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从1949年到1999年,在这整整半个世纪中，兰州，这座西北古城，虽历经风霜却璀璨依旧；我，一个已逾古稀之年的老人，亲眼目睹了这一沧桑50年巨变，深感欣慰。恰逢兰州解放50周年纪念，谨以我在兰工作50年中的点滴回忆以供参考，同时向曾经为解放兰州、建设兰州无私奉献的人们致敬！
  一
  1949年3月份，我由延安市调到西北党校城市工作支部学习有关入城接管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们5月初从延安动身，步行十多天于5月25日抵达西安。当时把我分配在西安市第二区工作约两个月，这年6月初我还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入城仪式。
  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甘肃工作团工作，因此也有幸参加了解放兰州、建设兰州的有关工作。
  我们是1949年8月29日进入兰州市接管老五区的。当时范围东至安定门外解放门，西至梁家庄小西湖，南至八里窑、狗娃山跟，北抵黄河。东门两边原埋有不少地雷，后被解放军排除，只留下不足一米宽的人行道。出了东门便看到皋兰山上人来人往，有的挑煤砖，有的扛面粉。起初，只有刘法祖（当时任区委书记)、雷长荣和我三个人。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的队伍也不断壮大。
  在刘书记调走后由贺生旺担任书记，我担任组织科长，干事雷新兰，张介文任宣传科长，梁朝荣任区公署区长，雷长荣、石宝贵、魏宝孔(后改名魏苛兰）、梁民任助理员，王祖荫任区公署秘书。区共青团由全士英负责，马锡铭、郑进乾、徐慧云为工作人员。区妇联工作人员戴莲芳、王玉秀、朱秀英、李侠。区农协由常仲元负责。
  余光、张汉亭先后任区公安分局局长。
  城区刚解放时,各个街道还没有街长。为了能稳定治安，深人开展工作，我们区公署的工作人员便分开来在各个地段发动群众，发现有家庭贫困、出身好、思想较进步的群众便让他们先后担任街长。主要负责向区委如实汇报有关街道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团结群众、发动群众。记得当时有位叫祁发奎的和煤工,担任的是安定门上下沟一片的街长，还有一位叫王理民的勤杂工,组织上后来还送他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二年半回去担任上西园街长等等。他们的工作都很认真负责，为人热情正直，对当时稳定街道、社区治安方面做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工作。
  当时区街还担负着支援解放军继续西进解放新疆的任务，我们也积极发动群众做军鞋和干粮，大部分人都能积极响应，当然也有少数心怀不满的人阻挠支援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雷长荣去梁家庄秦省三家催军鞋，他因话不投机便和雷长荣吵起来，秦省三要动手，他个子不高却很胖，我抓了一把他的后衣领都拉不动他，后来总算不吵了。过了三四天，区公安分局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听说秦省三曾在国民党中任陕西汉中高级参议,并从他家中搜出了三把短枪，后来此人成了镇反对象。
  在解放初期，新政权还没巩固，一些国民党旧部常趁机捣乱，破坏革命果实，还有一些不坚定分子也活动闹事。我在西安市二区工作时,二区区长古国英认识了一位老乡叫古公达，此人原被关在国民党监狱中，解放西安时被释放,后随古国英到甘肃工作团来兰，分配到老四区。应该说努力工作为人民办点有益的事，谁知他又勾结土匪捣弄枪支，这种与人民为敌的人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的。
  还有一次，经群众举报,在下西园的地窖中发现藏有宁夏国民党建设厅长苏连元的19箱东西，主要是一些衣物和银筷子之类的物品。常仲元、毕逢书、孙文海和我4人将物品从地窖搬出存入区公安分局。后来听说局长余光要分给我们一点银筷子之类东西。这当然不能要。我们立即向组织反映了此事，得到重视，后来余光被调离，由张汉亭同志担任区公安分局局长。
  二
  其实，我让感触最深的还是这50年的巨大变化。不说别的，单说这城市道路和一幢幢的高楼。刚解放时，最象样的街也就是张掖路，街两边还根本没有二层楼，全兰州市最气派的大厦就是国民党西北大厦的那一排青瓦房。看看现在，高楼林立，商厦云集，以前的老城已经是很难辨认了。
  再说说这每天吃的自来水，那时候人们吃水是专人用牲畜每天拉架子车送进城买的，或是人力去挑,水是浑的根本不能吃，必须倒入明矶搅一搅待沉淀后才可饮用。现在人们不会认为吃水是件多难的事,而当时可真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现在的城市交通发达了。有公交车、专线车、面的、摩的等等，出门很方便。而当时马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辆车坐8个人，车顶支个小蓬，晃晃悠悠，尘土飞扬，从文化宫到小西湖没个把小时是到不了的。
  以我个人来说，进城后一直是供给制，1954年到第四区委担任副书记兼组织科长后,市委组织部通知以中灶待遇，开始还有集体食堂，后来全家都搬来后便自己做饭，在生活待遇上也从不计较。1995年用多年的积蓄购置了楼房花了 10000余元。我5 口之家每月收入1000多元，偶尔来亲戚还下下馆子。
  有时也常想，现在的社会发展得真快，今天这种程度是当时的人们做梦也想象不来的，我作为一位参加过兰州建设的老同志，感慨之余更多的是欣喜，我真心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生活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