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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农村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恢复、起步时期：（1979年~1983年）以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以农户分散经营为特征,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注重发展数量型农业，突出以粮食生产为重点，集中解决农产品长期短缺的矛盾,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重新确立。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农业方面，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这是我们党彻底纠正“左”倾路线的开端，为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重大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备了条件。
  1979年3月19日，兰州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作了题为《动员起来，把全市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报告,提出“要尊重生产队在计划、生产、交换、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保障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政策范围内的小自由“社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责任制”等。此后，全市各地开始对人民公社旧的生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探索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兰州市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1980年春,是过渡、酝酿、尝试阶段。在此期间，对生产队规模进行了较大调整。在生产经营方面,主要是在生产队基础上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全市共有759个大队,4447个生产队，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增加了 35个大队,1217个生产队，使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数分别达到794个和5664个，平均每个生产队38.9户。对搞了“穷过渡”的10个大队“降格”为生产队核算，并取消了原来对社员饲养家畜的限制。到1980年春,在全市5664个生产队中，实行划组作业、联产计酬的有2070个，占36.5%;实行包工到组、到户，定额计酬的有3336个，占58.9%;实行“责任田”到户的有256个，占4.6%。另外，有385个生产队搞了单项经济作物包产到劳、到户；有3800多个生产队对拖拉机、磨坊、饲养业、林业和工副业生产实行了专业生产责任制;有350个生产队原来由集体代耕的自留地全部划分给社员个人经营;有4110个生产队给社员划拨了饲料地;有2305个生产队划分了荒山荒坡，让社员种草种树。
  这一阶段的改革，虽然在改善经营管理、改变用工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受极“左”思想的束缚,仍不敢大胆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人民公社旧体制。有许多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由于多方阻挠未能实行。
  第二阶段:1980年冬～1981年初，全市贫困山区绝大部分社队实行包产到户。
  1980年上半年，中央、省、市委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9月份，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放宽经济政策，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产生了《关于在农村实行和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提出在自然条件差、生产长期落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吃粮靠回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并对包产到户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后，包产到户由远及近，从山区到川区，在全市农村迅速、全面展开。到1981年初，生产队由5664个调整为6314个，已确定下来实行各种责任制的有5881个，占93.1%。其中划组作业(包括综合组和专业组）、联产计酬的586个，占9.3% ;实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有2260个，占35.8% ;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几定一奖、统一分配和大包干到户）的有2403个，占38%;划分责任田和口粮田的632个，占10%。
  第三阶段:1981年冬～1982年初，水川地区和高扬程提灌区普遍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并有约20%的近郊蔬菜经济作物区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包产到户。
  1981年4月27日～28日，市委召开座谈会，传达省委召开的河西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精神。这次会议号召全市各级领导的思想从多年来“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充分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按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办”，群众喜欢什么样的责任制形式就采用什么形式。会后，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市川水地区和髙扬程提灌区这些“中间地带”迅速展开，并向“腹地”——蔬菜经济作物区延伸。到1982年春，全市粮食作物区的5132个生产队中，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就有5119个，有两户实行包产到户，另有2户实行定额计酬。
  经济作物区的823个生产队中，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到组的74个;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168个;定额计酬的304个。
  第四阶段:1982年～1983年春,是完善、扫尾阶段，粮食作物区主要抓完善承包制度,近郊蔬菜区继续推广家庭承包制。
  1982年4月22日，市委转发市农委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总结、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此后,在已经实行包干到户的地区广泛开展了订立合同、完善制度的工作，在近郊蔬菜地区继续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市经济作物区809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和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有717个，占88.6%，基本实现了向家庭经营的转变。
  包干到户的广泛推行，是农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在土地的所有制方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获得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了明确的使用权;而集体则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管理和生产管理提供了依据。在生产管理上，由“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各自为政”,农村社会实现了生活单元与生产单元的统一,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劳动与收获相脱离的弊病，农民获得最终产品的多少和经济收益的高低，与其付出的物质投人和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大集体体制下被长期压抑的劳动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广大农民自觉地在承包地上投资、投肥、投劳，精耕细作,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
