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兰州市的镇反运动，从1950年6月开始，到1953年6月结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 严厉镇压阶段(1950年6月至1951年3月底）6月4日首批处决郭凯等反革命首恶后，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一致认为“杀得对，杀得应该!”“早就该这么办了”。
  7月26日，张德生同志在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传达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时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加强侦察工作”，在镇反问题上,“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不可偏废。该捉的要捉，该杀的要杀，该管训的要管训。但严禁乱杀乱捉，杀人一定要报告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对正确执行镇反方针、政策,统一行动步调，防止出现大的偏差，有着深远的影响。从9月1日至10月4日共宣判了 3批，判处抢劫杀人犯王锡铜和组织叛乱的祸首褚展国、高靖天3犯死刑，对主从犯14名，分别处以徒刑或教育释放。全年累计逮捕对社会危害很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土匪430余人。
  中共中央“双十指示”下达后，中共兰州市委对照检査镇反工作，认为，我市虽先走了一步，判处了几批，但仍存在着“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不够”的缺点，主要是打击还不够狠、不够及时，反革命的气焰没有完全压下去，决定加快清理积案，进行判决。
  年底前又判处了两批，处死13名，处无期、有期徒刑和教育释放28名。1951年1、2月又宣判两批，处死13名。3月，严厉镇压达到了高潮，分5批处决了反革命首恶180人，累计从上年6月至当年3月底，共宣判了 13批，判处死刑212名。
  成批严厉镇反的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正气伸张,大快人心，谣言减少，抢案再未发生。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检举大为增加，特务、反革命内部分化动摇，不少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要求立功赎罪。事实证明,对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是十分正确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二) 大张旗鼓镇反阶段(1951年4月至6月中旬）通过前一阶段的严厉镇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由于没有完全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未能很好地宣传和发动群众,一度形成专门机关办案，单靠行政手段镇反。当进人成批镇压时,处决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人民报了仇,雪了恨，事先却没有出“安民告示”，也没有开公判会，只是在处决后才出布告、登报纸，连苦主也未预闻；布告中也只列举死刑犯名单、罪状，不提同案处以徒刑和释放的罪犯。这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苦主和知情人想控诉和补充罪犯材料，但没有机会，群众从布告中看到的是处死、从严的一面，看不到政策上体现宽大、从轻的一面。当3月份大批处决反革命分子后，少数人怀疑:“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吗？是否杀的太多了?”尤其对中上层民主人士和一般敌伪人员震动不小，他们顾虑重重，怕镇反“像割韭菜一样,割到自己头上”。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省、市委决定暂缓杀人，以毛泽东“严格控制，大张旗鼓”的指示为指导思想，吸取各地成功经验，组织新的镇反髙潮——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并确定分两步走: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道门，彻底摧毁被匪特利用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一贯道、无极道组织，然后在广泛宣传镇反政策、清理积案、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发动大规模的群众镇反运动，稳、准、狠地再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
  1951年3月下旬，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布告取缔一贯道，责令坛主以上道首到公安分局登记，道徒到派出所登记，同时逮捕点传师以上道首171名。4月上、中旬，皋兰县的安宁、泥湾两地发生无极道叛乱后，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皋兰县人民政府随即发出布告取缔无极道，并逮捕了一批反革命道首,在骚乱地区分别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组织暴乱的首恶韩兰亭等37人。
  中共兰州市委因势利导，成立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取缔“两道”委员会，印发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大纲，从省市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抽调干部,深入街、乡向群众进行宣讲、解释。道徒较多的街、村，普遍召开了揭露“两道”内幕、控诉道首罪行的群众会。七区的里五滩、雁滩、宁卧庄、拱星墩等地，数日内累计有7500余人参加了控诉会议，群众罗列了当地反动道首们的三大罪状:害死人命53条;散布“变天”等反动谣言30余条;破坏生产损失折合人民17亿元（旧币）。众口斥责一贯道、无极道是“害人道”、“反革命道”，不少人由原来信道、亲道、资道、护道，一转而成为反道积极分子。
