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49年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他们采取了种种反革命手段，包括策动、遥控遗留在大陆上的特务、土匪和土豪恶霸等反革命残余势力，开辟“第二战场”和“敌后斗争”，妄图卷土重来。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全国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与美帝、蒋帮遥相呼应,猖狂地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使建立不久的我人民政权面临着严重威胁。当时，大、中城市是反革命易于窝藏的地方和破坏的重点，敌情更为复杂。
  作为西北重镇的兰州，它是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地，又是地方军阀马步芳统治的势力范围，建立有庞大的特、宪、警、保等反动机构，其中仅中、军统就设有区、处、室、站、台、队、组、所等大小特务机构30余处，豢养着大批反革命爪牙。他们在长期的反动统治年月里，残酷镇压、迫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血案累累。如中共甘肃工委领导机关曾两度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工委负责人梁干丞、罗云鹏等同志先后罹难。兰州解放前夕，敌人更加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沟惨案”。
  1949年8月26日，我军攻克兰州，歼灭了大量敌军,摧垮了蒋、马的反动统治。但国民党在兰州的特务等反动机构及其人员却未受到致命打击。敌人在仓惶撤退时，除了少数军政要员、特务头子逃往台湾以外，其下属的大批特务、军政官吏等反革命分子，有不少在城市潜藏下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9月17日，兰州市军管会颁布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到年底，虽有455名特务分子向军管会公安处进行了登记，但只管训了其中组、站长以上骨干分子167人，多数特务没有及时管束，社会上还流散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土豪恶霸等反革命残余势力。加上由外地逃入本市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约2000余名，占城市人口总数的1 %以上。另外还有被我军击溃的散兵游勇5千至6千名，一贯道、无极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道徒近5万名（含皋兰县)。这些反动势力以特务为中坚，对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前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只是由于解放不久，百业待举，我们党正忙于组建人民政权、恢复生产和安排人民生活，还来不及清算他们的罪行。反革命分子就忘乎所以，迫不及待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正如新华社在9月6日 《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社论中指出的“凡是新解放区在脱离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心，则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敌人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拼凑反革命集团，组织“地下武装”，企图用暴力颠覆人民政权。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活动，在1950年春季开始抬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50年，兰州市公安机关破获以“复辟”为目的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起，捕获反革命首恶和骨干分子180人，其中组织“地下武装”的反革命集团案件11起。这些反革命集团，多以特务、反动军官、反动道首和惯匪为骨干，以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无极道、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为社会基础，凶残、露骨、疯狂至极,公然打出“反共复国”的旗号造反，以求一逞。