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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的研究，多年来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我这里从外围的角度谈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人们常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的理解，所谓“人文始祖”，是说伏羲把人类带到了文明的大门。所以，“伏羲时代”到底是“文明时代”还是“野蛮时代”，就是一个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与“野蛮”相对。人类社会究竟是怎样走出野蛮时代？文明的曙光是怎样撒向人类的历史？这是数千年来仁人先哲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中国先秦诸子大都涉及过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尽地分析了人类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把阶级和国家作为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要判断某一个社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还必须提出若干具体要素。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讨论文明起源的热潮。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认为，“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1977年）一书的补记里，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作为判断是否文明的标志。我国著名学者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年）一书中指出：“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宫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记载（秘鲁似乎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按照这些要素，中国的文明社会最早只能追溯至夏代后期，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商代作为中国文明的源头。那么，伏羲时代自然是野蛮时代无疑了。
   现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探索最大的不足，是疏忽了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期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比较早而且较有系统的当为《周易·系辞》《韩非子·五蠹》和《礼记·礼运》。《礼记》虽为汉代学者所编辑，但其中不少材料来自先秦，《礼运》就是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五蠹》写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韩非子是以“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作为标志，来说明人类踏上文明里程的第一步。而“钻燧取火”在《绎史》所引《河图挺辅佐》中，说成是伏羲所为。
   关于伏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史籍也多有记载，最著名的是作八卦。《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
   伏羲创制八卦的说法，屡见于史籍，也见于民间传说。八卦是什么性质的符号呢？其实“八卦”同传说的古书《八索》很有关系。《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论左史倚相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但孔安国又说“索，求其义也”，却有些走样。八索就是八条绳索，同先民的结绳记事有关系。“八索”是八卦的前身，卦者，掛也。“示”字实际上就是“八索”的象形。《说文》“示”作“示”，像一根主绳上垂着几条绳索。《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这是赋予“八索”以神圣的性质。“八索”由最早的记事演变为占卜吉凶，成为“八卦”。所以目前发现的有关《易》卦的考古材料，最早的是殷周时的筮数。筮数是一连串的数字，有的是三个数字，有的是六个数字，可以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转译为《易》卦。这种筮数实际是从“八索”的结绳记事演变而来的。伏羲创制八卦，同他的“作结绳而网罟”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文字的起源，过去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说法，现在只能看作是一种传说。但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决非中国最早的文字却是不争的事实。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古文字学家已经越过甲骨文，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各种刻画符号。最早的像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龟甲残片上类似文字的符号，距今已7500年。而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1963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中，就指出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中陶器上的符号，唐兰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是“陶器文字”。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一组礼仪陶器上的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的学者也推测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
   由此推断，伏羲时代有简单的记事文字或符号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所谓“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说法并非向壁虚造。那么，可以说，伏羲时代已具备文明社会最核心的要素了。
   史籍记载伏羲的第二大贡献是“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我们知道，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原始渔猎时代网罟的出现和改进，无异于20世纪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其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
   伏羲对人类文明的第三大贡献是礼仪的制定，主要是乐器、乐曲和嫁娶之礼的创制。张澍辑的《世本·作篇》有“伏羲作瑟，伏羲作琴”记载，《楚辞·大招》也说“伏戏《驾辩》，楚《劳商》只”。《驾辩》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猜想可能和原始宗教仪式有关。至于《世本》所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更是非常重要的礼仪，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了。大地湾遗址中有原始礼仪性建筑房址，证明那个时期就有了古代文明标志的礼仪中心。这样就又到丹尼尔提出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文明社会要素之一的“复杂的礼仪中心”上了。
   当然，文明因素的产生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论，有关伏羲时代的文化还存在很多未能解决的疑难，材料也以传说为主，零散而不系统。但以上所论述要素表明，伏羲时代确实已经绽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是应当承认的。
   第二，要重视神话传说，包括现在还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伏羲传说的挖掘和研究。
   说起中华文明史，人们大都会想到“五千年”这个年代标志。但是这个五千年，也让历史学家深感不安，不安的原因，主要是年代不清楚和史料太有限。司马迁著《史记》，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也就是说，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有不到3000年编年史，还有2000年仍付阙如。而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史料十分有限，经过秦火的焚毁和汉人整理的变样，可信度大大降低，重建远古文明史，显得十分困难。20世纪史学界盛行的疑古思潮，更是让一般学者对先秦史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著名学者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理由，丢开唐虞夏商，仅从《诗经》讲起，中国文明史一下子缩短了2000年。顾颉刚先生为了重建上古史，首先做史料审定工作。但审定的结果是这些史料大都靠不住，于是重建上古史变成了对上古史的全盘怀疑。他在1923年写成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编故事一样。所以中国的远古史是历代人不断造伪的结果。郭沫若先生出版于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殷代才是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国外史学界研究中国上古史，一般只从商代讲起，有的从西周开始，认为商代以前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对神话传说采取了完全排弃的态度。
