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兰州的解放，像融化冰雪的春水涌进了我们几个穷中学生的心田，诱人的招生布告和解放军宣传队在学校、街头的宣传，唤起了我们的革命热情。有的同志便参加了十九兵团文工团准备随军解放青海,有的同学报名上了财经学校.青年干校。我则被西北军区后勤部的永茂建筑工程公司（后改为五一建筑工程公司）录取了。当时，兴奋的心情与参加革命的荣誉感使我彻夜未眠,一股翻身得解放的滋味象蜜甜到了心头。心想这下学习技术建设国家的梦想可以实现了，困难的家庭生活也有望改变了，从此我踏上了建设新兰州的道路。
  刚解放的兰州，百废待兴。一面要支援西进的战事，一面要着手恢复生产、建设城市，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一被公司录取，当天就有位操陕北口音、高身材的军人到家通知，要求第二天报到工作。我一心想学习建筑设计，将来作一名工程师，可是通知我报到的那位军人给我谈话:你是青年团员，在学校当过干部，因此决定分配到人事科搞人事和劳资兼作团的工作。待我讲了自己的志愿后，得到的回答却是那命令般的语言:“团员要想到革命需要，必须服从组织分配”，这样我就成为公司唯一的人事劳资干部了。后来才知道给我通知上班的军人，是公司的副经理王爱民(后任省建工局副局长、重工业局局长)在部队当过团长，是位老陕北、老革命。
  一个领导干部亲自做这些具体工作使我惊讶，但已感到共产党的老干部无官架子、平易待人的好作风。我开始工作就碰到许多急办的事，如人员调进的手续,建立人事档案，工资的核算等,同时上千名从山东、上海及本地招来工人的劳资手续及工作调配都需要联系办理，有些事怎么办我不懂，只好请示王副经理,他总是耐心、和善地回答,帮助解决困难，同志之间有事也是相互帮助，使我更加感到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和老同志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所在的永茂建筑工程公司是第一野战军后勤部黎化南部长与北京市军管会副秘书长兼公营永茂建筑公司经理李公侠商定，为兰州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兰州成立的，并从北京派来了领导和少量技术、行政工作人员。经理杨耀就是从北京来的我国通晓明代建筑艺术而闻名的总建筑师，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讨论设计方案，总对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听完才作结论，待人和气，很讲究礼仪,对一般干部或工人谈起话来，总是“您”字在前，来人要走总是站起身相送,温文而雅确是一派学者风度。与工程技术人员团结相处很好，在公司很有威望。当时设计任务重，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上级决定从上海、浙江等地聘进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第一批约二十多人，这可能是兰州解放后最早从南方引进的人才，也可以说是上海支援兰州的先遣队。这批人中有高级建筑师杨锦麟、高级工程师丁得忠、杨德源，以后还有建筑师周震、于典章等。他们的到来,挑起了兰州城市建设中最早一批有影响工程的设计重担。那时兰州的条件与大城市比是很差的，生活水平低，交通、通讯极不方便。可是在支援大西北、支援兰州建设的召唤下，他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离别了妻子儿女，毅然来到了兰州。为了争取时间，避免路途疲劳，公司下决心从上海包了一架飞机把他们接来;那时各单位大都实行供给制，而给他们给予较优厚的薪金待遇，使他们安下心来，积极工作。开始时办公、居住条件都比较差，后来买下了鼓楼巷几座院落，经过整修，条件有所改善,并逐步把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家属从外地接来。技术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到兰州感到文化生活缺乏，我们青年团组织便把他们中爱好音乐的组成乐队、军乐鼓队，举办舞会、联欢会;参加大型集会(如天兰路通车典礼)我们的大型军乐鼓队走在全市工人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引起群众的极大轰动。尽管他们感到兰州有许多不如大城市的地方，但是组织上的关心照顾，兰州发展的广阔前景，深深吸引着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施展宏图大有作为。兰州这片空白土地，正好绘制又美又好的图画，兰州解放焕发的生机，一时间涌起建设的热浪。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大楼工程,要设计、要修建;省人民医院这座全省最大、最先进的综合医务大楼要兴建要设计;兰州饭店要求作为兰州形象标志的大楼要兴建和设计;全省行政首脑机关——省政府办公大楼要修建，全国最早设立的高等民族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要设计兴建，还有兰州医学院、省委党校、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等设计工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住宅、附属工程都要求尽快设计出图、投入施工。有的工程关系军事任务，有的是政治任务，有的工程要限期完成。全公司从领导到每个职工凭着高度的政治热情，苦干加巧干,勇于担负起了繁重的任务。那时没有计算机，设计计算靠手工，只多有把计算尺，设计图全靠手一笔一划绘制，晒图要靠阳光，劳动量都相当大,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人晚上加班要求休息或发加班费，哪项任务紧就自觉地去抢着承担。