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兰州解放前，由于我的家境贫寒，也读过一些传播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因而对国民党的反动黑暗统治强烈不满,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1948年就和党的地下组织有了接触。1949年初，中共皋榆工委文化支部书记张风锦同志，让我写自传，填申请表，说党组织准备讨论吸收我。我把自传和表写好交给他后,6月初他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并告诉我地下党的一些规定和纪律等。不久，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白色恐怖笼罩兰州大.地，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给兰州解放后接管旧政权准备一批干部，允许一些入党不久、缺乏斗争经验、容易暴露的党员从兰州疏散出去。我经组织同意后，利用朋友关系和我二哥、四弟三人一同混入国民党—二〇军一七三师师部，并很快就随该部向陇南出发。
  6月下旬，该部刚到清水一带,我解放大军已打垮马步芳的数万骑兵，跨过固关，向清水敌军发起攻势，敌一七三师不敢恋战,一路溃退到天水后又继续西逃。这时，四弟失散不见，我和二哥就乘混乱之际，从敌军中逃跑出来,到天水一兵团报到后参加了工作。7月中旬，随一兵团向西挺进，于8月中旬抵达临夏。原来准备策应二兵团和十九兵团攻打兰州，等到8月26日已知兰州解放,马步芳父子率残部返回青海西宁。一兵团即挥师直捣敌人老巢,9月底解放了西宁。我到西宁后，即向联络部领导提出，要求回兰州接党的关系。联络部部长马寒冰同意我回兰州接关系，但要到兰州一兵团卫生学校工作,以后随该校去新疆。
  我回到兰州后,找到了原兰州地下党领导人、这时任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长的罗扬实同志，他领我办了党员登记手续，并留我在兰州工作。先在二区区公署搞了一段民主建政工作，后调我到市委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学习结束后就留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3年改任秘书，于1955年初调市人民委员会任秘书科长。很快就和秘书这个行当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在1958年后身处逆境时，也没有完全放下笔杆子，渡过了漫长的四十几个春秋。秘书工作是一项既费脑子、又损害身体，既出不了名，也得不到什么实惠的工作。又何况在这几十年中，几经风雨，屡遭坎坷，一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算又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平稳日子。
  说起来，秘书工作有苦也有乐。秘书工作是为领导服务的，和领导接触密切，对自己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较快。我五十年代接触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人。他们都是革命资历长，思想政策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作风廉洁朴实，对年青人非常乐意帮助和培养。我那时二十刚出头，只有师范肄业的文化程度,在政治、思想上相当幼稚，生活上比较自由散漫。但是，在这些领导同志的耐心教导和亲切帮助下，我慢慢学会了做工作，思想作风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和提髙。下面,我想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兰州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强自修同志。1953年我从政策研究室调任秘书处秘书后，除秘书长经常布置工作外，有时强书记也给我亲自布置任务。他叫我写材料，都是事先把他考虑好的提纲交给我，同时也把上级有关的文件交给我,让我再去搜集资料整理出初稿，他亲自动手修改定稿后，再提交有关会议讨论通过。给我印象最深、帮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54年初夏下兰州通用机器厂搞调査研究。兰通厂是1872年清朝末期左宗棠率湘军来兰州时创办的一个老厂子。当时规模不大(大概有四、五百人)，机器设备和产品也比较陈旧落后，职工思想混乱,生产搞不上去。这时，兰州市委已把工作重心转到工业生产建设上来，又正在推广东北五三工厂的先进经验，强书记想亲自下去抓个点，以取得经验后指导全面工作,于是就选择了兰通厂这个问题较多的老厂。他带领市委、市工会抽调出来的七、八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进厂就马不停蹄地开展了调査研究工作。他亲自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党团员、妇女、青年等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又先后找厂长、科室、车间负责人个别谈话，还带上我们到车间、职工家庭中实地观察访问，通过这些渠道，广泛深人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研究解决的办法。在座谈访问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原因很多，如:机器设备太陈旧落后（当时多的还是皮带床子)呀，生产上事故多、废品多呀，职工的工资低、生活福利差、思想也比较混乱、积极性不高呀，厂子里还有坏人捣乱呀，等等。强书记让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整理梳成辫子，经过分析思考，心里已经有了底,就找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白希仁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把问题摆出来后，问白厂长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白厂长还说主要是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强又问他:机器设备出了问题靠谁修，白说当然靠人修。强又进一步追问:人的思想上出了问题怎么办？白说:现在厂子穷，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厂里没办法解决。说来说去，白厂长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强书记最后带批评性地说:你说了这么多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你们只注意抓生产，而没有把人的工作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好,对职工的生活疾苦不够关心、能解决的也没有解决好。由于这些原因，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所以就造成事故多。废品多，效率低，生产上不去。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从做好人的工作下手。加强党的工作，加强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大家一起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可能解决的职工生活问题，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可以解决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把生产搞上去。对强书记提出的批评，白厂长表示他一时还接受不了，等他好好想一想再说。他考虑了几天后，来找强书记说，他现在想通了，你找出的原因和开出的药方都对。强书记看到已经把厂主要领导的思想打通，就让我按他的思路整理出一篇调査报告，经他亲自修改定稿，经工作组和厂里科以上干部会讨论通过后，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他在会上作了报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我们离厂后，厂领导按照强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了整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起色。强书记的这篇调査报告,经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并报省委同意后，在甘肃日报上全文发表。1954年7月中旬市委召开了厂矿党群工作会议，强书记作了“关于加强党的工作，加强工会、青年团的工作，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报告，全市掀起了劳动竞赛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通过这次工作，我对强书记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接触的是接替强自修的市委书记杨一木同志。他来市委后即着手筹备召开兰州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给我布置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市委的工作报告。他也交代了他的意图，就是要总结兰州解放五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两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我第一次写这么大的报告，还摸不着怎样才能写好,就按照一般写总结的办法，平铺直叙地写了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字的报告。杨一木看后，笑了一下，就亲自动手修改，然后交给我抄写。我一看，整篇报告压缩成只有八、九千字，文字不但简练了，而且突出了中心。