  二、改革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乡政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原来党政职责不明、政社不分的旧体制与变化了的新情况很不相适应，迫切需要变革。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上的部署，兰州市于1982年在西固区进行政社分设的试点。从3月到12月，西固区的8个乡全部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旧体制，成立了相应的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乡经济组织，村、社组织也都做了相应的变动。
  1983年3月25日～26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公社体制改革座谈会，对全市农村体制改革进行部署，对乡党委、乡政府、乡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责范围及其领导干部的选举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村民委员会和村级经济组织的设置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后，政社分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至该年7月底，全市农村政社分设工作已基本结束。经过体制改革，原有84个人民公社和一个镇、806个生产大队，改设为88个乡镇，819个行政村，增设了 3个乡、13个行政村,原有的6009个生产队压缩为3053个合作社(生产队)。
  这次改革历时不到半年，使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给农村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了基层党的建设。体改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多数陷于生产和事务的圈子，党的工作不同程度地被削弱。体改后，新的乡党委和村党支部(党总支)集中主要精力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党的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干部的考核和党风的转变，改变了党不管党的状况。有的党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具体安排党员教育和建立党员包户制度。二是加强了农村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原来公社和大队既抓生产，又抓行政，往往顾了这头，丢了那头。新成立的乡政府，避免对农业生产的过多干预，致力于抓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等工作,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农村社会面貌向好的方向转化。三是扩大了合作经济组织的自主权。党、政、社(企)分开后，人民公社或农工商联营公司成了单纯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它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自主地管理集体经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生产单位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的迅速发展。四是各级领导班子人员减少，“四化”程度有了提高。体改后，全市乡一级党政负责干部，由352人减少到315人，减少了 10.5%;平均年龄由42.6岁下降到39.5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由91%上升为98.7%。
  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表面上看,只是党、政机构的分设和职能的分开，实际上，它是对原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旧体制的彻底抛弃，是对极“左”路线的彻底否定。
  迅速发展时期：（1984年～1992年）在巩固提高粮食生产的同时，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特征,努力推进数量型农业向数量效益型农业的转变，重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兴办乡镇企业,初步形成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协调齐抓的共识,一部分劳动力脱离第一产业，农村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发展。
  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家庭经营使农民的劳动效率显著提髙,农民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渴望寻找更多的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兰州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顺应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扶持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1980年9月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不仅重点讨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文件,而且同时讨论和产生了《关于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意见》,号召粮食作物区在不放松粮食生产，蔬菜区在不放松蔬菜生产的同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1981年8月下旬和1982年7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又先后召开全市农村多种经营会议和多种经营基地建设会议，强调发展多种经营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措施，是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治穷致富的重要途径，并确定了鼓励发展多种经营的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重点产品基地建设规划，为多种经营的发展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社会环境。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着重强调“我国农村只有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才能保持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和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城乡人民的需要;才能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建立多部门的经济结构;也才能改变农村面貌，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中央的文件精神，为广大农村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指明了努力方向。
  1983年以后的数年时间里，全市多种经营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各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由1982年的17.87万亩增加到1986年的27.04万亩，四年增加了 9万多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由13.63万亩扩大到20.47万亩,产量由348.03万公斤大幅度提高到1326.4公斤;瓜类种植面积由2.8万亩扩大到4.89万亩，产量从3303.18万公斤提高到9303.6万公斤，四年净增6000万公斤；黑瓜籽产量由8.71万公斤猛增到79.78万公斤，增长了 8倍多；百合种植面积由0.45万亩增加到2.41万亩,产量从72.8万公斤迅速增加到685.12万公斤，三年翻了 3倍多;果园面积由1983年的5.06万亩迅速发展到1988年的17.29万亩，五年间增加了 12万多亩，总产量从2312.63万公斤增加到6368.6万公斤，增产4000多万公斤;玫瑰花的产量由1983年的22.01万公斤增加到1987年的188.66万公斤，四年翻了 3倍多。与此同时，畜牧养殖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大牲畜1983年为12.8万头，1987年发展到15.79万头；猪1983年只有25.2万头，1986年发展到42.18万头;羊1983年有43.71万只，1986年发展到60万只；鸡1981年只有62.3万只，1986年发展到161.24万只，五年增加了近100万只;奶牛1982年存栏0.31万头，1986年增加0.45万头，牛奶产量从544.45万公斤增加到1151.21万公斤，增产了 1倍多；鲜鱼产量1984年只有2.65万公斤，1987年猛增到46.95万公斤，三年增长了 16.7倍。