如以郭凯为首串联反动军官、特务、无极道首等20余人组成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反革命集团，从1950年农历1月至3月间，有计划、有组织地先后武装抢劫兽医学院、十里店驿运站、西关木器厂等3处，劫掠了大量财物。并企图纠合兰州南北山的无极道、散兵游勇和国民党投诚部队中的反动分子，于农历3月21日发动反革命武装骚乱。由于被我公安机关提前一天破案，才使他们的罪恶目的未能得逞。曾任敌军保二团政工室主任的军统特务余鹏，混入我市人民政府当了干部串联老关系,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战地党务工作委员会”反革命集团，私刻“关防”,设官委职，扩充组织，网罗党徒，在兰州发展爪牙70多人，成立了“总部”，余自任“总负责”，委任旧军官和特务陈公言、裴广汉、刘增杰、王衡南、钟大凤、杨振东、马文耀等人为“参谋长”、“秘书处长”、“调统处长”、“参谋处长”、“通讯科长”、“暗杀队长”等伪职。还在平凉、陇东、陇南、河西和洮河流域的9个县建立了“支部”，企图建立反革命“军事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策应美蒋“反攻大陆”。1950年9月30日，向中华路等6处散发反革命传单50多份;10月9日又向中央广场等地散发“双十节告大陆同胞书”反革命传单200多份。案犯周希义、潘伟，利用当招待员之机,将反革命传单抛撒在省各界人代会会场、饭厅和代表住地。这个反革命集团有7名成员混入我市市级机关、团体和学校内部，窃取了大量军事、政治等情报。
  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在我市发生了数次反革命暴力骚乱。
  如在一野训练大队受训的国民党“投诚”军官褚展国、高靖天、王宋智等反革命分子，利用在永登吐鲁沟伐木的机会，于1950年4月6日、7日枪杀我军事代表、训练大队长边重光和进步学员黎子炎两同志，煽动和裹胁学员60余人进行暴乱。他们公开打出国民党党旗，号称“西北青年忠义救国军”，由褚犯任“西北游击总司令”，高犯任“参谋长”，主犯刘子明为“县长”，策动偷袭连城区公所和县大队。8日，窜至竹林沟，被我民兵击溃。13日，余众10余人又窜到西固区半乐乡，劫持了区干部张效仁,抢去步枪一支。张效仁同志脱身后，率领该区民兵进行围剿，追到洮沙县红咀区太谋村，将该股叛匪歼灭,擒获匪首褚展国等人。中统甘肃调统室主任王富国，早在1949年5月，就指示中统骨干分子史彦博与皋兰水埠的无极道首李广武（中统特务）、韩兰亭等人勾结，组织“武装工作队”，准备解放后在北山“打游击”。临解放时又发给史彦博电台1部，步枪数十支和大量活动经费。9月初，史、李等人向公安机关假自首，交出了电台和一批武器。但当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积极活动，秘密串联当地的反动道首，策划造反。造谣说“真龙出现福地，皇帝就在皋兰。”推道首魏配中为“皇帝”，国号“复兴王”，李玉梅为“丞相”，李广武、韩兰亭为正、副“总司令”。1951年4月5日煽动和裹胁安宁区中山乡的马家沟、直头沟、俞家湾等地的无极道徒约300多人，手持刀矛、步枪等武器，进行武装叛乱，扬言“6日内攻下兰州，打下西安，保主立帝坐天下”。他们袭击了乡农会，抢去7个乡的民兵枪支40余支，绑架干部10余人，并与我剿匪部队武力对抗，被我击溃，参加叛乱的道众40多人毙命。继“4 • 5”骚乱之后，1951年4月15日，又在皋兰泥湾地区发生了以无极道首金汝鑫为“玉皇大帝”，国号“元丰”，号称“陕甘豫川人民自卫白枪会”的反革命骚乱，参加骚乱的道众200余人，袭击了泥湾乡农会，抢去民兵枪支20余支，杀害我公安助理员、工作组干部和民兵5人。
  按照敌特机关的“应变计划”布置的潜伏特务,解放后也纷纷露头活动。据解放初公安机关掌握的线索,敌人布置在本市的潜伏特务达8股之多,人数有数百人，远逃广州的阎锡山，曾纠合一批反革命爪牙，组成“西北侦察队”，于1949年7月乘飞机来兰预作潜伏，企图伺机对我进行破坏活动，被我公安机关侦破。由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胡子萍亲自布置的宋念祖、关涌泉潜伏组，于解放初搜集了我军人城接管等重要情报，向逃往河西的胡子萍发报、传送，当我公安机关10月下旬破获此案时，从宋犯在广武门外的住处查获电台两部、手枪1支、银币数百枚及金砖5块。据统计，兰州市公安机关在1949年9、10两月共破获特务案件32起，缴获电台3部、长短枪10余支，逮捕特务、反革命分子43人。“青马”特务朱文锦、马福泉等，由西宁潜入兰州市,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多次在市内散发反革命传单。1950年1月4日，他们公然将“告全国同胞书”、“告解放军兄弟书”、“告革命战士书”和辱骂我党领袖“书”等4种反革命传单投放在我市政府收发室。3月31日晚，又向和平路、中华路、自由路等街头散发了大量与上述内容相同的反革命传单。我公安机关6月4日破案时缴获油印机1部、“关防”一颗及反革命传单底稿，首犯马福泉、马爱德、郭增泰、朱文锦等18人落入法网。
