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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 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之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之行次。”吴姖：《虞楠放招赋》：“吴姖，晻昧日月所翳（yì）。”《广雅》：“雨师谓之〓（qiáo）翳。”《史记·司马相如传》“召〓翳”注曰“雷师也”。 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正题上来。之前虽对“火炎昆冈”写了一点看法，现在看来太肤浅了，这是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原因。在赵逵夫教授对夏朝历史的考证结论的启迪之下，我才重新阅读和比较了这段历史，对《山海经》中出现的有关描述战争的惨烈场面的字、词、句、段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对《山海经》的作者、成书年代、成书背景及为什么要写《山海经》等问题也有了一些浅显的理解。这部分要写入《山海经》。 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洪范》的成篇时代”中说：“箕子是商纣的诸父，见纣政治败坏，淫乱拒谏，佯狂为奴，被纣所囚。 武王伐纣，箕子得到释放。”又引《洪范·书序》说：“武王胜殷，杀受（即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又引《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醜，故问以天道。”又引郭沫若先生曾提到《洪范》一篇说“《左传》三引其文以为‘商书’，《说文》六引其文亦以为‘商书’……”又引孔颖达说：“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记传引此篇者皆云‘商书曰’，是箕子自做明矣。” 《书·胤征》“胤、侯、命掌六师”。《集解》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 至此，可以探讨一下《山海经》的作者了。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经》前言说：“《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不详。过去认为是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到汉代初年楚、巴蜀、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 笔者有如下拙见： 第一，《山海经》应当是一部以记载地理为手段，以记史为目的的“史书”。 第二，《山海经》成书年代应当是始于尧、舜遣“鲧”治水，止于“夏启”初年或“帝仲康”时。 第三，作者应当是“伯益”而非“禹”。 起于“尧舜”的理由是：《夏本纪》载：“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四岳”不是一个人名，而是“群臣四岳”。“群臣四岳”之中，“伯益”应是其中之一。《夏本纪》又载：“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由此句看，“伯益”未被杀。 《夏本纪》又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淮南子·齐俗》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赵逵夫教授释“启亡之”言启灭了有扈氏。） “伯益”虽为“群臣四岳”之一，但应当是文臣。他眼见得“鲧攻程州山”，“禹攻共工国山”，启“遂灭有扈氏”，几次残酷的战争，中坚力量已伤亡殆（dài）尽，权力光复已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放弃拼杀，“而辟居箕山之阳”。他把自己对“有扈氏”的眷眷情感，用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百科全书般的满腹才华，倾注在笔尖之上，倾注在对自己祖先历史的撰写上，著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圣典《山海经》。 对于《山海经》的撰写，非亲临昆仑古战场者，写不出昆仑的山形水势，写不出两军对垒的惨烈战况；非“满腹怀经纶，笔间含露雨”者，写不出千年不解的千古奇书。“辟居箕山之阳”大概就是“伯益”撰写和续写《山海经》的时空所在。这就是《山海经》为“伯益”所作的理由。 那么，《山海经》非“禹”作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夏本纪》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说明启登帝位时，禹崩已三年。启“遂灭有扈氏”也是在“禹崩”三年后。已故之人如何晓得“遂灭有扈氏”之事？又如何写得《山海经》？这是《山海经》非禹作的绝对理由。 人同心，事同理，古往今来交战双方的战胜方，无不把侮辱之言加于对方。凡人争斗皆要标榜自己而诋毁他人。《山海经》中，虽未出现明显的诽谤之语，但充满着不满情绪。如：“鲧攻程州山”“禹攻共工国山”“孟翼之攻颛顼之池”“夏后启之臣”“孟涂见”“其衣有血乃执之”并“是请生”不允的暴烈场景。又有“鏖鏊钜山”“一臂国”“一臂民”“继无民”“无肠国”“女娲之肠”“夏耕尸”“铡头”“女子国”“无晵国”“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树”“一目人”“奇肱国”等不解之词，这是不是战争留下的创伤，不得而知，但“鏖鏊钜”是火刑，应当是肯定的。又“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羿与凿齿战于昆仑虚东”“夸父与日逐走”，应龙杀蚩尤与夸父必为虞夏战争无疑。这些战争不能理解为“禹”时，而当为“启”时及以后。这就是《山海经》非禹作的第二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