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了！第二天，我们即按通知去“槎亭”（旧省政府后花园，即现在市政协所在地)，参加了当时在兰地下党员与接管兰州的军政人员“会师”座谈会:一方面是胜利挥师大西北将“八一”红旗插上皋兰山顶的英雄们，一方面是配合解放战争拼杀在地狱魔爪下重见天日的弟兄们。在那战争硝烟未泯，敌人残迹正待收拾之际，“红区”、“白区”同志握手会师，那种充满胸臆的热情、渴望、幸福感真难以表述。
  首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宗逊讲话。这位在彭总身边叱咤风云席卷大西北的将领给人的影响是爽朗魁悟，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色制服、头戴绣着红五星的八角帽，脚穿一双土布解放鞋，外表上找不出任何和一般士兵不同的地方。记得还有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洒淇也讲了话。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全国和西北战局，祝贺胜利，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支援前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的家园。当时除了会心喜悦的掌声外，给人影响最深的是大家一见面，一边紧紧地握手,一边口 口声声叫着“同志”、“同志们”。“同志”二字在今天已司空见惯，并不稀罕，可那时突然以“同志”相称,真是志同道合，一字千钧。于是以往那种什么“先生”、“夫人”、“小姐”、“同仁”……称呼都暗然失色了。从此全部身心就投入了这一“同志”的家园。
  原兰州地下党的负责人罗扬实同志负责市委组织工作。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让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一锤定音,从此在市委宣传系统干了 30年。30年的工作磨炼中，在我脑海里深深印下了党的“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的战略战术。而宣传部就是具体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门。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甘心爬摸滚打在这一战线上。我一直认为,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是极其宝贵的优良传统。解放后我们接受下来国民党留下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经过3年恢复，“一五”、“二五”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设想的。
  当时市委机关就设在原甘肃省三青团驻地旧址（即现在武都路市公安局所在地)。敌人溃逃时，里面已破坏不堪。那时机关一律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吃住都在机关,办公和宿舍都挤在一起。地下党员中我和刘敏同志调入较早，自带铺盖行囊住在宣传部一间大屋子里,拼凑了一些桌、凳、板当床用。赵万邦同志调来较迟，连拼凑的板凳也找不到了，索性用两个木条钉起的矮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白天再拆开当坐椅。那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看戏回来较迟(那时审查剧目是宣传部一项业务，除此以外每天晚上要集体学习是不能外出的），到门口 一看,锁子扭掉了，拉亮电灯，呀！我的被子被小偷卷走了。可是，细心一看，令人庆喜的是，就在我的床后面桌子上放着约十余条从工商联借来的新床单竟安然无恙(那时凡市委召开较隆重的大会，会场布置，包括会标、签到、记录等都由宣传部分管)。看来小偷慌慌张张，没有发现一叠崭新的床单，只将我的旧被子抱走了。于是自认倒霉，就和刘敏两人凑合用他的一床被子过夜。因系供给制，不发工资，个人是买不起一床被子的。有一天晚上，市委副书记李景亭同志来串门(那时市委机关只有三十余同志，成立一个机关支部，支书由市委副书记兼任)。书记经常来各部门和同志们谈心，问寒问暖。他坐在床头一看，就发现少一床被子，问怎一回事。当我讲明了失窃的情况后，李书记严肃又关切地说:为什么不报告呀？没有被子怎么行。说着随手写了一个小纸条，让我去找总务科长杨升发。第二天我交给了杨升发同志，到下午他就给我抱来一床新绵被，还给了一条单人毛毡，使我第一次享受到组织给我物质上最大的关怀和家庭般的温暖。
  关于被子被偷的事，还有一个原委。解放后，我们一下身居领导机关,而且都佩带上“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证章，在人们眼里总有几分神气,支部就特别强调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人民勤务员的作风，教我们随时深入附近群众中去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反映，决不能脱离群众。那时是说到做到不含糊。这样我们除过年过节邀请周围群众来机关作客外，我们也经常去群众家串门。
  这中间听到群众对市委大门口警卫站岗有反映，说大门口有“粮子”站岗不敢来（旧社会把当兵的叫“粮子”，兵民之间是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当兵的总有几分怕，所以才有这种反映。听到这一反映后,市委作了研究，尽管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装和旧社会的“粮子”本质不同，但为了考虑到群众旧习俗，不致影响党群关系，一段时间，就撤去了大门口的岗哨，那时宣传部在机关的最前院，小偷就很容易钻了空子。