  农业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丰富了农产品供应，活跃了城乡市场，进一步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增加了群众经济收入，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二、大搞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1983年7月，中央领导同志来甘肃视察时指出：甘肃的农业再不能按老路走下去，要改变发展战略,“反弹琵琶”，“念草木经”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变生态环境。12月，省第六次党代会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确定为甘肃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近期奋斗目标。
  1983年8月29日，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立即行动起来，大搞种草种树的紧急通知〉。9月3日，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政府全体会议，市委主要领导号召全市“从党内到党外,从城市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来一个总动员”，迅速掀起大规模的秋季种草种树和整地活动。此后，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造林活动，在全市城乡迅速掀起。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颁布实施。开展绿化祖国运动指示的下达和《森林法》的颁布实施，将兰州市的造林绿化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在造林绿化过程中，兰州市实行上水造林与抗旱造林相结合，春秋造林与雨季造林相结合，乔、灌、花、草相结合，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水保林相结合，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加强管护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和义务植树相结合,重点工程与全面绿化相结合，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大大加快了全市城乡的造林绿化速度，大幅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1983年以后的数年里，兰州市的林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3年～1986年,每年的造林面积都在10万亩以上，四年累计造林72.05万亩，其中防护林17.02万亩，用材林9.51万亩，果园6.88万亩，其它经济林0.59万亩，薪炭林27.81万亩，其它林10.24万亩；四旁零星植树3117.98万亩，是1978年造林面积1.2万亩的22倍多。
  三、改革蔬菜流通体制，逐步放开蔬菜经营以统购包销为主要特征的蔬菜产销计划体制，尽管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障城市蔬菜、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扩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它的许多弊端，纷纷暴露出来了。一方面，生产和销售严重脱节，菜农只是为了完成计划任务而生产，对消费者的需求动向很少关心。另一方面，国营蔬菜门市部座店收购，座店销售，价格都是统一制定，盈利归公家，亏损国家补，经营好坏与职工没有利害关系，很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经营积极性,不利于改善服务态度。再加上蔬菜是国家“独家经营”,服务网点稀疏，很不便于消费者购买。 为了改革蔬菜产销体制，搞活蔬菜流通，1984年8月市委、市政府作出规定，改革蔬菜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将市蔬菜公司统管的购销权、财权和物权全部下放各县区；国家只对蔬菜种植面积下达指令性计划，对茬口、品种等放手让菜农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安排;三扇门齐开，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多渠道经营。允许菜农进城开办蔬菜零售和批发商店;放宽价格管理等。
  蔬菜种植、经营的放宽搞活，使菜农掌握了生产、经营的主动权,不仅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和市场供求安排生产，而且努力增加生产投入，精耕细作，积极运用科学技术，发展保护地栽培，引进优良品种等，提高了蔬菜生产的产量、质量和效益，早、晚、鲜、嫩和细菜明显增多，品种趋于多样化。蔬菜市场空前活跃。
  四、发展乡镇企业，振兴农村经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仅依靠农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乡镇企业，靠工致富。兴办企业，脱贫致富，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了学习经验，开拓视野，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1984年初，市上主要领导带领各县区及市直部门负责人赴西安、成都、广州、无锡、苏州、青岛、大连等地考察学习。随后，于7月中旬，市委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赴外省、市考察学习的情况，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了《认清形势，努力奋进，加快兰州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步伐》的报告。
  在讲到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时，强调“要在全体党员、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造靠工业翻番、靠工业致富的舆论,使全体人民都懂得这个道理，形成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工业,振兴经济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并对如何发展乡村工业，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
  市委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是全市乡镇企业大发展的里程碑。此后，全市上下各行各业掀起了大办工业，靠工致富的热潮，乡镇企业遍地开花。
  为了使乡镇企业快速发展,1985年5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发展若干规定》，制定了 30条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市委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以后，兰州市的乡镇企业得到飞跃式发展。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只有716家，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到1986年底就迅速增加到5697家，其中兴办企业最多的1985年，一年就新办企业3044家，是1983年全部企业数的4倍多;企业的从业人数1983年仅有44135人，到1986年增加到140973人，三年增加了 10万多；总产值1983年仅11600万元，到1986年快速增长到61343万元，三年增长了 4.3倍，其中工业产值达到35926万元，赶上了县区属工业的水平;三年累计实现利润10577万元，平均年递增43 % ;三年共上缴税金4979万元,平均年递增35%。1986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7921万元，比1983年增长1.29倍;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迅速提高，从1983年的36.1 %上升到1986年的68.6%,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五、狠抓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兰州市气候干燥，降雨稀少，干旱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抓水抗旱，保证农业丰收始终是农业战线干部、群众的重要任务。
  1982年7月，中央领导同志到河西走廊实地考察，此后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将“三西”（甘肃以定西为主的中部干旱地区、河西走廊商品粮地区、宁夏西海固干旱贫困地区)列为全国农业区域性开发建设的重点，并决定从1983年起拨专款予以扶持。兰州市所辖的榆中、皋兰、永登被列入扶持范围。“三西”建设的启动，对兰州市的各项农业生产、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水利建设过程中，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决定把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几个大型灌区的工程改建、续建和配套上，挖掘潜力，扩大灌溉面积，同时注重投资少、见效快的小型水利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