  4月下旬，公安机关在市内主要街道和郊区的安宁堡、十里店、庙滩子举办了无极道(大刀会)暴乱案巡回展览，约有13万群众踊跃参观。同时还在兰园、兰州中学操场、握桥等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专人当众介绍了无极道暴乱经过，激发了广大群众对无极道的无比痛恨，由市委、市政府直接筹办的农历“四月八”五泉山庙会宣传、展览，更是大造声势，显示了“大张旗鼓”。在三天庙会期间，约有10万人观看了无极道、一贯道罪证展览，既有那些自称“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龙袍加身的亮相，又有无极道、大刀会叛乱时所用刀矛、枪支、旗帜、印信、符咒等罪证;既有道首们的坦白、现身说法和受害人的揭发、控诉，又有各种揭露一贯道的规劝组、退道站、扶乩表演处。又在各茶馆、饭馆、墙壁、树上到处张贴取缔反动会道门标语和向人群大量散发的传单。“四月八”下半天，当七区群众控诉特务道首邢子华的罪行时，万余群众在烈日下一直站了两个多小时，台上控诉越来越热烈，台下群众越聚越多,控诉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将邢犯的反革命嘴脸揭露无遗。
  五泉山庙会宣传活动，对取缔“两道”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区在庙会前的一个多月内，只登记退道6900余人，而自5月8日至15日，就有10180余人退道，至6月份累计退道人数已达20956人。皋兰县也广泛地进行了宣传、控诉活动，到6月中旬，全县仅9个区(缺北山、保定二区)登记退出“两道”的人数即达21817人，合计全市城、乡共有42773人退出一贯道和无极道，基本上摧毁了这两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并缴获了一贯道名单34本及组织材料，为配合各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帮助。
  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在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从5月中旬起，又将斗争锋芒转入镇反，除报纸、电台大量介绍、报道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外，市内各电影院又举办了一次“坚决镇压反革命电影宣传周”，放映了《党证》、《游击英雄》、《世外老人》、《胜利而归》等四部反特影片。
  中共兰州市委将拟处理的257名反革命分子，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进行了初步量刑，提出了杀、判、放、转的意见，经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和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将罪状单行材料，铅印60余万份，连同25000余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并分发给全市各界人民讨论。市级党、政负责人分头参加群众讨论会，并将群众重要的控诉和补充材料逐日摘要发表。当时全市大、中学校停课两天半，多数机关停止工作两天半，工厂占用部分生产时间，街、乡群众普遍举行院子会、村民会、代表会，广泛进行镇反讨论。二区在四天的镇反讨论中，有30483人次参加了会议，占全区总人口的90%,区代表会原拟召集100人，结果来了300人；九街群众控诉会原拟召集700人，结果来了近2000人。
  《甘肃日报》在“发动全体人民当公安员，又当审判员”的通栏标题下，每日都用整版篇幅报道群众讨论情况。
  这种全民介入镇反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热烈称赞，认为是“千古未有的事情”，“真是人民当家作主”。被特务王溥害得家破人亡的石兆玉老人说:“我自清朝以来，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活了70岁,今天才见到了太阳”。一位居民说:“咱们是青夫大老爷，可要按毛主席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稳稳地判”。鞋厂一工人拿到反革命罪行材料后，对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用半夜时间对70多名反革命罪犯提出了量刑意见。第二天讨论后，他的意见大致符合政策规定，别人奇怪地问他，他才说:“昨夜当了半夜法官”。二区三街回民较多，回族青年妇女从来不准出门开会，这次有十七、八个回族女青年积极参加了镇反宣传，讨论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不少反革命家属也参加了镇反讨论,争先表明态度要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个别反属乞求群众给她的反革命亲人留一条活路，遭到群众的驳斥。如惯匪柴逢春的女人，要求群众可怜柴的母亲、娃娃，不要提处死的意见，群众立即反驳说:“你知道你男人害死了多少人？你们有母亲、娃娃，人家就没有母亲、娃娃?”驳得她哑口无言。
  在群情激奋下，全市四天内就收到反革命罪行补充材料1000多件，检举材料500多件，各单位的量刑意见书81件，其中多数意见主张杀50人以上，市委综合群众意见，反复讨论,坚持按照中央规定的镇反杀人控制指标，只处死30名，其余按罪行轻重分别处以死缓、徒刑或从宽释放。
  这个意见报省委转呈西北局同意后，又提交1000人参加的代表会议和会外3万群众讨论实况广播。在会议进行中，将王溥、王春林、傅子赉、杨士珍、何世雄等5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押进会场，由10余名烈属面对面地进行控诉。烈属们的声声血泪，字字悲愤，更激发了会内外群众对反革命刽子手们的无比仇恨，“为烈士报仇! ”“坚决镇压反革命! ”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经上下多次反复讨论，最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兰州市人民法院于1951年6月8日在兰中操场举行万人大会进行公判。257名反革命罪犯中，除54名转外地处理外，此次大会共宣判了 203名，计处死刑30名，死缓14名，无期徒刑8名，有期徒刑90名，一年以下徒刑准保释放9名，保释52名。这个判处量刑得当，全面体现了宽、严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审判活动中，第一次运用了我国首创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规定。在处决的30名死刑犯中，有杀人几十成百的特务方振武、王汉杰;在群众茶壶中小便、油缸中大便、先人灵牌上挂女人血裤子的特务刘世杰；组织暴乱的豫陕甘川白枪会大队长窦世全;历时20年的惯匪老窝主王德成;镇压学潮的反革命幕后策划者宋恪等。在红山根刑场执行死刑时，组织了一支由烈士家属、各区群众、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机关干部、工商界、各兄弟民族和宗教界代表50多人组成的监刑队，有9名烈属（内8名妇女)亲自枪毙了仇人。事后，烈属孙谕、段世珍、梁竞权、王玉秀、魏款斌、李国瑞等，由3名警卫战士护送到烈士牺牲的地方红泥沟、五里铺、河北沙沟等地祭奠亲人。