   但是，神话传说在研究古史方面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一些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先驱工作。例如徐旭生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还有他1947年和苏秉琦先生合写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论文，都对怎样利用神话传说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索，启发我们者良多。《山海经》一书，现代学者公认为是中国神话最集中的著作。著名学者胡厚宣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考证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尚书》《山海经》的记载一致。陈梦家先生也撰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论文，以神话传说与古文字考证相印证。这说明，古史和考古研究与神话传说的解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深入了解神话传说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就不能很好地研究远古历史。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传说往往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史实，断不可通盘否定。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绝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著名历史学家尹达先生在他一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衷心的愿望》（1982年为《史前研究》杂志创刊而作）中满怀着学术期盼地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然后他回答，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著名的荷马史诗讲特洛伊之战，在一般人心目中完全是神话，德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谢里曼自幼谙熟荷马史诗，确信史诗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不顾时人的讥讽嘲弄，毅然发掘希萨立克，完成了特洛伊城址的重大发现，重新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以前的文明。我国的禹都阳城也是传说，但近年来确在当地发现了年代相当的遗址，传说得到了坐实。
   当然，对待神话传说，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切忌简单化。神话传说年代久远，真假参半，人神难分，史事和神话糅合一起。所以必须认真加以区分。否则，把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写得一样真实确凿，这本身就是失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些神话传说，只反映人们美好的愿望，其中不包含狭义的史料价值。但是，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关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本民族心中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的代代相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通过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来完成。《周礼》中许多以“史”为名的官都和这些有关，或者是它的流裔。夏商周断代工程告诉我们，绝不能抹杀传说的价值。
   同时，也应当搞清神话与传说的关系，区分二者的本质特征。徐旭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传说总是掺杂神话，但“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这个观点对于研究伏羲文化尤有意义。关于伏羲的许多历史记载，不能单纯看作是神话。它们确乎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是抹杀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即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有文字记载以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通过口耳传诵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形成发展史的，远古的历史由此得以延续。《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识”是记的意思，汪荣宝说：“盖三皇无文聚其事，十口所传者而识之，所以为古。”其说是也。到了文字运用熟练以后，才被断断续续地写成文本；而口头相传的优良传统却从未中断过。这就是口碑与文本的相互印证。李学勤先生曾说过，古史传说免不了后人增添附会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古史传说的社会是存在的，二是古史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考辨。 第三，要把神话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 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应当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他在1925年写成的《古史新证》一书中指出：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所同也。……至地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为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为得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虱证明者，不能不加以具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要求学者以新的方法认识古代历史、研究古代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形成的理论先河，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推动意义。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明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考古学的发现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字的材料，一类是无字的材料。有字的材料，使今天的人们亲眼看到了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准确而直接告诉我们古代的某种信息，其学术意义是不待言的。没有字的这一类，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举一个例子，《仪礼·士丧礼》中有“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一段，“握手”是握在死者手中的东西，但它的形制如何，从汉代以来，学者不断考证，但意见分歧，聚讼纷纷，却未得确解。历代学者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只围绕《士丧礼》经文和郑玄的注详加考求，而没有顾及出土的东西。十年前，我研读《仪礼》时，查考了近五十年出土墓葬中与“握手”有关的东西，发现很多学者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握手”自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就有了，其形制多种多样，獐牙、贝壳、玉器、漆器、钱币、绢帛等，其他易朽烂的东西恐怕不少。“握手”就是死者所握之物，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至今西北地区安葬死者时还有“握手”，纸钱、食品、五谷、硬币等，变化不一。《士丧礼》所训，仅是战国时期某一地区有代表性的“握手”之一，对其考证不必繁琐神秘。可见，有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用无字的考古材料一比照就清楚了。
   我们期盼着伏羲时代文字材料的出土，但恐怕可能性不大。所以研究伏羲时代的文化，主要应当依据没有文字的出土的材料。事实上，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就是对伏羲文化的最好印证。尤其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伏羲时代相当于大地湾遗址第四、五期，大体相当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认为，这方面可挖掘的潜力还很大，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
   2002年7月（录自《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