  榆中三角城电力提灌工程，始建于1966年6月15日，•是甘肃最早兴建的一项高扬程提灌工程。工程设计有效灌溉面积24万亩，经1982年“三定三査”确定为有效灌溉面积18万亩，设计提水量6秒立方，加大流量6.6秒立方，受益10个乡（镇）、59个行政村，主体工程于1974年完成。由于工程建设正处于“文革”时期，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没按基建程序办事,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法，给工程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后遗症,设计施工、设备选型、电力负荷、渠道路线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既影响工程进展，又影响效益发挥，到1982年，有效灌溉面积仅有7.01万亩，保灌面积4.05万亩。该工程1983年列入“三西”建设项目，受到国务院和省、市领导的关注。1983年～1992年10年间，共投入各项资金1814.9万元，对工程进行改建、加固、配套，形成了干渠4条74.7公里，支渠56条180公里,支渠以上泵站44座，机组163台套，各项功能、设施比较完备的灌溉系统。1992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5.89万亩，10年新增8.88万亩，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榆中和平电力提灌工程,始建于1971年11月，到1982年建成，设计提水量1.2秒立方，有效灌溉面积2万亩，受益3个乡、2万多人。由于该工程属“三边”工程，无完整的规划、计划，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和效益的发挥，到1982年有效灌溉面积只有0.9万亩。1983年以后，该工程列入“三西”建设项目，进行改造、加固，共投入两西专项资金172万元和价值25万元的代赈粮食。到1992年，10年间建设泵站14座，修建衬砌渠道68.52公里，装机9685千瓦，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774万亩，保灌面积1.5万亩，比1982年增加0.8万多亩。
  皋兰西岔电力提灌工程，于1970年冬开始施工，1975年投入运行，到1981年支渠以上的输水系统初具规模，有效灌溉面积约7万亩。由于工程在“文革”中仓促上马，灌溉系统不完善，主要建筑物质量低，致使效益不能充分发挥。1981年10月，该工程正式批准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项目，并于次年重新规划布局，进行改建、续建、加固、配套，到1990年，各项拨款共10311万元，其中国家预算拨款2997万元，地方财政拨款21万元，两西专项资金1426万元，发展资金3212万元，部门自筹6万元，外援粮油折价2472.5万元，变卖粮油差价175万元。到1990年，该工程共建成泵站60座，装机152台套，总装机容量5.28万千瓦，总扬程638.5米,提水量6秒立方，加大流量6.5秒立方，渠道267.72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5.4万亩，保灌面积14.5万亩。
  皋兰县大砂沟电灌工程，1966年10月开工,1973年开始上水发挥效益,1976年12月主体工程竣工。工程设计流量1.3秒立方，加大流量1.5秒立方,设计灌溉面积4.1万亩，“三定三査”调査确定为3.3万亩，受益皋兰县中心、忠和、水阜和永登县树屏4个乡18个行政村。由于工程建于“文革”时期，采用“三边”方法,致使工程建设施工质量差，险段、隐患较多，不能正常发挥效益，到1982年，有效灌溉面积只有2.2万亩。自1983年列人省“两西”项目后，10年共完成投资764.8万元，对该工程泵站、干支渠险段、隧洞等进行改建、续建、险段加固,使工程整体建设发生根本性转变，基本消除了隐患，输水能力大大增强，灌溉面积逐年增加，到1992年,灌溉面积达到2.75万亩。
  永登县东干渠自流灌溉工程，始建于1959年，由于是“土法上马”，工程效益甚微。1965年~1974年干渠工程初步改造后才发挥较大效益,灌溉面积达到4700亩。该工程设计灌溉面积22万亩，流量5.4秒立方，干渠穿越50余处沟壑和30多道岭岘到秦王川盆地及皋兰县境内，全长58公里。由于绝大多数渠段置于黄土地基上，渗漏严重，加上来水量不足，有些技术处理不彻底，问题甚多。两西建设开始后，该工程被列入重点建设计划进行改建加固，1983年~ 1989年共投资268.8万元，建成干渠58公里，支渠21条350公里。到1992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64万亩，保灌面积3.69万亩。
  引大入秦工程是一项跨流域的大型自流灌溉工程，它将发源于青海省的大通河由天堂寺引水东调，跨越庄浪河灌溉秦王川地区。设计流量33秒立方，加大流量36秒立方,有效灌溉面积86万亩。它地处祁连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干支渠总长880多公里，其间有71座隧洞，29座渡槽,3座倒虹吸，最长的盘道岭隧洞长达15.73公里。在建设过程中，利用外资1.27亿美元，采用国际招标方式，利用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创造了多项高效率的世界新记录。引大入秦工程是兰州市农业的翻身工程，被誉为“华夏第一渠”、“陇上都江堰”，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二下三上，历时18个春秋，于1994年10月总干渠全线通水，使兰州人民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六、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是农业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靠科学技术。”这些科学论断充分说明了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1985年3月至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省、市委相继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并对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经济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科研效率显著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明显加快;农村的各项科技事业蓬勃开展，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平逐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投入增长方式逐步被依靠科技增长所取代，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逐步提高。具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 不断培育和引进优良品种,加速了品种更新换代。多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把提高物种品质放在重要位置。在粮食生产上,“六五”期间重点推广了永麦2号、旱地4号、水地89系、晋2148、定西24号等;“七五”时期推广了永麦、晋麦、墨麦三大系列;“八五”重点推广了高原602、80101、青春533、临春系列等，兰州市粮食作物品种基本上五年更新换代一次。蔬菜、瓜、果方面，“六五”时期推广了“永豇28—2”豇豆、“荷兰48号”菜花、P2西瓜及各种杂交一代良种。“七五”以后，随着地膜覆盖、塑料大棚、日光温室面积的逐步扩大，打破了南菜不能北种的传统格局,大大丰富了兰州市蔬菜的花色品种。
  (二) 农业技术推广不断加强，实用技术逐渐普及。“七五”以来，农业战线干部和科技人员,始终把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作为重要工作，持之一恒，常抓不懈。在粮食生产上，在前几年选点试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86年开始实行大面积综合丰产栽培技术的科技承包。起初承包面积50万亩，以后每年扩大近10万亩。到1993年，8年中累计承包面积580多万亩，水地平均单产由221公斤提高到310公斤，每亩增产近90公斤；旱地平均产量由56.7公斤提髙到76.7公斤，净增20公斤。
  在畜牧业方面，荷期坦奶牛的选育与推广，瘦肉型猪、优质奶牛冻精输配技术的推广，虹鳟鱼高产养殖技术的试验与推广，以及秸杆氨化、青贮、快速育肥、暖棚养殖等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兰州市的畜牧养殖业迅速发展，提高了副食品的质量和自给率。
  (三) 农业科研力度加大，整体科技水平不断提髙。“七五”以来，各级农业科技部门适时调整研究方向，全方位面向生产需要，加快科研攻关步伐，改善农业技术装备，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使农业科研和科技水平不断跃上高层次。据统计，仅“八五”期间，市、县(区)农业科技部门共开展各类农业科研项目和推广课题158项,基本上都按时完成并通过鉴定验收，一批课题和项目达到了国内先进和省内领先水平。
  (四) 农业科技培训逐步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七五”以来，坚持以人为本和“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了“四级三培”制度，实行农科教结合,充分利用县区农技中心、科技文化中心、农业中学、电视广播、农业技术学校及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培训，到“八五”时期，全市每年培训乡村干部、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和农民达10万多人次，并配合印发大量的科技资料。
