只是在史学界专家老师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这样说。这个成绩首先应归功于伏羲文化本身及先哲们的典籍记载。个人部分则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我的爱人马翠花是一个聪明、贤惠、善良的女性，也已年逾花甲，浑身是病，胆结石已查出约15年，腰椎平移三节，高血压170/110，手指骨刺，脚跟骨刺疼痛不止，还做环卫工。尽管如此，她曾经一次性拿出2000元工资支持我的撰写工作。两个儿子因无住房，婚姻告吹。确切地说，我既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的妻子也无怨无悔。其中有两个春节，矿工会按特困户补助了100元渡过了年关。无奈地想，我却是一个比较合格的民间学人，这只不过是自慰宽心罢了。想毕，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难关终会渡过，柳暗花明的景象就在自己眼前。
   201 1年元月，正值改稿的关键时刻，心脏病突发，在解放军第一医院抢救治疗，阵阵冷气攻心，心痛如刀绞，自感吉凶参半，余日不多，恐其书稿半途而废，便叫儿子电话联系，准备将书稿交给甘肃省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处理。他在电话中说：“你年轻轻地走哪里去，给我好好地活着，这么大的事，你已经承担下了就要办完。”并说要“到医院来看望我”。这善意的批评，这充满热情的鼓励，激发了我与疾病抗争的信心和决心，不久，我又恢复了健康。在我多次的搅扰下，张会长每次都是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耐心指导，不厌其烦地解释。他说，“崦嵫山”“昆仑”“西海”等观点“我二十年前即有论述”。所以，张克复会长就是笔者的指导老师。直到给出版社送手稿时，书名还未取好，张克复会长当即说：“那就《古史考辨》吧。”后来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管卫中先生认为外延“太笼统”，就又改为《伏羲文化渊源考辨》。礼县宣传部长赵旭东建议，“书名和封面要突出西和、礼县”。 书稿写成后，最需见面的人是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教授和伏俊琏教授。因为他们二位是国内著名学者、研究“伏羲文化”的大家，想见又不敢见，又不能不见，也不可不见。后来有幸拜访了二位教授，他们给了很高的赞誉和肯定，并和蔼可亲地指出了许多文法上的修改意见。伏教授又为本书写序。真是悬心而去，满意而归。有人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谢，发自内心地说声“谢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甘肃省电视台黄浦军主任的鼎力相助。衷心感谢甘肃省电视台领导及全体职工，感谢黄浦军主任。礼县宣传部副部长赵旭东曾先后多次接待了作者，对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感谢为此书做出贡献的所有仁人志士。 我坚信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被历史湮没数千年的伏羲文化渊源之地定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大放异彩。因为学识有限，书中有诸多遗漏或谬误，恭请各界读者斧正！ 任维东 2014年5月15日于兰州五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