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通过前一阶段的严厉镇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由于没有完全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未能很好地宣传和发动群众,一度形成专门机关办案，单靠行政手段镇反。当进人成批镇压时,处决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人民报了仇,雪了恨，事先却没有出“安民告示”，也没有开公判会，只是在处决后才出布告、登报纸，连苦主也未预闻；布告中也只列举死刑犯名单、罪状，不提同案处以徒刑和释放的罪犯。这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苦主和知情人想控诉和补充罪犯材料，但没有机会，群众从布告中看到的是处死、从严的一面，看不到政策上体现宽大、从轻的一面。当3月份大批处决反革命分子后，少数人怀疑:“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吗？是否杀的太多了?”尤其对中上层民主人士和一般敌伪人员震动不小，他们顾虑重重，怕镇反“像割韭菜一样,割到自己头上”。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省、市委决定暂缓杀人，以毛泽东“严格控制，大张旗鼓”的指示为指导思想，吸取各地成功经验，组织新的镇反髙潮——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并确定分两步走: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道门，彻底摧毁被匪特利用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一贯道、无极道组织，然后在广泛宣传镇反政策、清理积案、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发动大规模的群众镇反运动，稳、准、狠地再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
  1951年3月下旬，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布告取缔一贯道，责令坛主以上道首到公安分局登记，道徒到派出所登记，同时逮捕点传师以上道首171名。4月上、中旬，皋兰县的安宁、泥湾两地发生无极道叛乱后，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皋兰县人民政府随即发出布告取缔无极道，并逮捕了一批反革命道首,在骚乱地区分别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组织暴乱的首恶韩兰亭等37人。
  中共兰州市委因势利导，成立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取缔“两道”委员会，印发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大纲，从省市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抽调干部,深入街、乡向群众进行宣讲、解释。道徒较多的街、村，普遍召开了揭露“两道”内幕、控诉道首罪行的群众会。七区的里五滩、雁滩、宁卧庄、拱星墩等地，数日内累计有7500余人参加了控诉会议，群众罗列了当地反动道首们的三大罪状:害死人命53条;散布“变天”等反动谣言30余条;破坏生产损失折合人民17亿元（旧币）。众口斥责一贯道、无极道是“害人道”、“反革命道”，不少人由原来信道、亲道、资道、护道，一转而成为反道积极分子。
  4月下旬，公安机关在市内主要街道和郊区的安宁堡、十里店、庙滩子举办了无极道(大刀会)暴乱案巡回展览，约有13万群众踊跃参观。同时还在兰园、兰州中学操场、握桥等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专人当众介绍了无极道暴乱经过，激发了广大群众对无极道的无比痛恨，由市委、市政府直接筹办的农历“四月八”五泉山庙会宣传、展览，更是大造声势，显示了“大张旗鼓”。在三天庙会期间，约有10万人观看了无极道、一贯道罪证展览，既有那些自称“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龙袍加身的亮相，又有无极道、大刀会叛乱时所用刀矛、枪支、旗帜、印信、符咒等罪证;既有道首们的坦白、现身说法和受害人的揭发、控诉，又有各种揭露一贯道的规劝组、退道站、扶乩表演处。又在各茶馆、饭馆、墙壁、树上到处张贴取缔反动会道门标语和向人群大量散发的传单。“四月八”下半天，当七区群众控诉特务道首邢子华的罪行时，万余群众在烈日下一直站了两个多小时，台上控诉越来越热烈，台下群众越聚越多,控诉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将邢犯的反革命嘴脸揭露无遗。
  五泉山庙会宣传活动，对取缔“两道”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区在庙会前的一个多月内，只登记退道6900余人，而自5月8日至15日，就有10180余人退道，至6月份累计退道人数已达20956人。皋兰县也广泛地进行了宣传、控诉活动，到6月中旬，全县仅9个区(缺北山、保定二区)登记退出“两道”的人数即达21817人，合计全市城、乡共有42773人退出一贯道和无极道，基本上摧毁了这两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并缴获了一贯道名单34本及组织材料，为配合各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帮助。
  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在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从5月中旬起，又将斗争锋芒转入镇反，除报纸、电台大量介绍、报道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外，市内各电影院又举办了一次“坚决镇压反革命电影宣传周”，放映了《党证》、《游击英雄》、《世外老人》、《胜利而归》等四部反特影片。
  中共兰州市委将拟处理的257名反革命分子，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进行了初步量刑，提出了杀、判、放、转的意见，经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和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将罪状单行材料，铅印60余万份，连同25000余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并分发给全市各界人民讨论。市级党、政负责人分头参加群众讨论会，并将群众重要的控诉和补充材料逐日摘要发表。当时全市大、中学校停课两天半，多数机关停止工作两天半，工厂占用部分生产时间，街、乡群众普遍举行院子会、村民会、代表会，广泛进行镇反讨论。二区在四天的镇反讨论中，有30483人次参加了会议，占全区总人口的90%,区代表会原拟召集100人，结果来了300人；九街群众控诉会原拟召集700人，结果来了近2000人。
  《甘肃日报》在“发动全体人民当公安员，又当审判员”的通栏标题下，每日都用整版篇幅报道群众讨论情况。