  (五) 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得到逐步健全和加强。为了切实强化农村科技工作,1986年以来，不断完善、充实农业科技管理、服务组织，强化服务功能。到“八五”末，全市各县区都建立了县（区）科委，绝大多数乡镇建立了乡（镇)科委，配备了科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长及科技专干、科技村长等。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各县区按照“县有中心、乡有站、村有农民技术员、社有技术示范户”的要求，逐步完善了各级服务组织。到“八五”末，各县区全部健全了县(区)农技站、畜牧站、农机站和林业工作站，共建立各种示范基地49个，发展科技示范户2.7万多户，农民技术员3100多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县、乡、村四级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了专业配套、功能齐全、上下成线、左右联网的科技服务网络。农村经济全面振兴时期：（1993年～1998年）以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扶贫攻坚和奔小康建设为标志，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放开农业种植计划、放开农产品价格、放开经营，积极加快计划指导下的传统农业向市场引导下的现代化农业转变，粗放经营的数量型农业向“一优两高”的效益型农业转变，以农为本的单一经济向一、二、三产业并举的社会化农业转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协调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要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加快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和乡镇企业;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强扶贫开发。十四大以后，兰州市农村经济体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渡迈进。
  (一)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全面搞活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为了贯彻十四大精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3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放开农业种植计划，放开农产品价格，放开经营。
  对各项农业生产，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并大幅度削减了指导性计划项目，放手让农民群众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
  (二) 加快市场建设，完善市场体系。1993年2月23日，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市场建设，完善市场体系的意见》,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左”的观念，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旧意识，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克服重生产轻流通、轻市场，重一、二产业轻第三产业的倾向，把市场建设与工农业生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后从兰州的实际出发，继续发展消费品市场，重点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发展各类要素市场。
  1993年～1995年是兰州市建设市场的黄金时期。三年间共投入市场建设资金2亿多元，其中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8772万元和10438万元，依次是1993年以前历年累计投资总额的1.15倍和1.36倍。1992年,全市城乡仅有各种集贸市场203个，到1995年就迅速增加到316个，三年净增113个;其中新建或扩建成的综合市场达到276处，比1992年增加了 105处。市场交易空前活跃。成交额连年登上新台阶。1992年市场成交额只有20亿元多一点，1993年～1995年则分别达到30亿元、50亿元和95亿元，三年迈了三大步。
  (三)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发展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了使乡镇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克服机制弱化的势头，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市委、市政府于1993年3月下发《关于促进全市乡镇企业再上新台阶的意见》，着重强调了加快股份制和股份合作机制企业发展步伐的问题,提出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的基础上，引导个体、联户和私营企业向股份制发展，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在现有乡村集体企业中，引进股份合作机制，实行股份化经营，以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
  1993年以后，兰州市的股份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92年5月，全市乡镇，企业中具有一定股份制经营因素的只有37家，其中23家是老企业嫁接改造,14家属于在建、新建企业。至1997年8月底，各种类型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已发展到1423户，占全市乡镇企业乡办、村办、联户(合作)企业总数的53.4%,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69户，占2.6% ;新建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955户，改制的为468户。按经济类型划分，乡村集体办849户，联户合作办574户。企业股本总额18.92亿元，从业人员55860人。
  (四） 合理布局，集中连片，建设乡镇工业小区。1993年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重点指出：要从当地的资源、人才、交通、能源、水源等综合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设乡镇工业小区，集中连片发展。并决定从1993年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单独安排贷款，支持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
  国家的资金扶持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市乡镇工业小区建设。
  1993年以来，在坚持总体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滚动发展的原则下，积极推进了乡镇企业小区建设，先后兴办了雁滩工业城、和平经济开发区、树屏扶贫经济开发区、平安经济开发区等10个市列重点工业示范小区,其中部级两个，省、市级3个，入区企业达548户，1997年完成产值28.66亿元，利税4.03亿元，分别占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4.1%和15.8%。
  (五) 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经济。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包括兰州在内的11个内陆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同年12月，甘肃省政府也赋予了兰州市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制定了相应的对外开放政策。兰州市紧紧抓住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由沿海向中西部推进的机遇，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国内国外市场并重，市内市外资源并用，充分运用各项政策和职权,努力促进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和纵深化方向发展。伴随着城市迅速开放的步伐,兰州市农村和农业也逐步走向开放。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努力招商引资，兴办“三资”企业。市级农口部门和各县区先后数十次组团赴海南、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开展招商活动，加快了引资步伐。1992年,兰州市乡镇企业只有“三资”企业12家,协议引进资金约5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0万美元。到1997年，累计建成和在建的“三资”企业达到72家，总投资7.5亿元，其中合同引进外资5193万美元，实际利用4074万美元，投资领域涉及农副产品加工、金属制品、化工、汽修、纺织、冶金等行业。
