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49年8月26日，兰州人民从三座大山下获得解放,在军事上消灭了蒋马军队27000名，摧毁了反动政权。但兰州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西北战略要地，建立有庞大的特、宪、瞀、保等反动统治机器。其中仅中、军统就设有区、处、室、站、台、队、组、所等大小特务机构30余个，豢养了大批特务爪牙。兰州解放前夕，除少数不能隐蔽的特务头子逃亡外，大批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逃遁一个短时间后，又陆续返回兰州潜伏下来，伺机进行反扑。社会上还散布着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军政官吏等残余势力。这些人大约有2000余人，被我军击溃的散兵游勇有5000余人,一贯道、无极道等反动会道门道徒近5000人(含皋兰县)。敌人在溃退前实行应变计划,布置了大批潜伏特务，军统布置了宋念祖、关涌泉潜伏组，中统布置了史彦博潜伏组，阎锡山从广州空运来“西北侦察队”。据我们当时掌握，各系统特务组织布置的潜伏特务组织共有八股数百人。配备有无线电台、长短枪支、活动经费。这些反革命分子在解放之初对新政权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所以他们蠢蠢出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宋念祖、关涌泉用电台向逃往河西的特务头子胡子萍报告我军管会的情况，史彦博在假自首后又策动无极道道首李广武进行武装暴乱，于1951年4月6日袭击了乡农会,抢去民兵武器40余支，绑架乡干部十余人，竟悍然与我剿匪部队武装对抗。4月15日皋兰县泥湾乡又发生了以无极道首金汝鑫为首，号称“陕甘豫川人民白枪会”的反革命骚乱。参加的道徒有二百余人，他们袭击乡农会,抢去民兵武器20余支,杀害我公安助理员、民兵五人。曾任敌军保二团政工室主任的军统特务余鹏,利用已打入我市人民政府当干部的合法身份，积极串连老关系，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战地党务工作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在兰州发展爪牙70余人，还在平凉、陇东、洮河流域九个县建立了支部，企图策动游击战争。他们还在兰州积极窃取情报，造谣惑众。1950年10月9日，这伙反革命分子在中华路(现张掖路)散发双十节告大陆同胞书200余份。1950年4月6日，在一野训练大队受训的国民党投诚军官褚展国、高靖天、王宗智等反革命分子,利用在土鲁沟伐木的机会枪杀我军事代表、训练大队大队长边垂光和共产党员黎子炎二同志，煽动和裹胁学员60余人暴乱，他们公开打出国民党党旗，号称“西北青年忠义救国军”，由褚犯任西北游击总司令,高犯任参谋长,委任另一主犯刘子明为县长，策划偷袭连城区公所，在西固区丰乐乡劫持干部张效仁,抢去步枪一支，后被我民兵追至洮沙县(现临洮)始将该股匪徒歼灭。以假起义的一名旅长为首策划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剿共委员会”，在甘、宁、'青三省30多个县发展反革命分子1000多人；以反动军官赵锡田为首组成“中国民治党”；以马步芳残余势力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敌人与我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刚刚失败之后，那些坚持反动立场不甘失败的死硬分子，很快又在暗地里招兵买马串连组织残余势力妄图重整旗鼓。1950年的兰州是极不平静的一年，是复辟与反复辟殊死斗争的一年，是隐蔽战线上敌我斗争最紧张的一年，也是敌人惨遭失败我们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破获各类现行反革命案件22起，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180人，侦破土匪抢劫案件52起，捕获土匪221人。
  我们是如何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首先是对敌情作了正确的分析。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已经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失败了的敌人已经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大部分投诚登记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安置留用或用其它方式给了生活出路。2、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复辟活动。3、一部分人看清形势真诚悔改立功赎罪重新作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斗争策略: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这样就把少数不甘失败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孤立起来,把大多数人稳定下来，又给真诚悔改重新作人的人给了立功的机会。
  其次是组建了坚强的专政机关。以老区来的100多人公安干部为骨干组建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市委分配了一批地下党员，归队了一批地下情报工作者，设立公安学校、市委党校设公安班、开办户籍警察训练等培训公安干警，也留用了一批旧警察。第三是大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派遣特务X X X潜伏在靖远路一个自行车铺进行秘密活动。尽管他伪装的再巧妙也难以蒙蔽群众雪亮的眼睛。先后有15位群众给公安机关检举他是香港派来的特务。经公安机关侦察证实群众的检举是准确的。当这15封检举信摆在我办公桌上时，我凝思半天，我们的群众多好呀！正如毛主席所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呀！由东北流窜来兰的惯匪于长海，在兰州继续作案被公安机关捕获。经法院判处死刑等待执行。就在此时，看守所将一批已决犯提出移交红山根劳改队。因为在看守所有两个同名同姓的于长海，本来是提另一个于长海，由于工作人员粗心大意，错将惯匪于长海提出交给劳改队。于长海到红山根劳改队后发现他不是劳改对象是提错了，吃过午饭他就顺着电杆翻墙逃跑，哨兵看见打了两枪没有打准。劳改队向我电话上报告了这一情况，我大吃一惊，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惯匪逃出去又要继续作恶危害人民，况且法院已经判了死刑，我们公安机关把人丢了，这是重大失职行为，我如何向党和人民交待呀！于是当机立断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以市公安局的名义下达通缉令。全市公安干警停止一切工作发动治保委员等基层干部全部上街，所有的车站路口都部署了哨卡,全市所有的相馆停止营业全力翻洗于长海的照片,把市长的小轿车也借来为破案服务,一下午把几百张于犯照片送到基层。从下午三点开始守到深夜，同志们忍饥挨饿而斗志昂扬，捉不住于长海誓不罢休！我夜里上街检査了两次，大街小巷及各个路口都有人在守候，确实是天罗地网有翅难飞。