在这种环境生活，多完成工作任务，提早绘出设计图纸好似就多了一份快乐。我虽没有直接参与设计和工程施工，但作好服务、搞好人员的调配安排,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觉得分享了一定的乐趣。特别通过设计任务和施工的展开，最先感到兰州城市建设的曙光,再苦再累心中也是高兴的。当时,公司最先承担的设计、施工任务就是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大楼(后为兰州军区司、政、后大楼)，任务重、要求急，整个建筑面积约两万多平方米，设计和施工质量要求高。如后勤大楼设计时为了显示军事首脑机关的庄严、凝重、坚不可摧的气势，设计的楼面采用了大块条石砌筑，兰州找不到合适的石料，就从山东采运，那时的交通条件和机械水平很差，全是用人工和汽车搬运的，砌墙的石工也是从山东请来的。为了保证质量，设计人员要经常下工地，实地帮助解决问题，可是没有车辆，又不通公共汽车，从鼓楼巷走到军区工地，路上就得耗费大量时间，自行车当时也很少，我国不能造，只能想法买了几辆日本产僧帽牌自行车，分给各设计室轮着用。如果突然遇雨，从工地回来便全身是水两腿尽泥，因为兰州那时全是土路。艰苦的条件锻炼了人，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付出多大辛劳，设计、施工一定按要求保证质量,一丝不苟，百年大计的思想深入人心。这项工程从1951年4月开工，于1952年和1953年胜利竣工，设计和施工质量完全达到了要求，建成速度创历史水平，受到了军区的表彰。通过这项工程，使本来一些文弱的知识分子干起活来也敢打敢拼，不怕苦不怕难，为后来担负繁重的任务练了兵，打下了好的基础。随着各项设计任务和施工的展开,我感到这个公司对兰州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工作中我也逐步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更自觉地全力投入自身的工作,吃住都在公司，任务多就日夜干,直至完成为止，并抽空向技术人员学习技术业务，党团组织也给我很多帮助，更加坚定了我献身革命的思想，1953年我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立下的誓言激励我勇往直前。
  1953年，省上根据基建任务的不断加大,为了加强领导，决定成立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1955年改为甘肃省城市建设局)又称省建筑工程公司，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将兰州原来属部队和地方的“五一”、“共和”、“中国”、“西北”等建筑设计、施工单位统归于该局领导,对各公司的设计与施工人员作了重新调整，设计人员调集到五一建筑工程公司，改称为省建筑设计司（1956年改为省建筑设计院)。我被调到省建筑工程局团委负责抓秘书工作。那时青工在在建筑职工队伍中所占比例是很大的，有些工区(管若干个施工工地)青年工人占到百分之八九十。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对完成工程任务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培养一大批兰州本地的技术工人尤为迫切。因为当时的技术工人绝大部分是从上海、浙江、东北等地招来的，其中相当多的是流动性的，到寒冷季节或完成任务便回原籍,这对保证工期、提高质量在组织上带来许多困难。局党委决定把加强青工思想教育和技术提髙的任务交给了团委。我们团委四个领导成员便分别下到工地搞试点、摸经验。这也使我有幸直接参加了民族学院、省政府办公楼和兰州饭店的建设工作。住在工地、干在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了建筑工人晒烈日、战风寒，手搬肩扛，一砖一瓦,一身汗、半腿泥盖起座座大楼的艰辛。五十年代初,施工没有水泥搅拌机，没有起重吊，没有空心砌块和各种轻型材料，完全靠体力，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当他们盖好新楼房的时刻，便是该搬进另一处工地的工棚的时候，建筑工人这种吃苦在先、奉献在前的精神，常常激励着我去走曲曲折折的人生路。兰州饭店工程，我作为抓青工技术教育的重点。因为那是兰州修建的第一高楼，主楼高八层，建筑面积连同配楼共4300多平方米。在高楼林立的今天来看,这项工程普通而又普通，可在五十年代初，在兰州甚至在西北数得上是第一高楼，因为它比兰州宏伟一时的西北大厦高三倍，建筑面积大得就更多,而且质量水平之髙更不可比。就是西安的人民饭店修建时间也迟于它。兰州饭店工程作为代表兰州的形象工程，局里要求质量要创第一流，技术上也要创新。我记得在施工中第一次进行了基础工程和主体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冬季施工，在零下23℃的条件下，采用了蒸汽养护法,这在兰州施工建设中属首次，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保证了质量。主楼1954年开工于1955年10月竣工，配楼以后陆续建成。根据施工的需要，提高青工的技术成为工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帮助工地团组织开办了业余技术培训班，请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讲课，讲技术规范、各工种的质量标准、看施工图纸，进行示范操作讲习等，结合工程进度有重点的讲课，受到了青工的欢迎，对保证工程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普遍培训的基础上，同时广泛开展了拜师帮教活动，请有技术的老工人带徒弟,在互帮互学的条件下签订师徒合同，这样使青工的技术学习与每天生产实践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有利于提高生产技术,也增进了职工互助团结的气氛。这些办法很快在全局各个工地推行开来，掀起了一个学习生产技术的热潮。