  二是利用国际援助，进行农业开发。除西电工程、引大工程、兰州灌溉实验示范中心等大型水利骨干工程以外,还先后争取到了一批农林牧渔生产、加工、技术培训等项目。八十年代以来，全市农业建设共利用国外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3亿美元。近几年，利用欧共体提供的奶类援助项目资金291万元，改进了兰州奶业生产条件;利用比利时援助资金进行的日光节能温室项目，促进了兰州冬季蔬菜生产。
  三是开展国外投资和边境贸易。1995年以来，市级农口部门先后在罗马尼亚、蒙古国创办境外企业4家，在二连浩特市、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珠海等地设立了贸易窗口。
  市农技中心在罗马尼亚创办的兰佳农业实业公司年创汇额达10万美元。
  四是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全市各县区及农口有关部门，打破封闭状态，面向全市、全省、全国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广泛联系，寻求合作，共谋发展。到1997年，全市共建成涉农内联企业400多家，引进资金14亿多元。
  五是大力发展创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多年来，兰州市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扩大出口为重点，狠抓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建立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逐步培育了红古的副食品基地，榆中和平及七里河坪台地区的优质新蔬菜基地，以城关奶牛繁殖场为主的鲜奶生产基地，以近郊地区为重点的瓜果基地，办起了淀粉、果品、蔬菜、黑瓜籽、发菜、蕨菜、百合、小杂粮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40多家，有力地推动了农副产品的出口。八十年代初,兰州市农产品外贸出口年创汇不足20万美元，到1996年，农副土特产品出口创汇额达到100多万美元。
  六是努力创办外向型乡镇企业。兰州市外向型乡镇企业起步于1986年,第一家出口创汇企业——西固区陈坪乡的东湾畜产品加工厂，以出口猪鬃、山羊毛为主。到1992年，有8家乡镇企业的7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出口交货值2700万元，创汇2.68万美元。1993年建立内陆开放城市以来,发展步伐迅速加快，1996年，全市外向型乡镇企业达到38家，出口产品增加到100多种，供货额达1.8亿元，硅铁、碳化硅、衬衫、地毯等主要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广泛动员，开展扶贫攻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三西”建设以来，全市农村以脱贫致富为目的，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利用农业、“两西”、扶贫和以工代赈等方面的资金，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新建、续建改建了 15项大中型水利工程和一大批小型水利工程。通过新修改建各类人饮工程,打水窖、挖水井和推广庭院集雨，解决了 36万人和3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同时还新修改建了一大批县乡公路，使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十年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1992年全市粮食产量达到2.8亿公斤，比1982年增长了 1.77倍;人均占有粮食由151公斤增加到294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9元增加到519元，大部分农户基本解决了温饱，部分群众已开始进入开发致富的新阶段,基本实现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和巩固提高的阶段性目标。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市农村仍有21万多人口人均纯收入在300元以内，处在温饱线以下。这些人口集中分布在永登西北山区、榆中南北山区、七里河后山地区，其共同特点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经济发展缓慢,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根据国家“八七”和省上“四七”扶贫攻坚计划，市委、市政府于1994年制定下发了“二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用七年时间解决21.5万人的温饱问题。
  在扶贫攻坚过程中，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齐帮共扶。一是各级党委、政府把手亲自抓扶贫，层层制定扶贫规划和措施，建立目标责任制。市级领导每人都联系了一个贫困乡，联系抓点，指导全面。二是各级职能部门:计划、金融、财政、水利电力、农林、工业、科技、劳动、民政、工商税务、组织人事、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结合自己的业务范围，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工作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解决好贫困地区所需物资、资金、技术、人才和项目，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包村帮扶。各级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工商企业、武警部队都利用自己的优势，对贫困地区进行定点扶持，为贫困地区、贫困户献爱心、出点子、办实事。各包扶单位每年都选派大批干部深入到村、户，从村级组织建设到扶贫规划的制定，从资金扶持、项目引进到生产建设、发挥效益，从帮助联系劳务输出到寻找当地致富门路,从整体帮扶到一家一户的帮扶，都抓起来,帮上手，一包到底。实行“四到五定”责任制，不脱贫，不脱钩。四是开展结对帮扶。城郊富裕乡镇与贫困山区乡镇开展结对帮扶，对口支援,采取优势互补和互利互惠的办法,加强经济合作和联合，促进共同发展。城郊乡镇积极为贫困地区发展一、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并注重吸收安排对口乡村的富余劳动力，以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1997年，全市共有省、市、县各行各业的249个单位参加了帮村扶贫工作，抽调了365名干部深入到36个乡的242个贫困村蹲点帮扶。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有力地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 实施优惠政策。一是加大倾斜扶持力度。各级银行、财政、“两西”、扶贫等部门认真执行有关延期还贷、滚动使用、停息挂帐等资金扶持政策，从各自的业务出发，尽量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多倾斜、多扶持、多投入;工商、税务等部门按照有关减、缓、免税费的优惠政策，该减的减，该免的免，该返还的返还。二是放宽经济开发政策。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兴办扶贫开发区，采取尽可能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外商、外资、外地企业、科技人员、离退休专业人员开发贫困地区;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搞异地办厂和异地开发，所办企业享受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三是实行各项激励政策。制定了有关帮乡扶贫和贫困地区脱贫的奖励政策,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到贫困地区搞开发，领办、创办乡镇企业和服务实体，开展科学研究和新技术推广。通过政策倾斜扶持，为贫困地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扶贫资金投入。首先是各级政府加大了资金投入。1994年4月，国务院下发《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用于扶贫的各项财政、信贷资金作了安排，省、市也相应作出部署，从1997年起，对国扶的永登、榆中两县的贫困村，凡是一年解决温饱的，每个村省上一次投资5万元，市上配套3万元;凡是两年解决温饱的.连续两年，每年每个村省上投资3万元，市上配套2万元。对市扶的皋兰和七里河两县区的贫困村，由市上按照上述省市投资、配套标准予以对待。对涉贫县（区)也加大扶贫资金投人力度，配套资金达到市上扶贫资金总数的20-30%。其次是各职能部门也加大向贫困地区的投入倾斜。与此同时，各帮扶单位注重多办实事，为被帮村解决资金困难，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各尽所能，想群众之所想，为群众之所需，为贫困地区筹措生产建设资金，捐款、捐物，扶贫济困。