  说起亲如家人的关系，还有一件事。当时市委秘书长叫张士俊,是随军进城的老同志，已30左右的年龄了尚未结婚。当同志们了解到，他是正当成婚之年，解放战争打响了,便发誓不结婚，什么时候胜利进城了再考虑个人问题。现在进了城，同志们就自动负起了撮合他成亲的任务。很快通过西北师院的同志物色到一位女大学生，为了撮合他(她)们的关系，每当礼拜天或节假日，师院学习的党员们想方设法邀约这位女生来市委作客，吃饭时有意将饭菜给他(她)们安排在一起。那时大伙同灶，都吃大锅饭，就餐时，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这中间别的同志都一一溜走了，只留下他俩，有意为他们谈心提供条件。就这样群策群力，促成了他们的婚姻。那时结婚才节简哩。先要组织批准（因为这一整个过程,大都是支部的同志们撮合的，在市委眼皮底下，情况清楚，所以批准不成问题)，然后择个吉日良辰(大都是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就可举行结婚典礼。现在回想，恐怕再也没有比那时更简朴明快的结婚典礼。一切都由单位和支部的同志们主动张罗的，邀请主婚人(一般由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担任)、介绍人、主持人即可，届时除主婚人、介绍人讲话外，最欢快的是由主持人出点子，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双方爱慕表演、相互喂糖、拥抱等活动，惹得哄堂大笑。每当有同志结婚的一天，食堂自会改善一下饭菜，表示庆贺，组织上买点水果糖、瓜子、纸烟做招待。因为节目中有交杯酒一项，还得买一、二斤白酒大家品尝,就算最阔气的招待品了。平日友好的同志们也都联名或个别在一张红纸上写上祝贺的话送上表示友情。物质条件十分简朴，但精神上却非常充实真挚，就这样构筑起一个团结爱慕的革命大家庭。
  这种团结互爱的关系，植根在支部深细的思想工作基础上。
  比如每周一次（以后改为每两周一次)的生活会，同志们在一起学文件谈思想，推心置腹，将一周来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所流露的各种矛盾、问题，都坦诚地谈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中间毫无个人恩怨。目的是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思想上无私。谈到内心深处时，往往涕泪交流，把心上的圪塔全吐出来，没有什么隐私和保留。大家一致的信念是:这是向组织交心，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是神圣的。有些不能向父母妻子说的，但在组织面前毫无保留。这种情况，以后有些人就体谅不到。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下党员十有八九没有逃脱被造反派们“勒令”家属子女“揭发”，“交代”地下时期的所谓“反动罪行”。榆中县王保营的造反派们揪出当时省委书记高健君的老伴，打得死去活来,也“交代”不出他们所要的“罪行”。天哪,“地下”时期连个人的党员身份也不能告诉父母妻子,他们怎么能“交代”出什么活动呢，真是冤枉死人了。
  除了胜似家人的同志关系外，组织上时时处处关照大家，培养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在城市里是工人阶级，在农村是贫下中农，都是亲如手足的阶级兄弟，一言一行都不能脱离群众。干部对群众从不摆架子、打官腔，也不存在门难进、人难见、面难看的问题。记得五十年代初，为了应酬外事活动，市委机关给李景亭同志买了一双皮鞋换下了大布鞋。景亭同志穿在脚上感到很为难，不时低下头看看鞋，嘴里念道着:这一下脱离群众了，这一下脱离群众了。
  表现得内疚和不自然。群众对干部同样也是非常关怀和爱护。记得有一年临近端阳节时，我们几个同志下乡在西固河口石湾乡工作，晚上十一点多钟（白天怕影响生产活动，开会都在晚上进行)散了会，大门口几个大娘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糯米枣糕守在门口等我们，说你们不能回家去过节，就在这里过个节尝尝农民的心。那时糯米限量供应，一户农家只供二斤，而且每年也只供一次,如此稀罕，农民做好的枣糕，趁热要送我们品尝。多么真挚可爱的心！往昔的这些琐事，早已被历史的车轮抛在后面了。和今天的物质条件比，有些事，如劳动回来要拣点野菜交食堂改善一下伙食，用过的信封翻过来重新使用等，早已不屑一顾了。但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种出自清贫艰苦的劳动人民本色；那种把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大目标，融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作风;那种凝聚在支部周围的同志家园和父母兄弟般的党群关系等，这些优良传统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才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土，很快旧貌换新颜。
  今天，客观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使每个党员都能经得住市场、商品经济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那必将会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增添更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