  宣判大会又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镇反宣传。省广播电台组织了30个大型收听站,使全市15万人听到了实况广播,远离兰州的正宁、西和、西吉、榆中等县农村也组织了收听，离城30多里的西北民族学院(西果园）的400多名各族学员和教职工，在收听过程中，通过翻译，随时讲解广播内容，各族学员用不同的语言不断髙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回族学生马玉奎说:“听实况广播等于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使我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兰州大学在收听站周围布置了大型镇反漫画46幅、连环画2幅、大标语50幅，使收听人员从视、听两方面受到了深刻教育。兰州市的天主教徒在宣判大会后也反映说:“对特务反革命败类，不能讲慈善仁爱，应该严厉镇压!”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党、政府和人民公安机关的威望。公判会当日，全市标语满街，锣鼓喧天，人民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执勤部队和公安人员，回民闭斋日也破例敲锣打鼓进行庆贺。公判会后，各界群众、民主党派连日向省、市委、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献旗致敬。兰州市各级公安机关收到了工人、农民、居民、学生送来的大批锦旗、致敬信和慰问品。六区一、二两乡是回民较多的市郊区，过去潜伏过土匪、特务，抢劫、破坏、造谣，人们整天提心吊胆，由于公安机关的努力，特务、土匪大都捕获。特别是经过镇反,秩序基本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宣判大会后的第三天，这两个乡的4个清真寺的阿訇、学董、乡老和群众、学生代表共300多人，举着20面彩旗，敲锣打鼓，拥向公安六分局，献了“除暴安良”的锦旗，并给全体公安人员戴花、披红。回民代表马文俊说:“现在的一、二两乡，不单是治安好，回、汉群众也团结得好，这都是公安人员的功劳。”(三)收缩和深入阶段(1951年6月中旬至1952年11月）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认为，镇反胜利是空前的，形势起了重大变化。会议适时地提出将“放手镇压”改为“适当收缩”的方针，并规定了“五道防线”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捕可不捕者不捕”的十六字政策。党中央又指示，6、7、8、9四个月内，除现行犯外，应普遍暂停捕杀，捕人批准权收回省。
  中共兰州市委多次开会，认真学习和讨论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指示，在6月3日的市委会议上,强自修同志发表意见说:兰州市的镇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央规定城市镇反杀人比例为0.5‰，兰州再杀30人就达到1‰ 了。我们在镇反中没有发生大的偏差，镇反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所以要很好地掌握中央指示精神，适当收缩。
  在收缩期间，市委配合中央公安部视察组，认真检査了我市对镇反政策的执行情况。
  这次政策检查，对清醒干部头脑，防止粗糙草率，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暂停的四个月中，我市对反革命分子未捕杀一人。在贯彻收缩方针的整个期间，对反革命分子再未进行成批处决。同时，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了将镇反运动引向深入。主要抓了四件事：1.清理中层。从6月12日至7月15日，在全市机关、团体、学校内部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清理纯洁中、内层。参加学习的2280人中，有1041人交待了隐瞒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1625件,其中特务问题66件。通过清理，从组织上纯洁了内部，分清了敌我，巩固了革命阵营，加强了防奸保卫工作。2. 清理积案。市上成立了清理积案委员会，各区成立了清案小组，从6月16日开始，到8月中旬基本结束。清理从两方面进行:对反革命、刑事犯，以公、检、法机关为主进行清理；另从市、区各部门抽调干部217名，在派出所100余名户警和400余名治保委员的配合下，集中清理治安犯，共清理在押犯1376名，内反革命犯362名、刑事犯296名、一般治安犯718名，分别采取判刑、投入劳改、教育释放和转外地等办法予以处理。清案工作结束时，只剩124名在押犯（内反革命犯84名）等待审查处理。这样，既从根本上解决了监所拥挤、人满为患的矛盾，又纠正了对治安犯的滥捕问题。
  3. 将镇反与“双改”（土改和民主改革)结合起来，开展反霸斗争。在镇反中，虽给予封建恶霸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但由于没有彻底根除封建剥削制度，还有一大批为人民所痛恨的封建把头、恶霸地主未被打倒，许多私营工商企业的工人、店员和农村广大贫苦农民仍处于他们的剥削、压制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盼望第二次翻身。