  “二七”攻坚以来，对贫困地区的各项资金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1997年，全年共落实各项扶贫资金7700多万元，其中省财政扶贫资金587.4万元，“两西”资金664.5万元，扶贫贷款1800多万元;投人以工代赈资金2648.9万元,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0万元，社会各界帮扶单位解决资金及捐款捐物1005.9万元。多层次、多形式的资金投入，大大缓解了扶贫开发的资金困难，加快了农民解决温饱,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的进程。(四）狠抓扶贫建设。一是抓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之所以贫穷落后,基础设施条件差是重要原因。“二七”攻坚以来，贫困地区借助于国家大力扶持和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援,修公路，架电线，修水渠，打水井，挖水窖，平梯田，大力改变基本条件。二是实施温饱工程。为了使贫困户尽快解决温饱，并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从1997年起，在贫困地区实施了发展种、养业的“五个一”温饱工程。三是开展移民和劳务输出。针对贫困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生存空间狭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而生产、生活条件一时难以根本改变的实际，利用引大工程建成并逐步发挥效益的有利条件，大力进行移民开发,并鼓励、帮助农民走出深山，面向城市和经济发展地区搞劳务输出。“二七”攻坚以来，全市每年完成移民安置1万多人,为贫困地区输出劳务10万人次左右。移民和劳务输出的开展，大大缓解了贫困地区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四是开展教育文化扶贫，加强智力建设。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知识水平，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长远大计。多年来，不仅各级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倾斜，而且国际机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工商界人士也捐资助学，各帮扶单位更是想方设法支持“希望工程”，形成了全社会兴教助学的良好风气。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帮助下，1997年，全市贫困地区新建学校20所，维修学校64所；向贫困地区捐献课桌、発1448套，图书1.44万册，衣物6.5万多件;救助失学儿童206名，资助学生151名。五是搞好村级组织建设。“给钱给物，不如建设一个好支部”。村级组织上联国家党政机关，下联农民千家万户，是党的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因此，自扶贫攻坚以来，把搞好村级组织建设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首要任务，按照“五个好”的要求,认真抓紧抓好，先后帮助整顿村级组织65个，调整班子成员143名，发展农村党员259名；新建文明村53个；使后进村由帮扶前的23个减少到1个，“五好村”由36个增加到58个，使农村基层组织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中坚力量。
  大规模、强有力的扶贫开发建设,推动了贫困地区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农民解决温饱和脱贫致富的步伐。
  1997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7元。当年解决了 14个乡、157个村、6.3万人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21.5万人下降到6.46万人，贫困面由20.8%下降到6%,皋兰县和七里河区实现了整体解决温饱。
  三、重点突破，加快小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市近郊五区,借助党的富民政策的巨大威力，凭借城郊区位优势，按照“依托城市，开发农村，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是:经济快速发展，实力大为增强。1993年，五区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31.33亿元，比1980年增长14.4倍，年均递增22.8%,明显高于全市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跨越，开始向工业化进程迈进。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7%，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封闭落后的僵化模式已经打破，市场经济格局正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大开放格局正在形成。农民收入成倍增加,生活水平接近小康。1993年，五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36元，比1980年增长了 7.7倍。所有这些为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为奔向小康准备了较好的前提条件。
  为了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于1994年11月下发了《关于加快全市农村奔小康进程的意见》，提出城郊五区和三县条件较好的地区要率先实现小康目标，并制订了农村小康量化标准及达标要求，确立了详细的达标规划和实施步骤。各级党政组织按照省、市部署，以小康建设总揽农村工作全局，把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摆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为了确保小康目标的顺利实施，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抓领导，加强组织保障。市、区(县)、乡都成立了由党政领导挂帅的小康建设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联点挂项抓,各级部门包村帮扶抓的制度。二是抓发动，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党政组织从发动群众，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入手,广泛开展了宣传动员，层层召开干部会、党团员会、群众会，反复讲解，广泛动员；组织新闻媒介，及时进行报道，宣传先进典型,组织参观学习，大造舆论声势。三是抓整顿，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按照“建立一个好支部，选配一个好支书，制定一套好制度,理出一条好路子”的基本指导思想，先后共整顿基层领导班子122个，选拔充实村级干部128名，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还抓了村委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青年、妇女、民兵、治保等组织的配套建设，使基层组织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四是抓落实，建立约束激励机制。市上及时制定了《全市小康乡（镇)村考核检查验收办法》，对建立领导机构和管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小康区、乡、村、户建设的标准、方法、内容以及考核检查验收的时间、范围、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使小康建设规范化。为了确保小康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市、区(县)、乡、村一律实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纵向层层签订责任书，横向将小康建设的量化指标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纳入单位工作目标，制订具体的服务指导方案和措施。
  为了加快小康进程，各区（县)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突出抓了四项建设：(一)围绕菜篮子工程，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发展蔬菜及副食品生产是郊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多年来，城郊五区始终把菜篮子工程建设放在农村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扩大蔬菜、瓜果等高产作物面积，大力发展经济林业、畜牧养殖业、渔业等高效农业。不断扩大蔬菜保护地栽培，发展春提前、秋延后和冬季蔬菜生产;不断培育引进优良品种,增加蔬菜种类，提高蔬菜品质;实行连片开发，建立农业示范区，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优势、有规模的商品生产基地;通过科技承包，发展畜牧规模养殖，先后建成了一批百头牛场、百头猪场、千只鸡场，推广青贮氨化饲料，发展暖棚养畜，推广瘦肉型猪等，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林果业以优化品种、提高单产、增加效益为重点，大力发展质量好、价值高的名、优、特、新经济林。菜蓝子工程建设不断发展，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蓝子，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二) 注重经济效益，发展乡镇企业。