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初到五区全士英1950年2月，成立不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兰州市委员会，在各区建立区一级的团委,将我从原团省委派驻西北中学工作组(1949年12月进驻西北中学，最初3人,10天后仅剩我1人)调到兰州市第五区做团的工作。当时，团区委的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兰州市第五区工作委员会。3月初，我离开西北中学到了五区。团五区工委有干部3人，一位是从老区来的女同志，一位是回族青年，干部结构有利于开展青年妇女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五区柏树巷、小西湖、硷沟沿为回族聚居地区)。区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青年人，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供给制待遇,没有电、没有钟、没有车(最初连一辆自行车了没有)，然而，大家激情满怀，朝气蓬勃，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和信心，相互之间结下了真挚的友情。
  五区位于兰州市的中西部,东起安定门和解放门，西至七里河沟(今安西路一带)，南界西五里铺、沈家岭和狗娃山根，北临黄河。
  除解放门至新桥(原称握桥)为商业街外，其余只能称为大道、小巷或村庄。上、下西园、雷坛河东西台地、磨沟沿、北园为蔬菜果园区,梁家庄至骆驼巷一带为粮食作物区，就连居民较多的上、下沟也有部分蔬菜地和果园,望垣坪(时称白土台）、华林坪、兰工坪（旧名乱骨堆坪)、五星坪白骨垒垒，荒坟遍地，狼狐出没，孤鸦哀鸣，除临街的坪地边缘有少量住户外，坪上渺无人烟。五区还是兰州市的南大门，为临洮、临夏、甘南、陇南商旅必经之地，往来行旅，闲杂人员很多，十分复杂。在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解放初期是很不平静的。这里潜藏有国民党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反动官吏、会道门头子等。他们互相勾结，散布谣言，抢劫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
  而居民群众则因兰州解放不久,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国民党卷土重来，颇心存疑虑。有些茶馆、居民家庭甚至还贴上在国民党时期常见的“莫谈国事”，以警诫自己和别人。在这种条件下，开展工作非常困难。白天尚称平静，夜晚，特务、土匪出没无常,施放冷枪，制造混乱。因此，机关单位不得不加强戒备，每晚轮流持枪站岗警戒。1950年的春天，在五区连续发生了郭凯、施述彭、周善福等反革命分子武装抢劫小西湖兽医学院，小股土匪抢劫离区政府数百米之遥的傅家巷居民和磨沟沿富户牟鸿斋等。为了安定民心，宣传政策，改变群众在反动分子欺骗下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不正确认识,我们常在夜间到各街召开群众会议（白天都出外谋生，无法开会)。时近5月，我和公安五分局的一位同志同去上西园开会，深夜返回。当我们走到上、下西园交界处(今下西园铁路道口），与自柏树巷窜来的10余土匪遭遇。夜幕中，辨别不清，土匪胡乱地向我们开了两枪。我们赤手空拳,无法与之抗衡。商议后，决定由他(公安五分局的那位同志)就地隐蔽监视，我到五分局(当时分局驻地在今文化宫南部右前侧)报告，请求治安队警察追击。当我和治安队赶到下西园时，土匪已向华林坪方向逃走。我们跟踪追击，从香巴沟追到华林坪，但见鬼火明灭，野鼠惊窜，土匪已渺无影踪，只好悻倖而返。
  1950年上半年，我们积极开展街道青年工作，在各街成立青年小组或青年联谊会，团结广大青年协助政府工作,并从中发现有一定觉悟，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具备团员条件的青年，吸收他们入团。五区一街是我们初期工作的重点。一街管辖的范围是握桥至下西园路口，以及金天观、太平沟、磨沟沿和华林坪边缘地带。金天观以西的台地上(今五公路)有一小片农田。这里有一位青年农民，名叫张福，兰州解放时，他曾为解放军作向导，勇敢地带领解放军进入九间楼，缴了国民党一个排的武器。人民政权建立后，热心街上的工作，表现很好。在金天观(今工人文化宫南部）的临街铺面，多为刮樓子的手工作坊，有的是个体劳动者，有的还雇有少量工人，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热心公益事业，常在街政府帮助工作，我们就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为青年治安小组，重点监视住在太平沟26号的反革命分子周善福。经过考查,将其中6名符合团员条件的青年吸收入团，并成立了团的支部。
  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成为街政府各项工作特别是治安工作的有力助手。