  他指出：全市党组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实现国家的工业建设计划，把兰州建设成一个以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全市其它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整个报告中心突出、主次分明、气势很大。我看后不禁暗暗佩服，也学到了写文章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切忌平铺直叙，而要紧紧抓住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去写，才能写出言简意赅而又有强烈感染力的文章。否则，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第三个对我影响较深的是兰州市的副市长孙剑峰同志。1955年初，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兰州市人民委员会任秘书科长。我上班不久，就接到一项大任务，就是起草市人委向市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工作比较繁杂，剑峰同志当时是第一副市长,又是党组书记，任务很重，他又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谨慎细微，平常总是工作到深夜才休息的好领导。为了把这个报告写好、避免干扰，他带着秘书长和我，住进刚刚建成尚未接待友人的专家招待所(即现在的友谊宾馆)去写。吃、住都在招待所，环境安静舒适，可以专心一致地写东西。通篇的结构商量订好后，就让我动手写。我写好一部分,三个人就坐在一起研究修改一遍;等整个稿子改好誊清后，再从头修改一次。我虽在市委已写了几年材料，但采用这种办法写还是第一次。我那时还没有完全摆脱一般知识分子的习气，写东西老爱用一些比较华丽的词藻。剑峰同志是个务实的人，他把这些词句一律删去，只留下能说明问题的词句。他不仅注意通篇文章的政策性、实际性、逻辑性、通俗性，而且对文字也是字斟句酌,不说一句空话和废话。同时在修改报告的过程中,他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对一个单位或一个同志进行评价，不论是讲成绩还是说缺点,都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头。
  比如对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把他平常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缺点都集中起来，他就会变成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剑峰同志这种务实、严谨、细致的思想作风，以及他说过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和我相处时间最长、对我帮助很大的，是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土君朗同志。五十年代初，他在市委当秘书长，以后调市人委当副市长；以后到八十年代他回到兰州市人大当主任，•我都是他的部下。君朗同志为人忠厚正派，对干部能放手大胆使用，经常采用“压担子”的办法，使一些年轻干部能很快成长起来。五十年代我从市委到市人委，是他向组织提出调去的。八十年代我的错案改正后，原在市文化系统工作，也是他力排异议把我调到市人大工作的。前后三次跟他在一起工作，他都根据“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精神,对我相当信任，放手使用。如1955年我在市人委任秘书科长时,正碰上开展肃反运动。有人检举我曾给王洛宾通风报信，使王从兰州逃到北京。当时组织上以此为由头，要对我进行审査。
  事实是，王洛宾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家(后被人称为“西部歌王”），解放前，我就认识他，也有过一些来往。1949年西宁解放后，他被一兵团宣传部任命为文艺科副科长，随军去新疆。1953年,他请假回内地接家属，先直接去北京找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丁玲等同志,帮他在北京当一个中学音乐教员。
  新疆军区因他久假不归发了一个内部通缉令，我偶然听到后出于惋惜的心情而告诉过我的两个朋友。之后，王洛宾从北京回到西宁接家属，路过兰州时,我的一位朋友把新疆军区通缉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很快就把家属接上返回北京。在肃反运动刚开始,另一位朋友在他们组织的压力下向市人委党组织写了一份检举信，检举我曾给王洛宾通风报信,组织上就以此为由头，并怀疑我是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特务，把我列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查。在此期间，君朗正好要去北京开会，受党组织委托到北京找了原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证实了我的入党问题,对我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他把罗扬实写的证明材料带回兰州后立即让我开始工作。后又经组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终于弄清了我的政治历史问题，给我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召集会议当众向我赔礼道歉。1982年，把我调到市人大当综合处副处长，主要是搞调查研究，写材料。上头有六、七个副主任分管政法、财经、文教专项工作，下面只有九名干部，而中间只有我一个负责人，样样事情都要经过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实在应付不过来，怕贻误工作，便向君朗和其它九位领导反映情况，并建议按口分成几个摊子。君朗和几位领导在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综合处，分别成立了几个委员会，各管口。我卸下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只管科教文一摊子的事，但君朗主任有时还找我帮助搞一些事关全面工作的材料，我也尽力而为。
  上面说的这几位老领导，虽然在思想上、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大,但始终没有超过领导和被领导的正常范围。在我遭遇厄难时，他们没有庇护过我，在我处于顺境时，也没有破格提拔，使我能青云直上。1958年后，这几位领导也多次受到错误的批斗和处理，含冤负屈许多年，但他们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一颗红心永不变，终于等到了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日子。我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他们这些革命前辈为榜样，也一直坚持了下来。回忆往事，使我更加崇敬和怀念这些高风亮节的老领导同志。而今，强自修、孙剑峰两位老同志已经去世，杨一木同志远在北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亲切教诲至今还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还健在的王君朗夫妇俩,还和我们这些共事多年的老同志时有往来，一杯清茶，几盘小菜，闲话往事，笑谈时尚，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