  解放初的土匪抢劫活动也很突出，有明显的反革命政治破坏性。仅1949年9、10两月，我公安机关就接报在市区和皋兰县境内发生的土匪武装抢劫和冒充我军、警人员劫诈财物案件18起。
  9月9日夜，牛星山、吴永华等5名惯匪、特务，冒充解放军，劫掠了皋兰县天都乡龚家崖头村两户居民的金银财宝。惯匪张永贵与国民党警特人员王彦林、王和斋、南松青、段福昌等结伙,企图在9月11日借鸣午炮为号，武装抢劫益民路长江实业银行，被我公安机关预先侦知，一网打尽。9月18日夜，武装匪特8人劫掠了阿干石佛寺，抢去和尚的银币20元，并强奸了尼姑。1950年，全市共破获抢劫案件52起，捕获土匪221名。据对1至4月发生的18起劫案分析，冒充我军、警和干部作案的占13起，反革命分子徐致远与军统特务刘汉秀等，串联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数十人，号称“29集团军”（又名“天水占领军”），利用窃得的天水市公安局证章和我市军管会符号,经常冒充我公安人员，以检査枪支、烟土等违禁品为名，进行抢劫敲诈活动。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4月8日，共行劫28次，其中徐犯亲自参加15次,劫取大量民财，仅2月21日夜一次即抢劫磨沟沿28号居民牟鸿斋的银币1600元、人民币230万元（旧币）。4月初当徐匪等探知北山某村民家藏有大烟1000余两，正在密谋作案时，被我公安机关一举侦破。
  除上述严重敌情外，反革命分子还放肆地进行以下破坏活动：1. 暗杀。十里店税务所所长被暴徒在头部钉了铁钉,致成残废，久侦未破。我公安七分局留用的旧警、兵痞刘驹林、杜开成等反革命分子，阴谋刺杀分局长、股长等负责干部，然后携枪叛逃上山“打游击”，由于被其同伙告发，阴谋未逞。反革命分子还预谋刺杀王世泰、吴鸿宾等领导干部。
  2. 纵火。一野汽二团材料库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烧毁,损失人民币达7亿元(旧币）。
  3. 私藏贩卖枪支。逃亡兰州的国民党陕西旬邑县长邢子宽，将手枪11支私藏于桥门街万兴堂经理周通之家中，被我公安机关查获。1950年上半年破获反坏分子私藏、贩卖枪支案89起，逮捕136人，缴获长短枪122支，子弹8017发。
  4. 造谣。解放后，反革命谣言一直不断,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制造战争恐怖;鼓吹美、蒋“反攻大陆”，散布“变天”谣言;挑拨和破坏我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民族关系,有意制造矛盾，对我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肆意进行歪曲、诬蔑和破坏。1950年3、4月间，反革命分子造谣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反革命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反动分子马有福等人挑起了轰动全城的所谓“解放军抓娃娃”事件,4、5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沿北城壕、中央广场、民国路游行示威，坏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另，我市城、乡一些恶霸地主和封建把头，如旧社会曾横行阿干镇，害死人命10余条，强奸妇女30余人，掠夺民财达5万银币的“活阎王”王元;残酷压榨、迫害矿工的“煤霸”张伯安;剥削、欺压穷苦百姓的草场街大恶霸王苇舟;在顺城巷开设妓院12年，诱骗200余名妇女陷入火坑,害死人命两条，勾结特务为虎作伥的吸血老板王春林夫妇等。他们的罪行未得到清算，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对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有些人甚至操纵和勾结特务、土匪，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特、匪、党、道、霸等残余反革命势力“五位一体”，向我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发起了挑战，使全市的敌我斗争形势呈现了尖锐、激烈和复杂的局面。对这股反革命势力及其破坏活动实行坚决的镇压,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