  西北民族学院是1953年11月开工兴建的，建筑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是全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民族最高学府，是全局的重点工程，局团委决定我在这里蹲点，继续抓青年工人的技术教育，在青工中还开展了学习革新能手王崇伦的活动，组织团员和青年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当时职工的生产热情都很高，围绕着提高工效、提高质量、减轻劳动强度技术革新活动搞得风风火火，小改小革不断，在施工中推行了流水交叉作业线活动，加强了各工种之间的衔接协作，使工效大为提高，也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青年技术能手和生产尖兵。在这种形势下，我抓了组织青年突击队的试点,借鉴北京等地的经验，经过工地团组织的精心推荐，首先组建了以木工技术能手刘古熊为队长的木工青年突击队，还有先进工人曹宝珍为队长的瓦工青年突击队。成立时举行了隆重的颁旗仪式，省建筑工程局局长宋钦亲自授旗并讲话，从此全局系统掀起了学习和创建青年突击队的活动。民族学院的建设在突击队的带动下，搞得热火朝天。民院建设在南山高坡地带，地质条件比较差,多次出现塌方、下陷事故，为了排除事故，抢回工期，以青年突击队为主力，动员职工日夜连续作战,有的职工负了伤也不下岗位直到最后完成任务。那时工程质量要求很严，从工地主任到工段长、施工员、监工员层层把关，青年突击队中都由队长亲自抓质量。
  发现问题立即返工，轻者批评检査，重者停职处罚。这样使“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牢牢印在每个职工的心中。比如浇灌混凝土，多次遇到雷雨天气，或者到下班时间还浇不完，为了不使水泥强度降低，便组织职工和突击队一鼓作气进行抢灌,为保进度有时冒雨挑灯夜战，任务完不成就不下火线。困难一个个被他们踩在了脚下，而教学楼、办公楼一层层在他们的脚下升起。1956年刘古熊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青年突击队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受到了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4年下半年，局党委决定调我去办“甘肃建筑工人报”，这是一份在全省建筑系统发行的四开四版小报，同现在兰州晚报一样大小，编采人员有十多个，每周出两期。当时在全省专业报纸中，发行量除“兰州铁道报”外是最大的。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也给了我一次重新学习的机遇，学习写作、学习建筑行业各方面的知识，还有编报的业务，好处是这几年我从建筑设计到建筑施工都有所经历，联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还不陌生，并且是有感情的，因此到报社编稿或下基层采访尚有不少便利之处，发现了一些好的线索和先进典型及时作了报道。1955年局里经报省委组织部任命我担任了报社副总编，总编由局党委宣传部长王宪宜兼任（后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工作担子加重了，我越觉得学习的迫切性，正好省上办新闻夜大，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这一段时间兰州的城市建设根据国家批准的总体规划，从路到水以及大厂矿建设的前期工作正全面展开，一批大型民用公共建筑正处于紧张施工之中，报社接到大量来稿。我同报社同志以及各单位的通讯员共同组织起来，深入工地实地采访，宣传了一批先进人物和优秀工程，反映了职工生产、生活中的苦与乐。群众称报纸是他们“学习的好老师,生活的好朋友”。报纸还运用照片、绘画、办专刊的方法，把新建成的一座座大楼、住宅登出来，让职工分享自己劳动的成果,感受劳动创造的伟大，特别对各地来支援兰州建设的职工所作的贡献，作充分报道，并把这些消息传到他们的家乡，起到了相互鼓舞、互相支援的作用。我在报道这些建设成就和兰州发生的一个个变化时，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兰州的重视，也深深为全国各地对兰州的大力支援而感动,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兰州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据有关资料记载,兰州解放时的建筑职工只有700多人，到1957年猛增到67800多人，新建的住宅面积达110.35万平方米，超过了解放前历年建筑房屋面积的总和。一批住宅新村建立起来，如和平新村、团结新村、建兰新村，还有一些厂矿的住宅区都是这个时间新建的。那时我最欣赏著名诗人公刘的《兰州》这首诗,他写于1957年夏天，反映了当时兰州建设的繁荣景象，歌颂了各地支援兰州的献身精神。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读起来仍散发着昔日的芬芳，诗写道：兰州的马路尘土飞扬，一堆堆砖瓦一堆堆泥浆，这边的厂房在安装机器，那边的学校散发着漆香。
  市声喧嚣，人群掀起彩色的波浪，各路口音，各路的梳妆，过往行人偶一驻脚，就能在身边发现故乡……粗线索勾出一个大理想，城市的每瓣肌肉都透露着生活的力量；同志，你是否也觉得它像一个少年，发育异常，却绷着一件窄小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