  从1950年年初开始，以郭凯、施述彭、周善福为首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土匪、反动军官、会道门道首相勾结，组成“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反动组织和反动武装，频繁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其中，反革命分子周善福，解放前就住太平沟(今兰新铁路2号隧道之上，大部分已在修建铁路时削掉)，为附近群众所认识。当其反革命组织准备于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发动武装暴乱时，周善福在狗娃山一带策动无极道配合。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早已为我公安部门所侦悉。在这场与反革命分子斗争中，五区一街的青年治安小组，在公安五分局的布置下，严密监视着周善福的一举一动。其间，曾有20多天不见周善福的踪迹，他们就以串门、拉家常的办法，从周的妻子口中获悉,周曾去平凉进行反革命串连。青年治安小组及时将这一情况向五分局作了汇报。不久，发现周已潜回兰州，并回到家中，他们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五分局。在五分局的周密布置下，治安小组对周的住所进行了详细侦察。深夜,在公安人员的率领下，对周的住所周围布置了岗哨。青年治安小组的成员们秘密接近周的院墙，由一人支肩，一一翻越院墙。团支部书记张福首先扑人周善福的住室，其他成员接踵而入，周猝不及防，被一举捕获。这个反革命组织其他主要成员郭凯、施述彭等也分别被捕。经过公审，郭、施、周三犯被处死刑，从犯10余人被分别处以徒刑或予以宽大释放。
  一街团支部和青年治安小组在与反革命分子斗争中表现突出。团支部书记张福因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治安工作中，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因而被选为出席兰州市、甘肃省和西北地区三级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和甘肃省民主青联副主席。
  在反革命分子郭凯等策划暴乱的同时,其他反革命分子也紧锣密鼓，蠢蠢欲动。5月初，反动分子马有福利用解放军向小孩问路一事，大肆造谣，诬称“解放军抓娃娃”、“共产党要把娃娃送到苏联炼油”等等，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游行，呼喊反动口号。这件事发生后，立即影响到全市不少家长听信谣言，不让孩子上学，迫使各个小学关门停课，部分中学也受到影响，学生锐减。市委紧急号召全市干部，全力以赴，动员学生上学，迅速复课。我们在区上的干部，处在第一线，任务更重。每天到群众中走家串户，作说服动员工作。五区已建立的4个街道团支部和各街的青年小组作了很好的配合，他们一面驳斥反动谣言,一面先动员亲属中的学生上学，并挨家挨户劝说学生家长不要听信谣言，赶快送孩子上学。在各街，我们又举办了青年学习班，讲时事政策，教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批驳反革命谣言，吸引了不少不上学的学生。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学生逐渐回到学校，到5月下旬，各校已全部复课。从动员学生上学的工作中，我们认识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重要。在当时文化生活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就很能吸引人，如果能演出一些节目，岂不是能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因而,萌发了组织演出队的想法。
  上、下沟(下沟为五区八街，上沟为九街）的一些失学青年，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演奏管弦乐器，我们就因势利导，将他们组成演出队，演出一些不需要舞台布景、不需要很多道具的小节目，如《兄妹开荒》等。他们热情很高，自带乐器，自带道具，还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必要的布景。起初，演出队只在本街演。后来，临近街道也邀请他们去演,影响不断扩大。年底，大、中学校放假，大批学生参加进来，使这个小小演出队顿时火暴起来，迅速发展到30至40人。人多了，办法就也多了他们又借来了幕布，开始排练大型节目。这时，我们找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名叫《一贯害人道》，非常适合当时的形势，而且演员中有的还有这方面生活体验，对于“一贯道”的内幕了若指掌，因此，决定排演这个节目。节目演出后，深受各界群众欢迎。1951年3月，兰州市人民政府布告全市坚决取缔“一贯道”，全区各街纷纷请他们演出。“一贯道”道徒们看过后，主动到派出所登记，并揭露“一贯道”的罪行。这时，全市农民代表大会在市委礼堂召开，特别邀请五区青年剧团演出，他们维妙维肖的演出，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赏。青年团兰州市委为鼓励剧团所作的贡献，拨了专款，购置幕布、道具等,使剧团的发展得到了物质保证。以后又排演了大型歌剧《刘胡兰》等，对提高居民群众的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个剧团的推动下，雷坛河一带(时为五区六街)的青年团也成立了演出队。但这里的青年人小商小贩多，文化素质较低，他们的剧团以演秦腔为主，曾演出《八件衣》等节目，向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
  岁月流逝，转眼已是近50年的事了。这些往事仅是1950年我初到五区的点滴回忆,并非全部工作。它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