  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民改、土改创造了有利条件。市委因势利导,将打击残反势力与在“双改”中打击封建恶霸势力有机结合起来，于1951年11月初召开的市“三代会”上,吴鸿宾市长作了《为完成城市民主改革和郊区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在“双改”中,“我们打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并废除封建把头制度与特殊势力”。在此前后，城镇和工矿区的民主改革进展也很快。10月13日市劳动局召集全市各行业劳资双方代表900余人，在民生业余剧社举行说理斗争大会，揭露、控诉私营明星理发馆经理张成兴、复兴服装店经理王雄等8名不法资方虐待、压迫工人的霸道行为，控诉结束时，兰州市人民法院宣布将犯有侵犯人权罪的张、王二人逮捕法办。11月2日，兰州人民机器厂全体职工举行民主改革说理控诉大会，揭露控诉了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次镇压工人罢工的恶霸头子李静波、反革命分子张拱辰和制造谣言、破坏金融的主犯蒋子清的罪行。李景亭副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接受职工群众的要求，宣布将李静波等3犯逮捕法办。11月8日，甘肃第一煤矿厂全体职工和阿干镇的农民、居民2000多人集会，有27名苦主愤怒控诉了大恶霸宋海洲、南仲华残酷剥削、压迫矿工、逼死人命、强奸妇女等残暴罪行。市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要求，将宋、南二犯逮捕法办。11月11日，新兴修理厂职工在学习民主改革政策，解除顾虑后，举行了控诉大会，有10多名工人揭发了一度窃取该厂领导权的中统特务王季通及其爪牙、中统特务宋春藻等人欺压工人、进行反革命活动和破坏生产的罪行，市人民政府接受工人的要求，将反革命分子王季通逮捕法办。通过群众性的反霸斗争，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搬掉了压在工人身上的“顽石”，广大工人感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1951年冬开始的郊区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封建势力，惩办了一批恶霸地主，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镇反和“双改”中，全市共处决怙恶不悛、民愤很大的恶霸18名。
  4.配合宗教“革新”，清除帝国主义势力。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市有相当基础。由德、法、西、奥等帝国主义分子控制和把持的天主教堂、医院、学校有16所,他们以传教和办“慈善事业”为名，进行间谍破坏活动。在镇反取得重大胜利后，市委及时决定在天主教内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清查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非法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此项工作从1951年7月下旬开始到1953年2月结束。在此期间，天主教徒和人民群众曾多次集会，揭露、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1951年12月1日，我公安机关会同接受外国津贴的文教慈善团体登记处，在1000余名教徒、群众的目睹下，从天主教堂掘出了帝国主义间谍濮登博、赵承明等人埋藏的电台、武器等罪证。12月9日，我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强烈要求，逮捕了充当濮登博等人的帮凶、利用宗教作掩护、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李为栋等11人。12月25日，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布告，取缔由襥登博等人操纵的“圣母军”反革命秘密组织。12月29日，兰州市各界群众，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为保障祖国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①严惩襥登博等帝国主义分子，交群众大会公审并予驱逐。②惩办甘心背叛祖国、为帝国主义充当帮凶的反革命分子李为栋等。③接办“公教医院”。1953年2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德籍间谍濮登博、赵承明、奚伯鼐、汤德望、梅勒私、艾和风;奥地利籍间谍海德基、方济众；西班牙籍帝国主义分子姚大舟驱逐出中国国境;判处法籍帝国主义分子贝达义有期徒刑二年、驱逐出中国国境。至此，我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斗争,取得了根本性胜利。
  在镇反中，还结合开展了肃毒运动。全市发现制、贩、运、藏毒品的分子4080名.，从中逮捕617名，管制583名，处决罪行严重的毒犯7名，对众多的吸毒人员采取了强制性的戒烟措施。通过肃毒斗争，基本上制止了毒品的广泛流行，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种丑恶现象。
  (四）摸底判定阶段(1952年12月至1953年6月）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敌情，搜捕、打击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并对镇反是否彻底，进行复查判定。
  此项工作结合肃毒、冬防、户口调查、劳动就业和土改复查同时进行。公安部门组织了大批干警，从清理档案材料入手,对镇反以来发现的特、匪、党、道、霸等五方面敌人，逐人核对摸底，调查对证，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摸清了兰州市原有和外来五方面人员的底数，捕办了一批新发现应受打击的漏网反革命分子，核实了几年来杀、关、管、放、转和未处理人员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镇反判定认为:①我市在镇反中对五方面敌人的清查是彻底的，漏网反革命分子只有37名，基本上属于正常。②对反革命的打击是稳、准、狠的。③在处理上并非一概从严，也有从宽的一面。如宽大释放了 277名，还有未列入打击范围的五种对象666名，体现了区别对待和给出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