到凌晨三点金花庙派出所电话报告，他们把于长海捉住了。虽然喜出望外但我还是担心是否准确，我再三问杨所长准不准,他说完全准确，同照片一模一样，本人也承认。就在短短一个下午，于犯又作了三案。经看守人员确认无误将其收监,一场人海战术宣告胜利结束。捉于长海的战役,是对全市公安机关战斗力的一次大考验，是对全市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次大考验，是对全市公安干警组织性纪律性的一次大考验。在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车辆行人川流不息，谁都不认识他仅凭一张照片，捉住他谈何容易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教导我们:“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只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在实践中学会同隐蔽敌人作斗争，才能取得保卫新生政权的胜利。同隐蔽敌人作斗争不同于和公开武装的敌人作斗争，不是用强大的武装力量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使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进城不久，军管会出了布告，命令一切敌伪官吏警特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到公安处报到登记听候处理。接着有大批此类人员前来登记报到。年仅29岁的首任公安局长薛浩平同志就给我们说:不要就登记而登记,在登记中考査其态度，凡是态度真诚的要多做工作争取为我服务,随时观察反革命分子动向向我报告，有罪者可以赎罪,立功者可以受奖。我们就建立这样为我服务的人，多至百人。由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并都分别不同情况安置留用、介绍职业、生活补助等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帮助，从而使他们为我们及时提供了许多情况。当时我们耳聪目明，敌人一有活动我们就可侦知。老牌军统x x x,解放后第三天拿着两支手枪、档案等到公安处报到,态度比较真诚。浩平局长得知后数次和他谈话,进行思想开导，他表示决心彻底转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薛给他说象你这样的人按其罪行死有余辜,但是你已经投诚自首决心站到人民一边戴罪立功，我可以向你保证既往不咎，一个月给你五袋面粉维持家庭生活。这个人痛哭流涕感激政府给他留了一条命并给了生活出路，他给自己起了化名叫再生，意思就是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以后为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敌情、社情材料。当时我们也安排自己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作隐蔽斗争。X x x同志是1941年由延安保安处陇东情报站派来兰州搞地下情报工作的，来后打入敌特务机关长期潜伏,1949年找到薛浩平局长要求归队公安局。远见卓识富有隐蔽斗争经验的薛浩平局长对他说:你长期做地下工作现在解放了要求归队理所当然，但是虽然解放了决不会太平无事，被打倒的阶级不甘心失败，还要复辟，台湾及帝国主义还会派遣特务来刺探情报进行捣乱破坏。你在特务机关待了那么多年，认识那么多特务，还是不要暴露真实身份，将你按留用人员安排一般部门，由侦察科领导进行侦察工作。这位同志隐蔽下去不到一个月，“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重要成员x x x来兰进行反革命活动,第一位找的就是他，来人毫无保留的将他们在青海成立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及来兰活动计划等透露出来。我们及时掌握了情况，又顺水推舟继续进行了成功的内线侦察。一年之内他连续发现了三起现行反革命组织。
  由于我们在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中布下了天罗地网，敌人一有活动我们就能及时掌握。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阶级斗争方式，解放初期我们采用的这些斗争方式，适合当时的情况，因而是成功的。1951年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的肃清了五方面的敌人，给予残余反革命骨干力量以摧毁性的打击。曾经严重一时的反革命暴力颠覆和猖獗的匪患已被扑灭，反革命气焰一厥不振，国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复辟”的幻想彻底破灭。被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组织，已彻底解体;人数众多的散兵游勇，也消声匿迹，敌人赖以活动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镇反后反革命案件明显减少，其它刑事案件发案率也大大下降，社会秩序日趋好转。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空前稳固。
  兰州刚解放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很落后，各方面的条件很困难，当时侦察科有三十多人，其它各科及分局只有几个人，只有两部小汽车，大多数人办案连自行车也没有，生活是供给制，只发几角钱津贴，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经常是通霄达旦地工作，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也经受住了大城市财色的考验。
  但也有一些人，过不了艰苦生活，离开了革命队伍，更有一些人进城不久就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解放初开展的“三反”、反”反运动中栽了跟头。有不少就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原来同我在晋南公安总局一起工作的几个同志，解放后分别到西安、四川等地的公安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有些人在经济上犯了错误，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被判了刑。在敌人的真枪实弹面前不愧为英雄的人，在糖衣炮弹面前却败下阵来闹得身败名裂。
  兰州解放五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了，从1949年8月26日来到兰州,在兰州和地县工作了 50年。半个世纪，兰州同我们国家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起当年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更感到我们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更向往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