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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哲学家、《易》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楚辞集注》中云：“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指《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义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shèn）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挥之，政不必深与辩也。”这是朱熹对《山海经》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针对朱熹此言云：“观《楚辞·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辞辩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今安京先生在《山海经新考》中说：“朱熹之言过于鲁莽，缺少考证，但也反映出人们难于读懂《山海经》的无奈心情。”安京先生切中了针对《山海经》诸说不一的通病。
   笔者以为《山海经》是上古史书，记地理是手段，记历史才是目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进步。任何圣贤都不可能终结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历史的源头。在我们的周围，有我们认识的小世界，也有我们未知的大世界，不认识和未知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对我们目前仍无法认识的事物，不能一概否定，有待科学地进一步探究，也有待后人不断地认识、解释。《易》无作者，无年代，讲的是天地间的大道理；《黄帝内经》无作者，无年代，其用天地之大道理阐释人体科学的小道理，解释的是人体科学的小秘密；《山海经》无作者，无年代，讲的是什么，历数千年，看法各异，褒贬不一。人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模模糊糊地苦读、探索、猜谜、考证，但结论不明确，终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郭璞在《山海经序》中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hóng）诞迂夸，多奇怪俶傥（tì tang）之言，莫不疑焉。”他还劝导世人：“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xù）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混淆，自相喷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行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对于《山海经》中的怪异现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郭璞说：“世之所谓异者，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者，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黂（fén），越人见罽（jì）而骇毳（cuì），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郭璞说得多好啊！“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这就是人们久而久之形成《山海经》之“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