  这种全民介入镇反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热烈称赞，认为是“千古未有的事情”，“真是人民当家作主”。被特务王溥害得家破人亡的石兆玉老人说:“我自清朝以来，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活了70岁,今天才见到了太阳”。一位居民说:“咱们是青夫大老爷，可要按毛主席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稳稳地判”。鞋厂一工人拿到反革命罪行材料后，对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用半夜时间对70多名反革命罪犯提出了量刑意见。第二天讨论后，他的意见大致符合政策规定，别人奇怪地问他，他才说:“昨夜当了半夜法官”。二区三街回民较多，回族青年妇女从来不准出门开会，这次有十七、八个回族女青年积极参加了镇反宣传，讨论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不少反革命家属也参加了镇反讨论,争先表明态度要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个别反属乞求群众给她的反革命亲人留一条活路，遭到群众的驳斥。如惯匪柴逢春的女人，要求群众可怜柴的母亲、娃娃，不要提处死的意见，群众立即反驳说:“你知道你男人害死了多少人？你们有母亲、娃娃，人家就没有母亲、娃娃?”驳得她哑口无言。
  在群情激奋下，全市四天内就收到反革命罪行补充材料1000多件，检举材料500多件，各单位的量刑意见书81件，其中多数意见主张杀50人以上，市委综合群众意见，反复讨论,坚持按照中央规定的镇反杀人控制指标，只处死30名，其余按罪行轻重分别处以死缓、徒刑或从宽释放。
  这个意见报省委转呈西北局同意后，又提交1000人参加的代表会议和会外3万群众讨论实况广播。在会议进行中，将王溥、王春林、傅子赉、杨士珍、何世雄等5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押进会场，由10余名烈属面对面地进行控诉。烈属们的声声血泪，字字悲愤，更激发了会内外群众对反革命刽子手们的无比仇恨，“为烈士报仇! ”“坚决镇压反革命! ”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经上下多次反复讨论，最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兰州市人民法院于1951年6月8日在兰中操场举行万人大会进行公判。257名反革命罪犯中，除54名转外地处理外，此次大会共宣判了 203名，计处死刑30名，死缓14名，无期徒刑8名，有期徒刑90名，一年以下徒刑准保释放9名，保释52名。这个判处量刑得当，全面体现了宽、严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审判活动中，第一次运用了我国首创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规定。在处决的30名死刑犯中，有杀人几十成百的特务方振武、王汉杰;在群众茶壶中小便、油缸中大便、先人灵牌上挂女人血裤子的特务刘世杰；组织暴乱的豫陕甘川白枪会大队长窦世全;历时20年的惯匪老窝主王德成;镇压学潮的反革命幕后策划者宋恪等。在红山根刑场执行死刑时，组织了一支由烈士家属、各区群众、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机关干部、工商界、各兄弟民族和宗教界代表50多人组成的监刑队，有9名烈属（内8名妇女)亲自枪毙了仇人。事后，烈属孙谕、段世珍、梁竞权、王玉秀、魏款斌、李国瑞等，由3名警卫战士护送到烈士牺牲的地方红泥沟、五里铺、河北沙沟等地祭奠亲人。
  宣判大会又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镇反宣传。省广播电台组织了30个大型收听站,使全市15万人听到了实况广播,远离兰州的正宁、西和、西吉、榆中等县农村也组织了收听，离城30多里的西北民族学院(西果园）的400多名各族学员和教职工，在收听过程中，通过翻译，随时讲解广播内容，各族学员用不同的语言不断髙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回族学生马玉奎说:“听实况广播等于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使我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兰州大学在收听站周围布置了大型镇反漫画46幅、连环画2幅、大标语50幅，使收听人员从视、听两方面受到了深刻教育。兰州市的天主教徒在宣判大会后也反映说:“对特务反革命败类，不能讲慈善仁爱，应该严厉镇压!”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党、政府和人民公安机关的威望。公判会当日，全市标语满街，锣鼓喧天，人民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执勤部队和公安人员，回民闭斋日也破例敲锣打鼓进行庆贺。公判会后，各界群众、民主党派连日向省、市委、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献旗致敬。兰州市各级公安机关收到了工人、农民、居民、学生送来的大批锦旗、致敬信和慰问品。六区一、二两乡是回民较多的市郊区，过去潜伏过土匪、特务，抢劫、破坏、造谣，人们整天提心吊胆，由于公安机关的努力，特务、土匪大都捕获。特别是经过镇反,秩序基本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宣判大会后的第三天，这两个乡的4个清真寺的阿訇、学董、乡老和群众、学生代表共300多人，举着20面彩旗，敲锣打鼓，拥向公安六分局，献了“除暴安良”的锦旗，并给全体公安人员戴花、披红。回民代表马文俊说:“现在的一、二两乡，不单是治安好，回、汉群众也团结得好，这都是公安人员的功劳。”(三)收缩和深入阶段(1951年6月中旬至1952年11月）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认为，镇反胜利是空前的，形势起了重大变化。会议适时地提出将“放手镇压”改为“适当收缩”的方针，并规定了“五道防线”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捕可不捕者不捕”的十六字政策。党中央又指示，6、7、8、9四个月内，除现行犯外，应普遍暂停捕杀，捕人批准权收回省。
  中共兰州市委多次开会，认真学习和讨论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指示，在6月3日的市委会议上,强自修同志发表意见说:兰州市的镇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央规定城市镇反杀人比例为0.5‰，兰州再杀30人就达到1‰ 了。我们在镇反中没有发生大的偏差，镇反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所以要很好地掌握中央指示精神，适当收缩。
  在收缩期间，市委配合中央公安部视察组，认真检査了我市对镇反政策的执行情况。
  这次政策检查，对清醒干部头脑，防止粗糙草率，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暂停的四个月中，我市对反革命分子未捕杀一人。在贯彻收缩方针的整个期间，对反革命分子再未进行成批处决。同时，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了将镇反运动引向深入。主要抓了四件事：1.清理中层。从6月12日至7月15日，在全市机关、团体、学校内部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清理纯洁中、内层。参加学习的2280人中，有1041人交待了隐瞒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1625件,其中特务问题66件。通过清理，从组织上纯洁了内部，分清了敌我，巩固了革命阵营，加强了防奸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