各区（县）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小康目标的根本途径，坚持速度和效益并重，外延与内涵并举的方针，按照大规模、高速度、高效益、跳跃式发展的战略，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坚持走抓城带乡、抓重带轻、抓大带小、城乡结合的路子，对乡镇企业不断地加强、加温、加劲。在抓好国营企业改造挖潜，提高效益的同时，重点发展个体、私营、合伙和股份制企业，并鼓励和支持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促进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三) 发展第三产业,广开致富门路。城郊各区在奔小康过程中，在抓好一、二产业的同时，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兴办与城乡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设施，发展服务产业，建市场、盖商店，办餐饮、修宾馆,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四） 加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小康工程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强调农民物质的相对富有，而且注重精神生活比较丰富;不仅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且突出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各区在创建小康乡、村过程中，一是抓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小康乡、村的目标要求，尽力实现和强化“四通”：通水、通路、通电、通电话;加强小康住宅建设，提高农民的住房质量，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注重村容村貌，努力改变“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的状况。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各区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教学条件得到改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恢复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便了农民就医,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建立了农村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和提高了五保户的养老补助。三是开展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一个安宁、祥和、文明的社会环境。各区狠抓社会治安工作，广泛开展了严打、禁毒、扫黄打非等专项斗争，努力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和消极因素，净化社会环境。四是抓好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农村开展了以培养“四有”新型农民为目标，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主线的精神文明教育活动，教育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正气，立新风;广泛开展了文明单位、军民共建、双文明村、十星级文明农户、五好家庭等创建活动。
  由于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有所不同，兰州市城郊地区的小康进程分为三个梯次。
  第一梯次:（1995年）城关区、安宁区，西固区的柳泉乡、陈坪乡，七里河区的崔家崖乡，红古区的海石湾镇实现小康。
  第二梯次：(1996年）西固区，七里河区的彭家坪乡、花寨子乡、阿干镇、矿队办，红古区的河嘴乡、花庄镇达到小康标准。
  第三梯次:（1997年)红古区和七里河区跨入小康区行列。
  至此，兰州市的城郊五区整体步入小康社会，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四、强化龙头企业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二十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使兰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的同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农业久已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如千家万户经营与千变万化市场的矛盾，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实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矛盾，农户分散经营与采用先进技术、现代设备的矛盾等，由于这些矛盾的综合作用，使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和劣势。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研究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
  1997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指导方针。1998年初，全市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意见》，确立了农村产业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制订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
  兰州市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首先是立足资源优势，加强农业主导产业的建设。多年来，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市、县区、乡、村层层抓，国家、集体、企业、农户一起上，大力发展蔬菜、瓜果、畜禽、洋芋淀粉、奶业、烟碱、花卉、百合等主导产业和产品，并注重集中连片，走规模经营、集约化生产的路子，从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入手，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全村，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区域化格局。在巩固提高原有畜牧、蔬菜、林果基地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引大灌区的商品粮基地;红古日光温室精细菜基地;古山、秦川、西槽油籽、蚕豆等经济作物基地；中心、忠和桃杏基地;夹滩、岗子、湟兴、柳树养鱼基地;坪城、金咀高山细毛羊基地;榆中烟叶基地;七里河、西固百合基地;河桥、连城、和平花卉基地;彭家坪、什川、青城、红古果品基地等10大商品生产基地，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培植和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上联国内外市场,下联千家万户，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等功能，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环节，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火车头，其牵动和辐射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1997年以来，各级政府积极牵线搭桥,落实优惠政策，动员和鼓励供销社、各涉农生产物资企业及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向农业投资，创办龙头企业。市级计划、财政、金融、工商等部门对龙头企业及其重点建设项目，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大各项投入,“两西”资金、支农周转金、小水利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向农业产业化项目倾斜。各县区也制定相应的投人政策,按照农业产业化建设的要求，广开筹资渠道，以合资、参股、集资、借资等形式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业的闲散资金进行归拢，集中投入农业产业化项目。经过连续两、三年的努力，兰州市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如百合产业、烟碱产业、猪产业、牛羊肉产业、奶产业等,以特色、拳头产品深度系列开发为重点取得了积极的进度。但从总体上讲，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各主导产业的基地化程度还比较低,有不少处于分散状态，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尚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